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今日闭幕。3月2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朱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多个经济热点作出回应。
他分析称,全球经济已进入高通胀、低增长的新周期,中国今年的经济模式将加快转型,从传统的依赖投资、房地产、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走向依靠国内消费、制造业、绿色转型拉动。今年中国整体经济将出现反弹式稳定增长,外资流入将高于预期,房地产业呈中速稳定回弹,消费仍需依靠宏观政策刺激恢复。
未来中国经济要加快复苏,要重视发挥民营企业家的重要作用,必须重视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大绿色产业投资以及扩大国内消费。
近期硅谷银行、瑞信银行爆雷事件也为如何加强管控金融风险敲响警钟,他也谈及近期国内高度关注的金融改革,称加强金融稳定性是此次改革最根本的原则之一,“短期来看,会和市场有一个磨合期,可能会引起波动,但未来的金融监管势必会变得更加有力有效,也会更加透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朱民。南都记者 蒋小天 摄
稳定增长还需控制收入差距,消费较弱仍需政策刺激
记者:怎么看待现在的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状况?
朱民:全球经济正在进行周期性转换,从宽松走向紧缩。2018年以来多国采取宽松的财政政策,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增长8倍,从1万亿美元到9万亿美元,美国的国债从1万亿增长至29万亿,推动全球的流动性宽松,全球走向低利率、低通胀甚至很多国家为负通胀,同时低增长、高债务的态势。也因为债务不可持续,通胀高企,美联储持续加息,宽松的政策开始停止,我们进入到一个新周期,即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和低增长的周期,这是我对世界宏观经济的一个看法。市场的逻辑变了,我们以前根据低利率、低通胀的运行方式要走向新方向。
中国经济要强调几条,第一个是强调稳健,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5%,许多外国机构包括我此前服务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将这一数据提升至5.2%,经济增长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仍然需要稳定的增长速度来提振信心,我们的基础并不牢固,特别是消费、外贸比较弱,所以稳增长很重要。在保证稳定的同时要注意维持收入水平差距不再持续扩大,还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走向绿色发展,这是现在经济发展转向的关键。
记者:部分国际机构均上调了中国的经济相关指数,如何看待今年的资金流入情况?
朱民: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中国经济稳健向前的情况下,大家现在对中国市场很看好,稳健的经济增长加上稳定的金融系统,是中国资本市场吸引资金流入的重要因素。我预计2023年是中国资金流入的好年头,当然关键是中国市场要通要顺,我们的资产要好,这是关键。
记者:中国今年各项经济指标较去年12月全面好转,但是经济复苏的趋势仍不稳固,一个表现是民间主体偏弱,前两个月民间投资同比增长0.8%,对于民间投资有何建议?
朱民:今年的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将出现反弹,这是我们一定要理解的。去年经济形势弱很重要的原因:一、居民消费下降2万亿;二、房地产销售跌了23.2%,投资跌了12.3%,这两个因素把去年的经济增长从5.5%拖到3%。今年我们看到房地产稳住了,去年通过确保流动性、通过保交楼,降低贷款利率,加快贷款速度等等,各个地方政府减少对买房的约束,房地产价格近期逐渐企稳,今年预计房地产仍会有中速稳定的回弹。
与此同时今年经济增长强调几个新因素,我们的增长模式正在从投资加房地产加出口走向国内消费加制造业加绿色转型,这是一个变化。出口因为全球经济下滑,数据不太好,3月份开始好转,但希望不大,所以我们要转向国内市场。第一是制造业,过去几年不管任何指标如何降低,制造业都保持在稳定水平,中国制造业是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的30%,是美国、日本、德国和韩国的制造业总和,把中国的制造业做强做大,特别是做强非常重要,要提高制造业中高科技产品的比例,中国制造业商品中的高科技产品在20年前是占整体出口的10%左右,加入WTO以后上升至30%,但过去十年一直稳定在30%左右没有浮动,所以要做强制造业,需要和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高科技联系起来,把制造业稳住。
第二、绿色转型现在步伐非常快,从2020中国提出“双碳”目标,新能源的投资、电网的改革、新能源相关的基础设施都在加快,我是“十四五”规划的规划委员,我们在“十四五”期间计划在绿色相关产业投入44.6万亿,尤其在碳中和转型中,中国目前产生三大全球具有竞争力的新产业,第一是光电,中国的光电占全球制造业产能的91%,从电池到晶片到模具几乎有90%在中国,第二是风电,中国的风电制造商全球15家中国占10家,第三是新能源车,中国去年出口200万辆电动车,中国已有的电动车存量占全球51%,超过欧盟。
这些绿色产业大部分是民营企业,我们要看到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命力和科创力非常强,中央再三强调支持民营企业,鼓励民营企业投资,从今年的第二季度、第三季度开始,可以看到民营企业正逐步恢复向上走,从数据中已经可以看到这个趋势。
再看消费,春节期间消费人数、旅游人数上升,但人均消费量仍然很低,也就是说未来的期望仍然不确定,消费还是要依靠政策刺激,最近政府和企业联合发放消费券,这是非常有效的,我们发现企业和政府发放的定向消费券拉动杠杆500%。
可能引发金融系统性风险,美国监管部门需给市场以信心
记者:美国近期硅谷银行爆雷是否会产生系统性风险?未来风险是否会蔓延,最糟糕的情况是什么?
