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据要素的核心引擎作用日益凸显，而数据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也越发受到重视。《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均提出，研究构建数据知识产权保护规则。

在2022年4月24日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称浙江、上海、深圳等地已开展数据知识产权保护试点，为后续制度设计提供实践基础。那么，试点取得哪些成效？如何进行制度设计推动数据产权保护与数据有效利用、流通交易有机统一？为此，南都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知识产权学院院长,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会长刘春田。

数据是数字技术成就集中表现，知识产权赖以产生的前提

南都：数据与知识产权是什么关系？如何推动数据持有权、使用权等相关权利有序分离与流通，满足数据流通使用需求？

刘春田：在这里，我们所说的知识是客观的。广义而言，知识是人类对认识的描述。随着人类表达技术的发展，知识呈现出为多元的语词形态，发展为日益丰富的符号形式，包括文字的、语言的、声音的、时间的、空间的、光线的、色彩的、点的、线的、平面的、立体的、人身形体的等等。数字也是知识的描述手段之一，数据是因数字技术而出现的、新的知识形态。数字作为表达技术，可以描述所有知识。因此，数据也成为一切知识的通用表达形式。也就是说，所有知识形态都可以和数字进行互换。

在数字技术支持下，其他任何知识形态都可以压缩为数据予以表达、储存和移转传递，且效率高、成本低。数字技术不断进步，知识的存储规模、移转速度不断提高，也成为知识生产，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素。人类财富的具体形态是发展的。数据不仅是因数字技术发展而形成的崭新财产形态，而且极大推进知识的全面繁衍、发展，最终推进财富生产的极大进步。

数据是数字技术成就的集中表现。知识是知识产权的对象。对象是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发生的前提，是客观存在，是发生知识产权这个事物的因。因此，数据作为知识的表达方式，也是知识产权的对象，是知识产权赖以产生的前提。在万物互联时代，数据知识产权就是基于对数据的支配和利用所产生的财产权，属于私权，是知识产权的形态之一。

“一兔走街，百人追之，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兔为未定分也。积兔满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后，虽鄙不争。”（《慎子》）之所以产生上述差别，根本原因是“兔子”之上是否有明确的权利划分与边界。在互联网时代，“数据”就是“兔子”。要满足数据流通的需求，首先就要对数据之上的利益关系进行合理分配与保护。“定分”才能“止争”，法律的作用就在于定分止争。因此，推动数据所有权、使用权等相关权利的有序分离与流通，关键在于通过法律的手段实现数据相关权益的确定、归属与保护。

打通数据与资本融通，推动数据资源与金融资源优化配置

南都：目前全国部分地区正开展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数据知识产权公共存证等方面探索，浙江、上海、深圳等地已经开展数据知识产权保护试点，据您了解已取得哪些成效？有哪些可行性保护路径？

刘春田：数据的本质、特征和它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传递性、无与伦比的高速流转性，决定了数据自身作为财富，并作为新的财富的生产手段的优越性。人类财产是在技术进步推动下，通过流转产生和增值的，从物物交换，抽象到贵金属等一般等价物，纸币等价值符号，支票转账，再到数据传送，交易手段不断方便，交易速度不断加速，交易时空不断扩大，交易密度、强度不断提升，交易成本不断降低，交易安全不断提高。无论何种做法，都是利用一切技术、交易手段将数据这个“自带”优势的新生财产形态纳入市场经济体制中，以便与其他知识、技术、资源等生产力要素一样，经过市场配置与整合，形成更新的技术。没有交易就没有财产，交易周期越短，样式越多，范围越广，财产的生产规模越大。

浙江、上海、深圳等地的数据知识产权保护试点，是立足交易安全的基础上，发掘数据这种财产新形态扩大、加速流转对创造财富的作用。试点力争在立法、存证登记等方面取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为后续制度设计提供实践基础。浙江已经建立数据知识产权公共存证平台，开始面向市场主体提供存证服务。对上述地区的实践经验保持跟踪，重要的是对其及时研究，找到本质和规律性的东西，探索形成一般性的理论框架和制度模式，有助于探索知识产权制度和理论创新，并推动数据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数据所产生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知识产权公共存证等方面的探索，只是知识产权保护之“术”，在“术”层面可以千差万别，但关键是要抓住知识产权保护之“道”。“以道驭术，术必成。离道之术，术必衰”。而知识产权保护的根本之“道”，就是要把知识产权作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财产形态，进而成为财富创造的最主要手段。无论是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还是知识产权公共存证等，实际上是对数据所产生的知识产权进行“证券化”，意在扩大数据的流转范围与速度，进一步市场化。本质上是打通数据与资本的融通，推动数据资源与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更便捷、更高效的生产财富。

学会运用知识产权思维模式和解释方法正确对待数据

南都：数据产权是数字经济发展中的核心问题，但当前缺乏涉及数据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定，需要如何完善？

刘春田：历史上，毕达哥拉斯学派曾认为“数即万物，万物皆数”。如果说“万物皆数”在古代还只是一种思维认识、哲学成就，那么在今天，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万物皆数”已成为生产、生活的技术应用。

在数字经济时代，一切知识均可通过数字技术转变为数据。数据成为一切知识的通用语言，知识即数据。如果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就是力量，数据就是财富。但万变不离其宗，归根结底数据还是知识。知识的最重要、最直接转化的产权形式就是知识产权。所以，数据产权，究其本质，还是知识产权，也只能是知识产权。基于这样的认识就不难看出，当前并不缺乏涉及数据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定，有关数据的法律保护并未超出知识产权制度可以解释的框架。因此，当前真正需要的是如何理性认识和把握知识产权的本质、特征、表现形式以及功能，把数据产权问题纳入知识产权的认识框架内，学会运用知识产权思维模式和解释方法正确地对待数据。这是更重要的底层逻辑。

南都：在数据知识产权保护层面，应该如何进行制度设计，推动数据产权保护与数据有效利用、流通交易的有机统一？

刘春田：《民法典》第127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其中，最重要的法律就是以《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代表的知识产权单行法。

数据只是知识产权的对象，在法律上它可能表现为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权利和利益。基于数据的本质是知识，数据产权本质上是知识产权的事实，如果对数据的法律保护另起炉灶，重新建构一套新的保护体系，无异于叠床架屋，大可不必。高效、节约是法治的基本原则。因此，只需要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将之纳入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既经济又现实，而且有充分法理支撑的选择路径。

我们应从客观存在层面厘清数据与知识的关系，这是处理数据知识产权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知识是价值的源泉，知识产权的价值在于对知识的商业性利用。数据不过是对知识的另类描述，数据只是知识产权的对象，也即知识产权发生的前提，而不是知识产权本身。知识产权法所要保护的并非作为权利对象的数据自身，而是权利人对数据，即知识的控制与利用行为。只要把数据之上的知识产权取得、归属、行使与保护等具体环节作出合理制度安排，就可以推动数据产权保护与数据有效利用、流通交易的有机统一。

个人简介

刘春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兼任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华商标协会副会长，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专家，最高人民检察院特邀咨询专家，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经贸摩擦法律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入选中国日报影响中国法治进程的百名法学家，入选英国《知识产权管理》杂志全球最有影响的知识产权50人，获美国商会“知识产权教育杰出成就奖”。

出品：南都大数据研究院 数字政府研究中心

统筹：邹莹 研究员：袁炯贤  设计：刘寅杉

编辑：袁炯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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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袁炯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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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