李峰教授的新作《早期中国：社会与文化史》近日由三联书店出版。这是一本结合历史学与考古学的重要著作，不同于国内学界的断代方法，以“早期中国”的视角，尝试描述和解释从文明起源至公元220年东汉灭亡的历史，并将此段历史放在一个比较的脉络中，思考国家形成、书写的起源、官僚组织、法律和政体、诸子百家、战争性质的演变、帝国的缔造等中国社会史和文化史上的重要问题。

5月21日晚，“三联·知新大会”第四季第四场“比较视野下的早期中国”在线上举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峰、北京大学教授李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博士及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院长、研究员戴向明博士就考古学意义上的“早期中国”展开热烈讨论。本场活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博士主持。

“早期中国热”与迅速发展的考古学

主持人许宏博士在开场时谈到，在当下中国，随着整个中国社会经济腾飞向上，在文化上探寻中国是怎么来的成为国人一个非常关注的问题，甚至产生了某种整体焦虑。李零先生的《我们的中国》，李峰先生的《早期中国》，许宏自己的《最早的中国》等，书名都带有“中国”字样，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早期中国热”。而随着考古学学科的发展，各种新的考古发现为解答上述问题提供了崭新的资料和独特的视角。

在活动中，李峰教授谈到，他认为“早期中国”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以苏美尔和希腊为代表的城市国家（城邦）；二是以中国的商和周为典型代表的邑制国家。“邑制”一词是从商和周的当代文献中  摘取的，商代的甲骨文和西周的金文都有大量的资料在谈邑这个事情。

在他的理论中，领土国家是一个比较新型的国家，“是邑制国家和城市国家发展的下游的国家形态，最后都发展为领土国家。到了领土国家以后，基本上就到了帝国的前身，从领土国家发展到帝国，可以说是一步之遥，也可以说是必然的趋势。”因此，李峰认为，对西周国家的重新认识是了解早期国家的关键，也是我们理解后面一系列发展的出发点。

李零教授指出，李峰先生很重视国家形态的研究，特别是官僚制度和科层管理，因为他自己的工作重点更关注西周，并且把早期帝国也纳入讨论。

“过去有一些汉学家对西周国家的大小和水平往往估计过低，认为只是一些简单的点连成线，窟窿都特别大，好像奶酪一样。我看李峰这本书里对这种估计事实上有一些不同意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西周是有周天子的，早期武侯、军队、几大军区实际上都要受命于天子的，所以我们应该注意到古人那么重视西周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孔子就说‘从周’，一般人都认为他是说文化，他欣赏西周的文化，比如帽子、车子是哪个朝代更好，其实他更重视的是制度，特别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王国维和陈寅恪他们尊孔不是尊别的东西，他们尊的是因为孔子欣赏的是西周初年的制度，他们两位其实都是从制度方面考虑对于西周表示出的欣赏和赞叹。”

李新伟博士想追寻一个更早的中国，谈的是关于“最初的中国”的问题。他表示，考古学家很明确，想把早期的基础再往前追。其实以前这不是考古学家的事，以前古史系统记载得很确定，三皇五帝到如今很确定的系统，但是因为古史辨派把古史质疑推翻以后，所以大家把期待就放在了考古学的身上，学术界期待考古学能够重建一个古史。

李新伟说：“我对‘最初的中国’的定义，即中国各主要的史前文化区，在同步发展的基础产生密切的交流，而且这些交流很多是高级的、上层的、最精粹的知识的交流，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一个文化共同体，这个文化共同体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最初的中国’。”

戴向明博士则认为，关于早期中国的认识，应该从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更是作为一个文明共同体的形成过程的角度来观察。中国史前有八大文化区，各核心文化区此起彼伏，并非齐头并进，中国史前文化与社会多线发展。同时，各文化区彼此之间形成一种密切交流的关系，把不同区域产生的史前文明连接成一个总体，形成一个盘根错节巨大的‘文明丛体’，不是孤立的，互相之间相互连接。

戴向明博士谈到，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800年左右之间，南、北方先后出现了一些鹤立鸡群般的“超级聚落”，如长江流域的良渚、石家河、宝墩，黄河流域的陶寺、石峁、尧王城等，这些在“万邦林立”中经过不断兼并、整合而来的“大邦”，应具有更大的政体控辖范围和更复杂的社会结构。他认为，综合考察中心聚落和聚落群的规模、超级聚落内已发现的诸如大型宫殿建筑、王者级别的贵族大墓和大型工程、高端玉器等奢侈品，初步可以判定，像良渚、陶寺、石峁很可能已经进入了早期国家的前列。

