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事情过去很久，许多被访者仍能回忆起网暴发生的那一刻。面对铺天盖地的谩骂与指责，再怎么告诉自己不必理会，也很难不被动摇。

5月31日，南都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心以“网络暴力的预防与治理”为主题，举办了第八期南都数字经济治理论坛。

与会专家提出，应鼓励公共空间的讨论，但绝不是以讨论为名的谩骂。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在网络上的行为承担相应责任。在这个缺乏同理心的时代，每个人都应该在指责和谩骂之前试着去理解他人。

自2006年“网络暴力”问题引起公众广泛讨论以来，至今已有16年之久。当时“女子踩高跟鞋虐猫事件”“铜须门事件”曾引爆舆论，随后开始有网暴受害者拿起法律武器维权。尽管多年来网暴事件层出不穷，但立法上一直没有对网络暴力作出明确定义，究竟何为网络暴力，如何界定？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啸从法律角度对网络暴力现象进行拆解——民法上，网络暴力是一种侵权行为，涉及侵害他人的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益等人格权，甚至涉嫌侵害他人生命权和健康权；刑法上，网络暴力可能会涉嫌构成侮辱罪、诽谤罪。网络暴力行为还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政违法行为，需要承担行政法上的责任。

“从狭义角度看，网络暴力可能更接近法律上的界定。随着网络暴力的蔓延和发展，广义的网暴还包括一些讽刺挖苦、阴阳怪气、幸灾乐祸，甚至是负面评价等让用户主观不适的言论。目前的平台治理，还是会从广义角度去界定网暴行为。”抖音安全专家刘欢说道。

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学讲师董晨宇认为，界定网络暴力应该同时考虑到两件事情——施害者行为和受害者的主观感知，特别是考虑该行为在具体文化语境中是否被普遍认为会造成伤害。“同样一句话，发表在微信群和发表在虎扑、抖音等平台，效果可能完全不一样。很多看起来没有暴力性质的语言，其实也会给当事人造成伤害。”

还有一种情形值得注意——用户在网上“互喷”展开骂战。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郑晶晶表示自己曾接触过一些“不太完美”的受害者。比如有的客户本身就是知名网络喷子或是网络大V，在发表言论或表达观点时语气激烈、攻击性很强。他们既是网暴受害者，也是施暴者。

郑晶晶了解到，在一些“互喷”司法判例中，曾有法院认为双方实际处于持续地、相互攻击的状态下，法院综合考量双方的职业、影响范围、过错程度及行为目的、方式、后果等相关因素，认为双方并无个人恩怨，仅是因为对社会公共问题看法不同引发争吵进而互喷回击，未造成名誉贬损的实质性损害，故不构成名誉侵权。

法院指出，原被告双方在网络公共空间进行公共事务的讨论，作为网络大V更应当严格约束自身言行，且双方完全可以通过平台投诉机制来化解矛盾。由此她不禁担忧，“这类网络暴力发展到后来，会不会演变成双方煽动各自粉丝对对方网暴的情形？”

当论及网暴事件频发的原因，刘欢表示，互联网产品的快速发展加速网络的自由表达。当前网民群体日趋年轻化、多样化，在面对各式各样的社会热点事件时，根源于不同地域、不同风俗文化的观点很容易发生碰撞。

董晨宇则观察到技术发展带来的网络普及。他指出，移动媒体的普及让人们全方位、沉浸式地介入互联网环境之中，冲突难以避免。从这一角度来说，不仅仅是中国，全球范围内网络暴力的发生频率都在不断提高，同时人们对于网络暴力的意识也越来越强。“以前也有网暴问题，只是那时候骂人成本相对较高，你还得到台式机面前打打字，现在等个车都可以用手机骂两句。”

网络暴力的治理需要多方面的协力，程啸认为，不仅是民法、刑法、行政法上对网络暴力行为的法律责任的规定，还包括网民在网络空间活动时，要尊重他人的隐私权、名誉权等各种权利，平台要严格遵守法律，依法预防和处置违法信息，同时，公安机关等行政机关要加强管理和对违法行为的处置，检察机关依法为受害人提供支持。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遏制网络暴力行为，充分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

