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我离开上海，手握港大发给我的offer，按照港大内地学生论坛上的经验贴，从深圳罗湖出关，乘坐东铁一路南下直到红磡，再转乘103路城巴至薄扶林道。当103穿越海底隧道、慢慢爬上高架，维多利亚港逐渐映入眼帘：晴空万里，海水碧蓝，邮轮游弋，高楼林立。我想，这就是我心中的香港了。我是在香港和内地的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赴港学习的。2003年和2004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内地与香港关于相互承认高等教育学位证书的备忘录》分别签署。《备忘录》中明确规定，内地硕士学位获得者可以直接攻读香港高校的博士学位。2007年，港中大教育学院的卢乃桂教授在华东师大文科大楼的圆型实验室做博士招生宣讲，宣讲的名字叫做“登高博见”。这次宣讲让我第一次了解香港高等教育，而宣讲主题又正符合我对一个优秀的高等教育系统的期待——我想，一个出色的高等教育系统应该能帮助我更好地认识和融入世界。

第一天入港，亲眼看见维多利亚港开阔的视野和湛蓝的海水，觉得自己的期待一定能够实现，因为在我心里，她意味着开放和勇敢地拥抱世界。后来的学习经历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入读港大、接受入学教育的第一天，时任校长徐立之介绍港大，说有超过近半数师资来自海外，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络非常广泛。也正是通过这张网，我们的教师和学生接轨到全球性的知识网络当中。更加重要的是，在港校这一知识节点，相当多的人文社会学者关注的是中国研究，也就是说，他们的立足点是本土，却志在为全球性的知识体系作贡献，研究要讲的自然是全球背景下的中国故事。

而高度国际化和东西交汇的学术环境自然为此努力创造了条件。我是在港大第一次听到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周敏教授（后来荣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讲她在纽约唐人街的研究，听到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贝克讲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系统中女生人数逐步超越男生的趋势；也是在港大第一次面对面、一对一地和时任牛津大学东方研究院院长Rachel Murphy聊她关于中国留守儿童情感需要的研究，问时任昆山杜克大学常务副校长Mary Bullock该校的办学进展；在饭堂偶遇来自上海前来讲学的数学教育家顾泠沅，在咖啡馆偶遇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极有造诣的加拿大学者许美德（Ruth Hayhoe）；在电梯口和先在耶鲁大学后转会至港大的经济学家陈志武寒暄；在礼堂接待我国高等教育学的泰斗厦门大学的潘懋元老先生；为来自甘肃参加领导力培训的中学校长做点服务工作。

我特别感慨和珍惜港校取得的成就，因为这些成就是世界意义上的，但学校却是办在中国的土地上的，或正如港大时任校长徐立之所说的“中国心、香港情和世界观”。这些感受是在其他任何地方的世界一流大学中感受不到的。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东西交汇的环境中，我第一次听剑桥大学的时任校长Leszek Borysiewicz讲中国留学生的重要性；听将内卷化概念用来分析中国华北农村的杜赞奇教授讲中国研究的世界意义；通过时任上海教委副主任张民选的演讲了解上海教育是如何通过一条追求平等的路而成就效率、成就PISA世界第一。而这些正为我的学术工作铺下了基石。

2012年，我博士毕业离开香港返回上海工作。此时，正是内地高等教育飞速发展、国际排名和国际化水平都不断攀升的时刻。在上海交通大学工作期间，同类型的内地顶尖一流大学源源不断地接受世界一流大学的归国学生和学者。锐意进取的校领导鼓励通过各种方式提升学校办学的国际化水平。我深受在港学习经历的启发，与同事合作主办了第一届高等教育国际暑期学校，吸引了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师生。第二年，港大校方来交大访问，还专门了解了国际暑期学校的工作。但我想，他们肯定不知道这背后其实有港大毕业生和港大经验的贡献。但也正是这段工作经历为我开辟了一条工作路径、一种认识，即重视港校的国际化经验，但基于内地实际、把握内地发展机遇，如此，可以获得1+1>2的成就。我想，持有这种认识的学者肯定不限于我。

2014年，我在港大的导师白杰瑞教授主持一项由香港公共政策研究基金资助的关于内地与香港高等教育融合发展的研究课题，我回港跟着他做博士后研究，探索不断深入的两地高教融合趋势——由人员流动逐步转向机构流动（合作办学）。2014年，2015年与2018年，我数次探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几次是作为研究人员，最后一次是作为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的评估专家，眼见着一所港味浓厚的国际化大学如何在深圳龙岗落地、生根，吸引到高质量的国际化师资和生源，再获得异乎寻常的办学质量和声望——这既是深圳的收获、也是香港的收获（在其立志要成长为全球性教育港的背景下尤其如此）。也正是这段时间，我关注到深圳罗湖、福田和南山边检日常跨越港深两地的大量跨境学童“一日双城”、体会两地不断深化的历史融合趋势；和导师合作推动了香港主要的高校内地事务处的管理人员召开专门的研讨会、一起探讨如何把握内地发展机遇。也正是这段时间，我亲眼见证，港大的高级管理团队带队访问清北复交谋求更高层面的合作。

2017年，我重返内地工作，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已经浮出水面。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作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与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同年10月，我在广州大学推动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专门从事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发展研究的机构“广州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社会与教育政策研究院”，并积极主持和参与了教育部相关部门组织的专项政策调研。

作为科研人员，我意识到，于湾区高等教育而言，大湾区概念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自此，两地高等教育的合作发展有了一个全新的框架。这就意味着大湾区的高等教育要突破已有的合作模式、作为一个整体探索新的方向，正像《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所突出的——融合、国际化与产业转型升级。2017年至2022年，我与港大的白杰瑞教授推动了港大教育学院与广州大学教育学院以及南方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多次联合举办研讨会、讨论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转型升级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推动了香港大学、澳门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大学等六所大学的教育学院联合召开第一次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学院院长联席论坛，探讨如何推动在教育研究和教师培养方面开展合作。也见证了和研究了港校赴内地办学的热潮，例如，我所在的广州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合作在广州南沙正式设立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香港城市大学（东莞）获批筹备设立；香港理工大学（佛山）列入广东省重点建设前期预备项目计划；香港都会大学（肇庆）选址广东省肇庆新区；香港大学也积极探索进军深圳。

我个人的学术生涯和研究志趣深受湾区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个人的学术流动轨迹也有深深的湾区烙印。我深知，湾区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契机由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大势而来，亦是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发展格局重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考虑到长期在湾区城市（香港、深圳与广州）的高校学习、工作和流动的经历，我也可算是湾区高等教育发展变化的深度参与者和亲历者——将来还会继续是。作为一个对两地高等教育系统的特征、细节和发展有较深度了解的人，我对湾区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粤港澳三地的高等教育发展需要且都在积极寻找新的“动能”。“动能”当然是个复数概念，于港澳的高校而言，它意味着攀登更高位置可依赖的广阔腹地，意味着持续吸引世界的“中国”基础；于广东高校而言，它意味着参与国际竞争所需的国际化，意味着贡献国家宏观发展战略所需的高水平……而所有这些都蕴藏在“粤港澳大湾区”这个新的发展框架之中。

我想，在尊重和充分认识彼此优势的基础上，湾区的高等教育一定可以突破原有的壁垒，实现人员、课程、项目甚至机构等要素的有效流动与配置，完成从各自相对独立的“一流高等教育”到跨越两制的“世界级的一流高等教育系统”的转变。

编辑：孙小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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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孙小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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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