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叶大鹰执导，张国荣、梅婷主演的影片《红色恋人》，宣布将于9月12日在全国艺联专线重映。今年是张国荣逝世20周年，重映当日也是张国荣的生日，对张国荣粉丝而言，是个意义重大的日子。本次重映的版本是以胶片版本转至数字版本，依然保留着在大银幕上所呈现的胶片质感，在技术升级之余没有遗失经典的味道。

《红色恋人》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租界为背景，从一个美国人的视角，见证了男女主角靳（张国荣 饰）和秋（梅婷 饰）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段浪漫又凄美的红色之恋。本片于1998年首次上映，距今25年。影片在1998年中国电影金鸡奖获得五项提名和一项大奖，并于开罗国际电影节获得评委会大奖，还是演员梅婷主演的第一部电影。对此，梅婷表示与张国荣搭戏的电影《红色恋人》是她心头永远难舍的一部，在电影拍摄期间，张国荣经常会想办法帮梅婷入戏。

在这个如此有纪念性的日子来临前夕，南都记者采访到了在广州参与点映路演的叶大鹰导演。9月1日《红色恋人》广州路演期间，当天虽然广州遇上台风天气，但现场座无虚席，不少观众东莞、珠海等地远道而来，只为一睹张国荣的银幕风采，听听导演回忆电影拍摄的点滴往事。以下是叶大鹰导演的采访全文。

南都：请问你之前有没有参加过类似的重映活动？

叶大鹰：没有，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重映，我真的非常意外《红色恋人》能够重新上映。首先感谢全国的影迷，无论是对《红色恋人》也好，还是对张国荣也好，正是这些热爱聚成了电影重映的基础。当然还要感谢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友人对我的帮助，才促成这件事情。

我昨天晚上再次在大银幕上看到《红色恋人》，这也是在广州放映的第一场。实际上，北京的全国点映好像还没开始呢。比较遗憾的是，我中途正在跟进工作，没有全程看完电影。后来我进去看了后半场电影，结果把自己看哭了，我惊讶于自己还拍过这么好的电影。

南都：你这次回看会有一些新的感受吗？

叶大鹰：我自己空档了这么多年，再次回看自己的作品真的无限感慨。电影一呈现在大银幕上，是那么的高清，画面那么漂亮。要知道，过去的电影画面没有这么大。25年前拍戏的情景一下子就映入眼帘。

南都：你曾经提到过《红色恋人》，当初的男主角本身就想找比较“港台范”的，出于什么原因呢？

叶大鹰：我理论上是希望靳这个角色有西方教育背景。我们早期有许多共产党员有过留法、留日等海外留学经历的。他们当中有很多党员拥有洋学历，这是第一个因素。

第二点，早期共产党员他们大多数出生在有钱人的家庭，他们非常理性地选择了自己的信仰，而不是出于自己的家人死于战场而为亲人报仇的心理。当然，革命队伍当中，大家凝聚在一起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在《红色恋人》里的靳，我刻画的就是这么一个有留洋背景，自我意识很强烈，很理性地自主加入共产党的人物形象。

南都：你之前提过进这个角色其实另有其人，最初是想找哪位演员？

叶大鹰：一开始我们在写剧本的时候，想象中的靳一直是尊龙，张国荣在争取靳这个角色前是知道的。后来我到了香港，经纪人跟我说：“你应该先见一个人，然后再去想你那些事儿。”于是我就去了，后来一见，那人原来是张国荣。我并不是“荣迷”，我对张国荣的过去也不是特别了解，我只知道他在香港是一个很有名的艺人，是一个明星。当时那个时代，也不像现在资讯那么发达，我对张国荣只有一个非常模糊的印象，我对当红明星没有概念。

