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着力提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同时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经济发展。 

数字经济话题，也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关注的重点议题之一。2023年全国两会召开期间，刘尚希提交了《发挥数字经济带动就业的杠杆效应》以及《关于大力培育SaaS市场，助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等提案。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3月10日刘尚希接受南都采访，分享他对于经济发展前景、数字经济、青年就业以及农民现代化等问题的思考。

当谈及数字经济和就业问题时，刘尚希表示数字经济打破传统就业模式，能够直接或间接带来巨大就业空间，所以不应该将灵活就业仅仅看成一种过渡性就业，这是未来主体就业形态。

他还谈到，如果高校仍按照传统路径去培养人才，就可能存在“不对路”的问题，建议高校在专业设置上与时俱进，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

南都：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5%左右，似乎略低于市场预期，你如何看待这一目标，当前我国经济面临怎样的压力和挑战？

刘尚希：5%的目标是基于国际国内形势作出的综合判断，我认为这个目标比较务实、稳妥，应该可以实现。市场的预期更高可能是考虑到基数效应，因为去年我国经济增速是3%，今年在一个低基数的基础上应该有更高增速。但仅仅从基数效应角度去理解，是不全面的。

首先可以看到的是，2023年有些方面的确定性增强，比如疫情防控政策得到优化，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持续恢复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与此同时，我们还面临很多不确定性，这集中体现在供给冲击、需求收缩、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上，这三重压力是一个整体，相互影响。

和去年相比，我认为今年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在加大。国际方面，全球形势正处于一个加速演变的阶段，未来会演变到何种程度还难以预判。另外，需求收缩的状况还没有实现根本好转，老百姓消费信心和投资者信心相对不足，而提振市场信心需要一个过程，很难做到立竿见影。预期转弱方面也是如此，如何从根本上扭转市场预期，让大家敢闯、敢干、敢投，这是关键。

南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着力提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经济发展。如何理解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

刘尚希：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到底是什么关系，如何推进数实结合？如果在这个认识上模糊，那么政策上可能会出现偏差，厚此薄彼。

我认为实体经济是发展的基础，而数字经济是发展的未来，数字经济是新型的实体经济，也是未来的主体经济形态。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关系，实际是传统实体经济和新型实体经济的关系。

现在谈实体经济，指的是仍有待数字化的各个产业，目前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很多产业都没有完全实现数字化。通过数字技术、数字革命来改造传统实体经济，让所有行业实现数字化，那么就都变成了新型实体经济，也就是数字经济。到那个时候，实体经济的内涵也就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要瞄准未来，利用数字技术推动产业升级转型。

目前有一种论调认为数字平台企业靠流量挣钱，不是实体。其实所有实体企业数字化以后，都要依赖最关键的生产要素“数据”来挣钱，流量就是数据。如果企业没有实现数字化转型，没有流量没有数据，仍旧依靠实体物理空间和传统生产营销方式，那么生产效率将难以提高，也将会被淘汰。

此外，如何挖掘数据价值，利用数据构建新的应用场景、形成新的附加值，这也是所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对的挑战。从这一点来讲，数字经济是我们的未来，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

南都：对于提升监管水平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你有何看法？

刘尚希：数字经济发展涉及安全问题，如何保障安全，关键在于监管。正如木桶原理一样，如果政府监管能力不足，将会成为制约数字经济发展的短板。

我打过一个比喻，以前监管部门管理市场主体，就像唐僧念紧箍咒一样，其实他们应该从唐僧变成如来佛，不管市场主体怎么发展和创新，都跳不出监管的手掌心，都能有效管控风险。监管部门应该在既能管控风险、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又不妨碍市场创新，这样的高水平监管就能鼓励促进市场主体发展，更好地激发企业创新积极性。

我们要意识到数字经济呈现指数式增长，是跨代竞争的。就拿最近火热的ChatGPT来说，我们和海外的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代差，一步赶不上就可能步步赶不上。我们要有紧迫感，发展数字经济不能慢慢来，在工业经济时代落后还能补课，但在数字经济时代，一旦落后，我们可能都连补课的机会都没有。

