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要求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群体提供适当且有效的金融服务，其中以小微、三农领域、社会低收入群体等人群为典型。近年来我国普惠金融事业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仍面临诸多挑战。当前小微金融的发展面临哪些瓶颈？小微企业、个体经营户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还有哪些创新解决方案与思路？在扩宽小微金融服务范围和深度方面，有哪些群体值得关注？金融机构、互联网平台等普惠金融服务主体在此过程中又有哪些“必答题”“必修课”？对此，南都专访了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教授。

小微金融发展的根本问题在于供需两端的信息不对称

南都：中小微企业融资难是个普遍性问题，当前经济形势下，企业面临的资金问题更加严峻，有哪些因素会制约金融机构发展小微金融的水平？

欧阳日辉：受宏观经济下行影响，疫情冲击下国内外复杂的形势进一步增加了小微企业的生存压力，如何确保小微企业稳健持续地发展，值得社会各界关注。需要理解的是，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在全球也是一个普遍现象，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小微金融业务长期以来存在一种“不可能三角”问题，这是指成本、规模和风险不可能同时兼具。对于金融机构来讲，既要降低融资成本（低利率），又要提高融资服务的可获得性（规模化发展），还要控制好坏账（风险控制），这三个目标的同时实现原本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普惠金融的发展中，无论是中小微企业贷款，还有个人用户贷款中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归根到底来说，存在一个共性难题，就是资金供需两端的信息不对称。

在实践中，中小微企业、个人客户大多缺乏足够的有效信用信息和可抵押资产，而金融机构在审批贷款时往往因为得不到这些信息、数据和材料而惜贷，这说明金融机构和这部分贷款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进而影响了资金供需匹配的效率，限制了其金融可得性的实现。

南都：人民银行近期印发《关于推动建立金融服务小微企业敢贷愿贷能贷会贷长效机制的通知》中提到，要推动科技赋能和产品创新，提升会贷的水平，金融科技的应用将在其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欧阳日辉：自2016年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从国家层面确立普惠金融的实施战略以来，我国围绕小微企业融资实施了多项普惠措施。商业银行作为重要金融组织，支持与服务小微企业成为开展普惠金融的重点业务，主要通过扩大贷款规模、降低信贷利率，为小微企业让利实现普惠。

随着金融业数字化程度的提高，金融服务体系也在积极开展数字化转型。新冠疫情以来，数字信贷更是成为了服务实体经济的“新利器”，从根本上改善了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户的贷款服务，助力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生态建设。数字信贷以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融合应用为底层技术支撑，以数据为纽带贯穿信贷管理全流程，创新服务模式和产品，推动信贷业务下沉，正在逐渐将这种“小微金融的不可能”变成“可能”。

金融科技技术的赋能，一方面提高了供需匹配效率，另一方面也能更好地控制风险。从提高效率的角度来看，通过数字化技术使用与数据要素加持，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信贷业务，已逐渐朝着综合使用大数据、云计算数字技术、数据要素与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的方式来转型，实现贷款业务全流程、穿透式的数字化管理。值得注意的是，构建数字化风控体系如今已经成为发展小微信贷的一大支点与保障。从风险管理的角度而言，中小微贷款人较多是尾部客户，他们信用信息的完备性和违约率等方面都存在一些瑕疵，金融机构需要通过数字信贷技术的应用弥补这些问题，才能够把风控做得比较好。

“技术+数据”双核驱动，数字信贷创新实现“一降二拓展三提升”

南都：如何来理解数字信贷创新对小微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逻辑与价值？

欧阳日辉：数字技术与数据要素共同成为驱动数字信贷快速发展的助推器，其创新服务模式的逻辑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建立新型的信任机制。金融机构充分利用企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各种内外部数据，加强数据资源汇集归类和加工整理，提取核心信息促进数据集成共享，有助于填补征信信息空白，建立银行与客户的新型信任关系。比如通过收集获取、清洗处理与小微企业相关的核心数据，包括企业内部交易流水、物流仓储情况，融合工商、税务、社保等多维数据资源，基于算法刻画小微企业用户画像，掌握其经营状况，分析其资产情况和偿债能力，有效缓解了信息不对称，便于信贷决策，做到数据可信，最终实现数字信任。

