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GDP增速目标设定为5%左右，这一增速目标实现难度大吗？确立5%的增长目标出于哪些考虑？3月22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中国经济的前景暨2023年两会解读报告会”上，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认为，5%左右的目标相对比较保守。

他表示，在2035年之前，我国有8%的增长潜力，即使考虑到高质量增长等内外部因素，正常状况下今年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应该在6%左右。

针对今年前两个月我国经济运行开局，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也表示，开局总体向好，投资增长态势较好。他判断，今年投资贡献的增长率会超过去年1.5%的增长率，达到2%。从消费层面来看，房地产跌幅缩小，今年房地产有望止跌带动消费重启。

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对此，林毅夫表示，“我的感觉是（大家）普遍认为这个目标是比较保守的，我个人也同意这个判断。”

既然5%的目标比较保守，为什么今年还会将GDP增速目标设定为5%左右？林毅夫认为有三大考虑。

一是上届政府将目标确定的保守一点，可以为下一任政府提供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其次，考虑到国际上的一些不确定因素。以俄乌冲突为例，俄乌冲突已经延续了一年，能否得到妥善解决？假如俄乌冲突走向不可控，也会对全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不利影响。

“二十大报告中也提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各种惊涛骇浪的事情都可能发生，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出现，这也会影响我们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林毅夫说。

此外，近期国际金融市场也出现了一些不可预期的状况，像是美国三家银行爆雷、瑞信与瑞银合并。林毅夫称，“像2008年那样的国际金融危机会不会发生？我们不希望发生，但并不是说我们不希望发生就不会发生。如果发生这种黑天鹅事件，也会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不利的影响。”

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学院院长林毅夫。主办方供图

相比5%的增长目标，林毅夫对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速的预期更为乐观。他表示，“在2035年之前，我国有8%增长的潜力，即使考虑到高质量增长等内外部因素，正常状况下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应该在6%左右。”

为什么2023年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能达到6%左右的目标？林毅夫在会上提出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三点优势。他表示，首先，现在中国总体上处在追赶阶段，以德国、日本、韩国为例，这些国家在追赶阶段每年人均GDP增速超过了8%，而中国也有这个潜力。

另外，中国有换道超车的优势。数字经济具有新技术研发周期短，投入以人力资本为主的特性，而我国恰恰具有人力资本多、国内市场大的特点，这也意味着我国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具有优势。“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是人的有效劳动，虽然我们现处在人口老龄化，但中国人口质量的红利还非常巨大。”林毅夫说。

此外，2023年还有经济反弹的优势。以2021年为例，当年GDP增速达到8.1%的一个原因是2020年GDP增速为2.2%。而2022年GDP基数也较低，增速只有3%，这也意味着2023年经济增速可能会出现反弹。

“我相信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速可能在6%左右，甚至比6%的增长还高一点，除非在金融市场或地缘政治层面爆发不可预期的黑天鹅事件。”林毅夫说。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两个月我国经济运行开局总体向好，投资增长态势较好。姚洋判断，今年投资贡献的增长率会超过去年1.5%的增长率，达到2%。

姚洋还注意到，从消费层面来看，房地产跌幅缩小，今年房地产有望止跌。

一直以来，房地产在我国的GDP中的占比较大，去年房地产的下跌也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姚洋认为，今年房地产止跌可以带动消费的重启。房地产作为长链条的行业，能带动装修、家用电器、装饰材料等行业的消费。

对于今年一年来央行的政策走向，姚洋分析称，当前央行在配合经济复苏的大势进行降息，即使未来央行的政策会随着经济态势的发展做适度的调整，但总体而言，今年央行的政策会维持比较宽松、适度的态势。

北大国发院院长、国发院BiMBA商学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主办方供图

接下来如何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北大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赵波表示，稳定的经济政策能促进经济增长。当经济政策变得不确定时，投资者的投资意愿以及消费者的消费意愿会减弱。

赵波表示，虽然外部的不确定性没法控制，但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对内部的不确定性，特别是政策的不确定性是有决定权的。比如，产业政策不要朝令西改，不要一会促进，一会又打压。要让地方政府跟企业之间建立良好的明确的沟通机制，让企业知道地方政府目标是什么，这是消除不确定性非常重要的途径。

北大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赵波。主办方供图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了不少关于环境的论述。北大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敏认为，“稳步推进节能降碳。统筹能源安全稳定供应和绿色低碳发展，科学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这句话最为重要，它为未来中国的环境治理工作定下了基调。

北大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敏。主办方供图

自从2020年提出“双碳”目标以来，各行各业都在推进“双碳”工作。王敏也指出，早期的一些操作像是通过项目审批、拉闸限电等方式完成能耗指标的行为，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较大的影响。

“这也给我们一个教训，那就是稳定要跟绿色低碳发展结合起来。实现‘双碳’目标并非不惜一切代价，而应在尊重经济发展和市场规律的前提下，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实现低碳和经济的有机结合。”王敏说。

在会上，王敏也展示了几组数据，揭示了碳排放、产业结构转型与城市化的关系。数据显示，当前我国钢铁、水泥碳排放分别占比18%及14%左右。我国钢铁和水泥碳排放占比高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其产量特别高，且多用于满足国内需求，很少出口。而其需求高的原因则是在过去20年，我国经历了超高速的城市化，因此这也可以解读为正是超高速城市化驱动了对建筑、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运输的需求增长。

王敏进一步解释，城市化发展也有基本规律，城市化大概到达70%左右的水平后，城市化增速会急剧下降。去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65%。不过，他也指出，70%-75%是个经验值，中国可能会早一些，因为中国跟其他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有户籍政策，因此我们目前可能已经进入了城市化增速下降的阶段。

值得一提的是，城市化增速的下降必然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对钢铁、水泥、交通、建筑等需求开始下降，碳排放也会相应减少。对此，他认为，实现“双碳”目标是比较乐观的。

那下一个阶段应该如何实现发展和低碳的有机结合？王敏也提出了一些建议。“我们要实现‘双碳’目标、绿色发展更多要依赖一些经济手段，比如碳税、污染税或者碳市场交易，尽量可以让强行政手段，尤其像审批手段、拉闸限电的方式退出舞台。”王敏说。

采写：见习记者 王玮 发自北京

编辑：梁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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