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译林出版社“大家德育课”全新推出由浙江大学敦和讲席教授、中西书院院长刘东撰写弁言、题解的梁启超作品《德育鉴》，以及在其基础上加以延伸、阐发的全新力作《德教释疑》。

百年前，梁启超以切身社会实践，重回古代先儒修身治心根本，寻求救世之道；百年后，刘东以社会之关切，再续新时代青年人的德育修身之业，重拾中华文化之自信。

1903年，梁启超结束一段为期十个月的美洲之旅后，一摒此前政治上力倡“民主”“共和”，思想上“发明新道德”的主张，转而面向中国先贤大儒，从中汲取修身治心之道，以图通过道德重建，恢弘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本原之学，并担当救国救民之责。

两年后，梁启超编纂《德育鉴》，为新学青年量身定做修身指南，以培养有志之士伟大人格。该书初刊于《新民丛报》，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单行本，风靡一时。梁启超精选出先秦至明清65位先儒421条德育修身的格言语录，分为“辨术”“立志”“知本”“存养”“省克”“应用”六篇，按照修身的方法和步骤摘录编排，并加按语跋识。

他自称本书“其体裁异也。惟有志之士，欲从事修养以成伟大之人格者，日置座右，可以当一良友”。在“学绝道丧”之际，他希望重返儒家的道德本心，以此建立融会中西之长、足以长治久安的善好社会，传承中国文化的命脉。

梁漱溟、胡适、徐志摩、范旭东等民国风云人物都在成长中受到过《德育鉴》的重要影响。现代新儒家梁漱溟在《我的自学小史》中回忆道：“任公先生有《德育鉴》一书，以立志、省察、克己、涵养等分门别类，辑录先儒格言（以宋明为多），而任公自加按语跋识。我对于中国古人学问之最初接触，实资于此。”胡适坦言自己受《德育鉴》和《节本明儒学案》的引导而去读宋明理学书，也正因此，才萌生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徐志摩在读罢《德育鉴》后，合十稽首，感喟“喜惧愧感，一时交集”。

刘东

刘东在十余年前复建了梁启超所在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还将其《德育鉴》设为国学研究院的德育教材。刘东敏锐地意识到在百年后的今天，《德育鉴》仍有其迫切的现实意义：“恐怕梁先生都无法逆料，这种对照到今天变得如此紧迫，在后世出现了一层障碍，无形地阻隔着同传统精神的亲近。”

此次由刘东教授撰写弁言、题解的《德育鉴》版本，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翟奎凤根据多种版本作了点校和注释，并在附录中对全书所涉名儒做了简介。这是一个更适合现代读者阅读的《德育鉴》版本，强调的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德性修养和励志修身之本，对于今天的青年来说，在当下非但没有过时，意义反而更加彰显。

刘东早岁师从思想家李泽厚，现任浙江大学敦和讲席教授、中西书院院长，发表了《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长问西东》《我们共通的理性》等三十余部专著或译著，主编“人文与社会译丛”“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艺术与社会译丛”等，创办了《中国学术》杂志，蜚声国内外。

他在《德育鉴》弁言中说：“语境虽有所迁移，外在的物象亦大有变异，可自己的内心依然如故，而价值追求更是未稍动摇。”借着为《德育鉴》撰写题解的机缘，刘东在《德教释疑》中解答了一系列极为关键且迄今尚未厘清的儒学难题，比如有无公德与私德之分，“为己之学”为什么反而是成己之学，心学比理学强在哪里，修己与待人的区别何在，道德要不要形上预设，怎样才算是知行合一，等等。梁启超选编的《德育鉴》原有一篇例言和六章正文，共七个部分。刘东为各章分别撰写两篇“题解”，以联系当下特定的复杂语境，对于诸多疑难问题进行解疑，作为青年读者进一步阅读的导引，也有助于读者更深刻理解《德育鉴》之精髓。

在刘东看来，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有一套作为其基调和特色的学术话语，在千百年里不间断地被接续研讨和讲谈着。《德育鉴》一书所集中反映的，也正是这样一种贯穿文明始终的“接着讲”的进程。从孔孟到程朱陆王，到康梁，一直来到我们自己……只要中国文化不断传承下去，它就必然包含着对后学的无尽期许，要求把这种讲谈活动继续延伸下去，不光延续到我们，还要延续到我们的后人，以及我们后人的后人。《德教释疑》一书不仅是后人“接着讲”，还更要进一步去“对着讲”；甚至不光要跟古代的西学（佛学）“对着讲”，还更要跟当今的西学“对着讲”。与古人、与西学对话，在相互理解中达成重叠的意识。

中国文化的自身主动性，也就势必要被调动起来，这将会拉升和激活传统本身，使它不再被只当作全球化时代的某种地方性知识，而得以从价值理性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上，向世界重申自己由来已久和言之成理的人生解决方案。

“正是在这种持续的学术对话中，人类社会中相反相成的两种力量，”刘东说道，“即收束与开放、聚敛与流失、天理与人欲、良知与功利、利他与利己、好古与尚今，才会在文明内部构成良性的张力。而且，又只有让这种张力保持下去，才能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地，在我们的研讨与讲谈之中，缓缓流淌出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乃至于中国文化的未来形态。”

一百多年多后，重温《德育鉴》，捧读《德教释疑》，可以看到，梁启超阐述的辨术、立志、正本、存养、省克、致用、救世的德育之道和修身之术，对于重拾文化自觉无疑依然具有振聋发聩的启示意义。

编辑：朱蓉婷

本文作者

朱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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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