我认为，要实现数字经济的安全健康发展，提升政府部门监管能力是当下至关重要的问题。

南都：当前青年就业形势严峻，同时也有不少大学生表示工资太低，网上流传着3000元招不到农民工却能招很多大学生的说法，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刘尚希：这样的现象确实可能存在，但我们不能撇开劳动生产率和附加值，简单去谈工资收入高低。在劳动力市场里，工资往往并不取决于大学生、研究生还是博士生的身份，而是更多和岗位、行业，从事简单劳动还是创造高附加值劳动有关。

如果一个博士选择从事简单劳动或进入劳动密集型行业，那么他的收入可能不太高；相反，一个中学毕业的农民工能力提升了，可以选择能创造更高附加值的岗位，他的收入可能会比大学生甚至研究生还高。

现在数字化带来很多新职业，而这些新职业往往找不到人，这和当前的教育结构、专业设置也有一定关系。如果学校按照传统路径去培养人才，就可能存在“不对路”的问题。如何让高校拥有更多自主权，尤其在专业设置上与时俱进，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这就涉及教育体制改革的问题。

很多大学生仅仅是在大学里打了一个基础，如何利用这个基础去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经济，尤其是适应数字革命浪潮，是他们面临的一个挑战。对于年轻人而言，不断提升学习能力和跟进社会的能力是首要的任务。

南都：数字经济催生了外卖员、网约车司机、带货主播等新兴职业；官方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数已经突破2亿人。你今年也建议发挥数字经济带动就业的杠杆效应，如何看待数字经济对于就业的影响？

刘尚希：就业形态的变化，是数字经济带来的一个重大变化。随着传统行业自动化程度提高，机器人将会加速替代人类的重复性劳动，传统行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也在逐渐降低。毫无疑问，未来要依靠数字经济来带动就业，所以我们不该把灵活就业仅仅看成一种过渡性就业，这是未来的主体就业形态。

数字经济打破了传统就业模式，大家在数字空间里实现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匹配。劳动者自主选择不同岗位、没有固定劳动场所，也没有固定单位；劳动者和数字平台之间也不再是劳动关系，而是一种劳务合作关系。传统工业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就业认识，现在已经不太适用。

此外，过去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之间泾渭分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隔离。但现在网约车的兴起使得私家车既是消费资料，又是生产资料；个性化定制服务让消费者也参与到生产过程之中，数字经济逐渐模糊了这些传统界限。所以说数字经济的运行逻辑、底层逻辑与传统工业经济完全不同，因此其影响就业的路径传导机制也不同。

照此来看，数字经济能够直接或间接带来巨大的就业空间，而传统就业空间可能会越来越窄，我认为应该大力发展数字经济，这是促进就业尤其是青年就业的根本出路。

南都：你一直在关注共同富裕问题，也曾说过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农民工是最有潜力的群体。对于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推进农民现代化，你有何看法？

刘尚希：共同富裕最大的难题在哪里？我认为是农民问题。从人口上看，当前农村户籍人口超过50%，占到人口大多数。从收入来看，农民是低收入群体，也是能力偏低的群体。而要实现共同富裕，推动农民变成中等收入群体，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简单来说，城乡二元结构包括三个“二元”，首先是国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二元。农民生活在集体所有制中，市民生活在国有制当中，不同所有制的市场化程度不同，发展也不平衡。当前农村市场化，尤其是要素市场化、产权市场化并不充分。比如农民对于耕地、宅基地和林地“三块地”究竟拥有多少财产权力，由于没有市场，无法估值，这妨碍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探索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以及推进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有效融合，是我们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其次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二元。相比城市经济，农村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偏低，非农就业空间有限，因此离乡进城打工或者当个体户做生意等非农就业，成为农民增加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重要渠道。

此外，还有社会身份体制的二元。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民工无法享有同城平等待遇。农民工作为新市民，在子女上学、老人养老、保障房等公共服务方面的待遇，都与老市民存在差别。

如何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是一个改革难题，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从政府工作报告来看，十年间共有1.4亿农村人口在城镇落户，也就是说每年都有1400万农民变成市民，但这样的户籍城镇化速度还不够快。应该如何真正减少农民，让他们富起来？简单来说，我认为促进农村人口流动迁徙，提升农民技能水平，推进农民市民化才是根本出路，同时也是扩大内需战略的着力点。

南都两会报道组出品

策划：程姝雯 潘珊菊 蒋琳

统筹：梁建忠

采写：记者黄莉玲 宋承翰

编辑：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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