李峰新作《早期中国：社会与文化史》

李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系终身教授，专长西周历史与考古。 作为一名陕西宝鸡人，他从小生活的地方就是西周历史的中心地区（周原属于宝鸡地区）。1980年代，李峰从西北大学考古系毕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沣西考古队从事田野发掘，有很好的考古经验。后来，李峰又先后师从中国著名的商周考古专家张长寿、日本东京大学的著名青铜器专家松丸道雄和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西周史和青铜器专家夏含夷教授，接受了来自不同学术传统的多重学术训练。

近二十年间，李峰先后出版了两部颇受好评的学术专著：《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剑桥大学，2006年）、《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剑桥大学，2013年）。中文版分别由上海古籍和三联出版。如果说前书侧重的是西周历史由盛而衰的过程分析，后一书则更多地是一种横向的制度研究，两书互为补充。李峰的研究表现出对各方面材料的充分利用，资料翔实，又有理论分析，特点突出。通过这两部书，他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在学界受到较大关注和积极回应。

早期中国，是上世纪70年代以后在西方汉学，特别是美国汉学当中逐渐形成的一个学术范畴，与国内史学界所讲的先秦史有一定区别。“早期中国”作为研究的时间断限，指的是佛教传入以前的中国文明，也就是汉代灭亡以前中国的早期历史。李峰认为这段时间纵使在东亚大陆上有不同的区域文明，但都可以视为这块大陆上的内在发展过程。在这段时期内，中国大地虽然也受到外来的影响，特别是外来的技术体系或者是发明的影响，但是中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是因为自身的原因、按照自身的逻辑进行的一个漫长的、复杂的发展过程：从早期农业社会逐渐发展到早期国家，再从早期国家发展到早期帝国，这是一个自身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

《早期中国》一书是李峰的新著。该书的特点之一在于强调了中国文明的连续性与同质性。作者在绪论中明确表示：如果我们把中国历史看作一个整体，那么早期中国是整个历史长河中跨度最长的时期，并且也是社会变化和政治发展最激烈的时期。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区域范围内的原始文化特质被逐步改变，并且融合成为有特色的中国文明。可见其组织全书的核心在“同”而不在“异”，尽管在早期中国这段历史时期，不同级别和规模的社会组织都曾登上舞台，但李峰聚焦的是趋势性和发展性，即使有对不同区域、不同时代的专门论述，也是为了发现和梳理其中政治、宗教与文化的延续性。因此，不同于国内学界和大众知识领域对于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的断代分割讨论，此书表现出一种“贯通”的勇气。这在历史学和考古学领域都是较为罕见的尝试。

此外，书中广泛运用最新材料。欧美学界以往对于中国古代史的写作多以合著的方式， 具体成果展现在《剑桥秦汉史》与《剑桥中国上古史》的出版，然而两本书的不同作者之间不仅观点不同，有时甚至相互矛盾，主要原因在于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新资料太多，而早期中国的研究被划分为历史学、考古学与艺术史等不同学科，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研究方法。李峰则认为，我们对中国早期文明的看法现在基本上可以建立在当代的史料基础之上，这些史料既包括了物质文明的产物，如遗物、遗迹，同时也包括了当代的书写资料，比如甲骨文、金文和出土文献。作者考古学出身，一方面熟稔出土的古文字与物质材料，另一方面也掌握传世文献，同时深入了解西方的考古学理论，故能够在一个宽广的视角中重新检讨中国文明。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所摘引文献，除少数几篇考古学论文外，均来自非中文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尤其是每章章后附有少量推荐阅读篇目，对于想要了解考古学和海外汉学最新研究的读者是非常好的指引。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 ，《早期中国》的英文版最初撰写时的目标读者是高年级大学生、研究生以及非专业读者，作为非中文世界早期中国研究的一部入门书。作者在前言中表示，要出版一本更好地满足初学中国文明这一关键性时期的学生们所需要的书。与此同时，李峰对早期中国历史的一般性趋势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因此，对历史学专业人士而言，本书可以看作作者参与当前早期中国学术讨论的一部概论，颇有参考价值，值得学界重视。

此外，李峰认为写作这本书以及研究中国文明早期形成过程有更重要的意义，即对研究世界文明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一直认为，研究中国文明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放在一个比较的框架中，把中国文明作为人类共同经验的一部分来进行研究。不仅如此，过去一百多年的这些重大考古发现也可以让我们采用和世界其他地区文明研究所共通的一些方法来进行研究。”

南都记者 黄茜

编辑：黄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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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茜9448W

南方都市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