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16日起，广东省“粤康码”正式停止部分服务，包括抗原自测、健康申报、防疫工作台等五个模块。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服务相关数据将被彻底删除、销毁。

随着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健康码正逐渐退出日常生活。但健康码究竟是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还是转型为其他服务，目前还没有定论。特别是通过健康码收集的诸多数据，都与个人生活深度绑定。这些数据要如何处理？能否彻底销毁？还是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充分利用？

今年两会期间，这同样是代表委员关心的话题。全国人大代表、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胡成中提出，建议在国务院应急管理制度中增补健康码相关内容，明确其启用、停用的条件和权限，明确赋码规则，限时梳理并删除全国各级健康码数据。全国政协委员、奇安信集团董事长齐向东也表示，健康码的数据需要删除或者做匿名化处理，即使要使用也必须先获得用户自主同意；有关运营部门要及时公开数据的流向、删除或者匿名化的有关情况。

3月2日，南方都市报以“健康码的退与变”为题举办两会云论坛，邀请到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立法会议员、高峰集团董事局主席吴杰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副主任何延哲，共同探讨健康码的去留以及背后的数据安全问题。

自2020年2月首个健康码诞生，扫码、亮码成为人们再熟悉不过的场景。健康码最初设计用于显示公民健康情况，后来成为人们进入公共场所的凭证，以及精准防疫的重要工具。

疫情三年以来，“码”的功能愈发完善。全国各地开发了不同的健康码，背后的数据链路愈加复杂，收集的个人信息也日益庞大。

疫情阴霾逐渐退却后，健康码的去留争议成为人们更为关注的新问题。

王锡锌认为，健康码是为了应对新冠疫情推出的个人信息管理系统。由于健康码是在疫情防控的应急管理场景中出现的，考虑到疫情防控政策已有重大调整，目前健康码所依托的法律依据已不复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健康码的退出不仅是应当的，而且是必须的。”

对于粤康码公告下线部分服务，王锡锌认为，这个方向是合法合理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讲到，平台也好，国家机关也好，处理个人信息的时候，必须清楚告知个人信息主体，处理的法律依据是什么、目的是什么。目的发生改变时，必须要重新说明。没有获得法定授权依据的时候，必须征得信息主体的同意。”

王锡锌也就此谈到，过去三年的疫情防控给大家留下了一个很深的集体记忆。这些记忆里既有温情的一面，也有想抹去的瞬间。无论健康码是去是留，下线本身就是一个心里压抑的释放，让人产生一种更好的感觉。从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必须肯定粤康码的做法。

何延哲则从技术角度补充道，即便现在把健康码下线，也不会造成所谓的“前期投入浪费”。因为健康码作为一个运行成熟的系统，下线不代表底层代码被删除。“我是赞成把数据删除，把代码保留。这样不仅保留了积攒的抗疫经验，也为以后的公共卫生应急系统提供一个更好的基础。”

早在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之前，有关健康码数据“善后”的讨论就一直存在。南都记者梳理尚在运行的多个健康码隐私政策发现，各地对于健康码数据的存储、删除的规定有较大差别。

比如，“陕西一码通”的隐私政策写明，通常仅在提供服务期间保留信息，保留时间不会超过满足相关使用目的所必需的时间。“浙江健康码”不仅承诺保留信息的时间不会超出必要，还提及如遇用户注销，其会停止收集、使用并删除个人信息。也有部分地区健康码的协议称，暂未开放在线删除个人信息权限，若想删除信息，需致电12345联系客服协助处理。

吴杰庄介绍，香港在疫情防控期间同样推出了通过扫场所码记录防疫信息的“安心出行”App。目前该系统已经在2023年1月停止运行，根据相关规定，系统收集的数据将最多保存30天。

2022年12月，通信行程卡的退出收获了各方的点赞。健康码及其相关数据的后续处理是否同样可行？

何延哲解释道，行程卡的数据集中在运营商和相关机构一侧，它的删除机制相对简单。但健康码不仅关联着用户，还连接着不同政府部门、各个核酸检测机构、各个场所的终端设备。这也决定了如果健康码要退出，就会需要一个完整的方案。

“一个完整的方案，我们建议要去收回一些账号权限，关闭一些数据接口，进行一些删除……确认达到删除效果后，才能宣告结束，而不是简单发个声明。对于数据删除的情况，我们后续还是希望能看到更多信息来确认落实情况。”他强调。

何延哲以粤康码删除部分服务数据为例，指出可能基于部分人群还没有打疫苗、某些特殊行业还需要核酸检测等实际情况，粤康码保留了部分服务。但健康码数据处理涉及数据交互性的问题，有可能加大了技术处理的难度。“很多数据是有交叉的，区分还需要粤康码服务和完全不再需要健康码服务的人群是一个难题。所以我赞同保留这个通道但删除所有数据，需要的时候再让个人二次授权。这样可以简化删除工作，也减少数据安全风险。”

与此同时，南都记者注意到，北京、贵州等多地通过上线复工复产、线上就医、医保查询等功能，推动健康码转型。还有地方的健康码如上海随申码从设计之初，就已囊括看病、出行、出入图书馆等多项功能。海南省健康码则实现与中免海免离岛免税购物对接，“健康一码通”向“消费一码通”转换。

那么是否有可能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这些数据呢？王锡锌提醒道，转型的逻辑是基于健康码在三年疫情中积累了极为庞大的用户群和实名信息，但转型仍然需要放在法治的框架下去考虑。

“健康码的出现，实际上是疫情之下的紧急应对权，法律上授权依据来自《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条例》。那么在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把应对疫情的这样一个精准防控的数字化系统，转型为市政服务，法定授权依据在哪里？”

何延哲从数据处理的角度补充道，转型还需要考虑哪些数据要删除、哪些数据能转型。“比如核酸检测、地点签到的信息，肯定不能转型，可能转型的还是个人身份这些基本信息。这些信息不是疫情防控中提供的，而是政府部门原来就有的。说是转型，其实就是移植。”

但对于这样的“移植”，何延哲仍然强调要“说清楚”——如何移植说清楚、删除的数据说清楚、再通过合法合规的路径获得使用者的自愿同意。“不是睡醒第二天健康码就变了，所有事情都替我做好决定，只需要我同意。这里面还是需要一个完备的方案。”

吴杰庄从香港的经验出发，认同要从合理合规合法的角度处理这些数据。他谈到，相比于“安心出行”App在香港两年内积累了950万次的下载，香港特区政府正在推的“智方便”政务服务App仅有100多万下载量，但香港创科局局长仍在不久前宣布不会推动前者的转型。“除了个人信息处理的问题，还有一个方面是大家觉得‘安心出行’是一个防疫工具，不想再留下疫情的感觉，我们希望重新出发，宁愿投入更多资源去推一个新的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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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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