除此之外，“法不责众”也常常被认为是网暴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应该如何突破这一桎梏，实现惩治网暴“法要责众”？

因向母校捐赠巧克力被网暴的上海师范大学学生陈真真认为，一个个无意识的施暴者联合起来，对她形成了众多伤害。也许每个施暴者和陈真真之间是“一对一”关系，但实际上陈真真是在“以一对多”。不过在她看来，没必要揪住每一个施暴者不放，而是将法要责众的“众”换成“重”，抓住重点施暴对象，对明显过激或引起巨大舆论效应的这类网暴行为予以处罚。

董晨宇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指出，网络暴力一个重要特点在于施暴者的责任被稀释。比如在“上海女子打赏跑腿小哥200元疑似因网暴自杀”案件中，单个网友往往不会认为是自己的行为导致了当事人自杀，因为个体行为实在微不足道。但千千万万微小的稻草聚集起来，的确能让一只骆驼倒下。

郑晶晶也对施暴者“责任稀释”的问题深有感触。有时候网友评论只是在表达个人观点，也未使用侮辱性词汇，从内容来看并不构成网络侵权；但于受害者而言，你一言我一语会累积成巨大的舆论压力。在此情形下，究竟应该讨论谁是最后那根压死骆驼的稻草，还是讨论这类群体行为属不属于网络暴力？

针对上述诸多疑惑，广州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一庭法官袁玥特别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施暴者人数众多可能会让受害者的维权成本变高，或导致法院接收的案件数量增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不责众。只是在现实中，面对一群责任被稀释的施暴者，受害者可能会缺乏维权的勇气和动力。

袁玥还提到，当前法律制度相对完备，即便“你一言我一语”对受害者造成伤害，也可以按比例划分责任。当然，如果受害者自身存在一定过错，法院也会据此适当减轻侵权人责任。“我特别想表达一个态度，法院作为裁判者不会抵触或惧怕网暴案件的数量。只要审理确认存在侵权行为，行为人肯定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我们也希望通过裁判起到引导和震慑的作用。”

很多时候，网络暴力并不是单纯法律问题，还牵扯到社会心理、社会道德问题。

董晨宇坦承，作为一名社会科学研究者，自己会有巨大的无力感。因为网络暴力可能不是个别网友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性问题。“我们太缺乏同理心了，同理心是这个时代的稀缺品。为什么人们发表评论的时候，不去想一想对方所处的环境，他的收入出现了怎样的危机，在隔离期间心理层面的脆弱呢？”

不仅如此，他还观察到一些网友试图通过以暴制暴的方式——去网暴那些曾经伤害他人的施暴者，来完成社会道德的循环。“当网络暴力超越法律所能解决的范畴，上升为社会道德问题，那么又该由谁来解决社会道德问题？”

谈及“网络暴力”，事后追究的成本高昂，常常是受害者在维权之路上踌躇不前的主要原因。而实名难、取证难等问题又反过来导致施暴者更加猖狂，形成恶性循环。

郑晶晶对此深有感触。作为专注于网络侵权纠纷的律师，她总是被当作倾诉对象，直面受害者内心伤痛。她坦言，被网暴者维权要付出的，不管是时间金钱还是精力，维权成本是巨大的。一个案子从起诉立案到最后拿到判决，从起诉平台到直面网暴行为人，中间需要一年甚至更久。

“对受害者来说，伤害是不可能随着时间拉长而减轻的。而且即便胜诉了，法院判决的维权成本和精神损害赔偿的金额也不高。我们都清楚这些对他们而言意义并不大，更重要的还是施暴者及时进行赔礼道歉，为受害者恢复名誉，同时澄清事实、消除影响。”

因此，郑晶晶希望平台在诉前调解阶段能够提供网暴行为人的注册信息，以减少诉讼成本，缩短诉讼时间。袁玥也表示，如果能和平台联动，通过实名认证快速定位网暴用户，将更有利于网暴案件的处理。

对此刘欢回应称，目前平台的重心放在提供完备的取证能力和相应流程，使用户能够便捷地对接司法机关。比如，抖音正在搭建的一键取证功能，能够在评论区和私信帮助用户定位恶劣的账号或内容。