朱民:硅谷银行本身不是系统性风险,但是导致硅谷银行爆雷的原因是系统性金融风险,这是因为美国长期的宽松政策以及美联储急剧加息500个基点,导致美国和欧洲很多国家金融系统的金融资产错位,利率水平、结构水平、期限水平错位。
举个例子,硅谷银行给居民存款的利率是0.3,再拿这笔钱去买利率1.2到1.6的债券从中赚利差,但现在发生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利率水平上升至5,银行买的债券大量贬值,居民又大量把存款取出可能放到别的银行挣钱,负债的资金流出,银行就得被迫把资产端卖掉,卖掉面临亏损,但不卖又没有流动资金,这就是硅谷银行产生危机的根本原因。
硅谷银行一天亏了18亿美元,这才引起了市场的振动。这样的情况不是一家硅谷银行,全美的金融系统都是这样,过去长期以来美国都是低息存款,美国老百姓有存款,是因为宽松的财政政策给老百姓发钱,疫情钱花不了,美国的储蓄率上升5万亿美元,现在没有宽松的财政政策了,居民的储蓄率下降,逼着银行把资产端的债券给卖掉,那就会产生要么亏损要么倒闭的情况。
下一步不仅是银行,银行只有1.7万亿债券,共同基金和保险基金持有6万亿美国国债,想想英国保险公司的养老金,这是一个系统性风险,风险如果发生,会像山火一样蔓延,最终结果如何取决于美联储、美国财政部等监管机构能不能把这个事情稳住,给市场信心。
中小银行需解决经营模式等问题,金融改革将加强监管穿透性
记者:您提到硅谷银行危机,对中国防范金融风险有何启示?
朱民:硅谷银行的案例和中国的中小银行案例不一样,硅谷银行完全是资产负债错位,因为宏观的环境诱导,当宏观环境发生变动时它产生了流动性问题。
中国的中小银行比这个复杂,第一、它的治理机构不清楚,第二、它的业务模式定位不清楚。
中国的中小银行严格说是落地于当地、支持服务当地中小企业,但是很多种小银行都在走全国各地投资房地产的道路,由此产生风险管理不足的问题,过去几年里,中国处理了一系列银行危机,包头银行、盛京银行还有河南村镇银行等等,形成了一些经验,同时给中小银行普遍增加资本金,发放资本永续债,大概发了八百多亿,所以中小银行的风险占银行整体风险比重已经跌得很低,经过三到四年的治理,情况有所好转。
但是从长远看,中小银行仍然很重要,要从根本上解决经营模式和定位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排除会发生其他的中小银行危机,但是它和硅谷银行不是一件事,即使爆雷发生,它也不会成为系统性风险。
记者:近期金融业数次危机也预示加强金融监管刻不容缓,近期机构改革中金融改革堪称重磅,新组建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等动作预计会对金融监管产生哪些作用?
朱民:中央决定对金融系统进行重大的结构改革,首先是将监管功能集中统一,由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负责微观的金融监管,由央行来负责货币政策,体现国际社会惯有的“双峰”原则,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穿透式监管,提高监管的有效性,避免不同的监管部门信息不畅,落实具体的监管责任。
短期来看,会和市场有一个磨合期,可能会引起波动,但未来的金融监管势必会变得更加有力有效,也会更加透明,加强金融的稳定性,这也是这次改革最根本的原则之一。
采写:南都记者 蒋小天 陈秋圆 黄莉玲 发自海南博鳌
编辑:梁建忠
更多报道请看专题:遇见博鳌 我在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