二是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运用数字技术推动审贷放贷流程智慧化再造，基于一体化中台沉淀可共享、可复用的业务能力，综合工商、税务等多维数据综合研判企业经营状况，降低研发、运营、风控成本，提升融资服务效能。

三是培育数字金融新生态。在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深度挖掘数据潜能，推动不同业务与场景融合，拓宽服务场景与渠道，深化数据融合应用以赋能信用生态建设，从而构建起以“数据+场景+技术”三位一体的数字金融生态赋能小微金融。

南都：当发展数字金融进入深水区，您认为数字信贷服务持续创新的模式和路径有哪些？

欧阳日辉：当前，数字信贷创新的内核是数字技术与数据要素双轮驱动，通过“一降”“二拓展”与“三提升”创造价值。“一降”是降低服务成本；“二拓展”是指拓展服务广度和服务深度；“三提升”是提升金融服务能力、提升金融服务质量、提升金融风险技防水平。

在降低服务成本方面，数字信贷依托金融科技手段实现业务全流程标准化、数字化、可配置化，有效降低了获客成本、运营成本、资金成本和风控成本。从客户端来看，建立目标客户画像，打通“场景+平台”的获客渠道，结合线上线下精准营销获取批量优质客户并实现分类管理，减少客户引流成本。从金融机构端来看，基于海量数据信息建立大数据风控体系，并积极接入“银税互动”“信易贷”等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打破机构间信息孤岛，实现贷前、贷中、贷后的风险综合管理，提高信贷决策效率，控制风险管理成本。

在拓展服务广度、深度方面，一方面，打造多元信贷产品，实现产品和场景融合，满足更广泛用户群体和不同业务需求。另一方面，构建线上线下协同的金融服务体系，突破时间、空间等限制提供全天候在线信贷服务，及时响应企业短期小频的融资诉求。

在提升金融服务能力、质量和金融风险技防水平方面，数字信贷充分发挥数据运营能力，强化数据整合，深化数据分析，激发数据要素价值，显著提升金融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

为新市民提供有温度的金融服务，弥合群体间数字鸿沟

南都：随着数字经济迅速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也进入快车道，其在推动县域经济金融发展和乡村振兴等方面具备什么价值？

欧阳日辉：随着普惠金融的发展，我们目前能够得到的金融服务、能够享受到金融服务的群体，都在逐步扩大。针对县域及县域以下这些以往金融服务难以覆盖的群体，监管部门如今也在推动金融机构使用新技术去覆盖。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报告2021》显示，2020年全国县域数字信贷服务广度得分较2017年增加8倍以上，服务深度较2017年增加3.8倍，数字信贷成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力的重点领域。这说明，数字信贷正在拓展普惠金融的服务深度与广度，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南都：对于新时期县域普惠金融体系建设，还有哪些短板需要补齐？需要在哪些方向发力？

欧阳日辉：对于县域及县域以下的金融服务客群，在我看来可以分为两个群体，一是县及县以下商业体系里的中小企业，二是农民群体，其中既包括在农村的居民，也包括城市里面的新市民。

实际上对于县和县以下中小企业群体，监管和金融机构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村镇银行的建设推动了县及县以下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农村居民金融服务的覆盖，但在此过程中也发现一些问题，如乡村一级的金融机构缺乏人才，服务水平、意识和能力还不够，运用金融科技的能力也存在问题，两个因素的叠加造成乡村一级的金融服务覆盖不到位。