尽量减低事后追查成本之外，平台也试图从事前和事中两个环节进行干预。刘欢介绍道，目前网络暴力传播的主要介质是文本，抖音每天被投诉和举报的评论中，谩骂和人身攻击占比高达32%。所以从治理层面，平台不仅需要对账号进行规制，大范围发布处罚公告，更需要对内容进行引导，包括评论发送警示、私信分层管理、社群氛围建设等。

“网暴很难预防，但还是可以识别。正在发生的，我们通过算法和用户举报来及时处理。事件发生前，平台主要做引导和教育工作，让施暴者和受害者都能有一些法律意识，认识到不良互联网行为的后果。”

至于此前曾被热议的话题——是否应该为网暴单独制定一部法律，以提高现有案件处理效率？程啸认为必要性不大。对于网暴的民事、行政、刑事责任，其实都有相应规定，只是分散在各个法律中。在现行法的基础上再设立专法，他对于新法能够超出现有立法表示怀疑：“如果只是在重复，就没有意义了。”

程啸提出，能否为受害者提供更高效的救济手段，是公众关心的出发点。针对现有问题，《民法典》规定了一项人格权禁令。这一制度使受害者可以通过非讼程序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可以进行审查并快速做出裁定，要求施暴者停止侵权行为。在已有制度的基础上，程啸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尽快出台人格权禁令的司法解释，明确其程序和要件。

南都此前的访谈中，曾有一位网暴受害者说过，生活在当下的每一个人，心里都应该为网暴拴一根弦，你要随时做好准备。一旦网暴发生，普通人可以做些什么？

对于旁观的大多数，董晨宇认为同理心是至关重要的，每个人都应该在指责和谩骂之前试着去理解他人。他谈及，同理心在当今时代本就稀缺，互联网的匿名环境则带来更大阻碍。当大部分人不发言，发言的人只会用网络暴力的逻辑反制施暴者，将导致恶性循环，社会议题的讨论变成了看谁骂的声音大。

“公共讨论值得鼓励，但谩骂和讨论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营造良好的社群氛围，董晨宇认为平台也承担着不可转移的责任。这类规范通常不会被白纸黑字写下，也不会被大部分用户注意，往往是在实践中潜移默化形成的。“比如想起豆瓣，就想起豆瓣的文化，平台舆论氛围是可以被软性干预的。”

从郑晶晶接触的案例来看，不少受害者的情绪会受到较大影响，甚至出现抑郁。因此她建议受害者第一时间应该及时断网，同时向亲人朋友求助，寻求陪伴和帮助。如果需要寻求法律帮助，鉴于受害者往往不愿回顾相关侵权内容，她认为可以在家人朋友的陪同下向律师咨询法律救济方案，在律师指导下及时对相关证据进行取证保存，再向平台发起投诉并要求删除。

此前在直播连麦中以“反诈老陈”身份走红的陈国平，今年初也因经历网暴辞去公职。从网暴中走出来，他在与南都记者的采访中谈及，如果说还能从网暴中学到一件事，就是当说什么都会被“挑刺”的时候，不要特别认真去对待网上的“骂声”。

“我不是人民币，不能让所有人都喜欢，但我坚信身正不怕影子斜，然后凭良心干你喜欢干的事。”

也许正如一个网友评论，一个冬天加上一个夏天，无法换来一个春天，冬天刺骨的寒风将永远回荡在受害者心中。但是董晨宇也提到，在心理学研究中，相较于单纯向受害者表达支持，如果我们能够直接对施暴者予以反驳，对受害者的心理抚慰更大。

当讨论逐渐走向尾声，我们会发现，网暴越发频繁的原因或许来自日渐高涨的对立情绪和极化效应。但这种撕裂涉及更深层次的社会立体化治理，远非对网暴进行追责就能改变。

目前我们能做的，套用时下流行的一句话——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在网络上的行为承担相应责任，每个人都有义务去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这其实是在保护自己的同时，震慑整个网暴群体。

采写：南都记者黄慧诗 黄莉玲

编辑：李玲

更多报道请看专题：南都数字经济治理论坛第8期：我们与网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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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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