而对于居住在当地的农民群体，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意识和习惯使农民朋友们不愿、不敢跟金融机构打交道，如何去挖掘这部分群体的资金需求，建立信任感，做好精准服务，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和考验。我认为，金融机构可以投其所好，比如农村朋友们比较喜欢看抖音快手视频、看直播，那么金融机构也可以利用这些新的载体来普及相关的金融知识和面向农村的一些优惠贷款政策等。

此外，新市民群体也是金融机构需要深度挖掘的重要客群，这一群体规模达到3亿，客观来说，其信用资质较低、难以获取金融服务，导致金融服务仍存缺口，金融服务需求仍待深耕，可作为扩需新的发力点。这样的新市场需要匹配新的服务，金融机构应当借助技术和数据支撑对新市民客群进行深入调研，运用相关数据对他们进行精准画像，提供针对性服务，包括加强就业创业信贷供给、改善生活等需求。通过挖掘新市民消费潜力，为新市民提供有温度的金融服务，弥合群体间数字鸿沟，增强新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数字化转型是“必答题”，“数据治理”是“必修课”

南都：在实践中，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与数据治理可能跟不上政策的要求，特别是一些下沉市场发展的要求方面，执行相对困难，您对此有何看法？

欧阳日辉：2022年初，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印发了《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规划》明确了，对于金融机构而言，未来发展中数字化转型不再是一个选择题，是个“必答题”。

需要看到的是，当前我国中小银行的科技能力薄弱，数据治理能力有待增强。央行副行长范一飞曾表示，数据已成为金融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性、战略性资源。中小银行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布局较晚，对于数据价值的认知和利用较为滞后，数据分析和应用能力欠缺，算力建设尚未起步。

“数据治理”能力正成为银行业开展各项业务的基础，是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必修课”。银行应高度重视推动内外部数据的互联互通和有效整合，提升数据创造价值的能力，解决数据不可知、不可控、不可取和不可联等痛点。

我认为业内不要埋怨监管对金融机构的要求太多，在实践中，限制是激发创新的有效动力之一。正是因为监管的种种条件“限制”和“要求”，表面上看是“阻碍”了金融机构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但从长远看，倒逼金融机构必须在限制条件下去创新，加快打造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双轮驱动体系。加大金融科技在金融领域的创新力度，既有利于满足监管的要求，又可以推动金融机构在创新中求发展，客观上推动了我国金融数字化转型。

南都：在各种政策的鼓励下，传统金融机构数字化进程加速，而互联网平台金融业务也已纳入监管范围，在合规前提下，双方如何形成优势互补，合力触达有效信贷需求？

欧阳日辉：这其实是金融机构怎么有效、合法地综合利用数据的问题。数据对金融机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金融机构而言，这样的数据越多，会让其对客户的画像更加精准，但如何有效合法地获取数据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数据一般包括信贷主体内部信用信息和外部涉企信用信息数据，这里我们比较关注的是对外部数据的规范使用。外部数据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数据是公共数据，来自政府公共部门，比如公安、工商、税务等公共部门数据。第二类是行业内数据，比如说社交平电商平台等互联网公司的数据。第三类数据是用户个人数据。金融机构获取的数据主要集中在第一类、第二类，其中比较关键的问题是平台数据如何合法地为金融机构所用。

这里需要提到目前业内关注度较高、较为通行的模式——互联网平台广泛参与的助贷模式，但如果要合规使用数据，我认为原有的助贷模式需要发生一些变化。原有的助贷模式中，从事金融业务和数据业务并没有明显的边界，实际上应当由监管部门来规范。未来，可以由专门做数据、给金融机构提供数据的企业成立专有机构、公司，由监管批准它们从事为金融机构提供相关数据服务。同时，建议监管出台关于数据收集、使用相关的细化规则，来约束这些行为。

出品：南都大数据研究院

采写：南都记者熊润淼、林芯芯  实习生吴雪萌、钟婧萍

设计：张博

编辑：熊润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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