再加上那会儿我才不到40岁，对明星在香港电影中的市场作用不像今天这么了解。那时候并不知道选择用一个明星会对电影产生怎样的影响和效益，更不会想到今天由于这么多的人喜欢张国荣，大家凝聚的力量使得这部电影又重新获得关注。不仅仅是张国荣的粉丝群体，还有热爱电影的人，这部电影跟我们后来的电影有很多的不同，有着非常独特的视角。张国荣当时并不了解我们革命历史中先烈们的一些故事。所以，我们当时就给他讲瞿秋白等先烈，包括《红岩》这类故事。我猜想他一定是做了挺多的功课，他看完我推荐的作品后，比方说赵丹主演《烈火中永生》，还有前面提到的瞿秋白等等这些关于革命先烈的作品。他对靳这个角色拿捏得特别准。他一上来演戏，那个范儿“啪”就带出来，这个革命者可不是说演就能演得出来的，他有自己的理解。 

南都：之前写剧本的时候主演想的是尊龙，但最终敲定了张国荣之后，有没有重构电影上的一些情节？

叶大鹰：没有，我们这个剧本写得很结实，江奇涛编剧非常棒，当年《红樱桃》我们也是一起合作完成的。实际上，我们合作的契机是拍摄《红樱桃》时的采访，大家聊着无数先辈们的故事，我们听烈士的后代讲他们父母的爱情故事，我们都听得激动不行。所以我们创作的初衷就诞生了，《红色恋人》确实有着一个无比幸运的创作过程。有了张国荣的出现，他冥冥之中会呈现给你一个最好的创作可能，这个我非常感恩。

南都：《红色恋人》似乎不是当下意义的“主旋律电影”对吧？

叶大鹰：“主旋律电影”是一个后来的概念。当时不管这类（革命题材）叫“主旋律电影”，可能最初的时候有人把《红色恋人》往这种电影上归类，我的创作还是围绕人物来转的。在这个历史当中，你要是对革命先烈感兴趣，你会非常敬仰他们。对于他们的信仰，对他们的忠诚，包括他们的爱情，我对他们就有着非常痛心的、切肤的感动。这种感动是含着眼泪的，所以有人问我说：“电影的镜头里面怎么老是在下雨？”我就说，“那是我在哭。” 

南都：你接受现在的观众称《红色恋人》为“主旋律电影”吗？

叶大鹰：我觉得这种称谓有点简单化了。不过这些评价标准还是要与电影内容有关，电影跟电影之间的差异很大。但是我也想跟所有的影迷们提出，没看过《红色恋人》真的非常遗憾，你们会遗漏一部在中国电影史中重要的作品，因为它太独特了。它无论是作为“主旋律电影”，还是不作为“主旋律电影”，它无论是作为爱情电影，还是作为别的类型片，都是非常独特的。

南都：你刚才也反复提到了《红樱桃》，你是烈士后代，但无论是《红樱桃》还是《红色恋人》，都并非是一个很传统的革命电影，你有没有哪些独特的用意？

叶大鹰：我没有故意独特。我觉得后来的“主旋律电影”里，承担了很多的文化传承，它们肩负着使命。所以后来的“主旋律电影”会聚焦到革命当中比较宏大的事件。其次，“主旋律电影”已经变成了一种固定的类型片，拥有庞大的电影市场。所以但凡咱们国家的重大节日或者庆典，都需要这类电影鼓舞人心。我认为他们的出发点是对的。

不同于那会儿的《红樱桃》《红色恋人》，包括我后来拍的《天安门》，我对那个时候的个体感兴趣，被某个人物感动了，才打算用电影的形式表现出来，创作动机非常不一样。我更没想到的是，这部电影过了25年了，居然还有这么多人看完如此激动，昨天有个老同志跟我嚷着说他看第五遍了，一定要跟我合影，我特别感动。我觉得碰到这样的人，你知道这个感动不是因为人家对你热情，而是因为他们理解你的作品。我的作品被理解了以后，让我觉得挺自豪的。

南都：20世纪90年代内地和香港的电影工业差异还是很大的，第一次和香港演员合作有没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或者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地方需要磨合？

叶大鹰：我们一开始肯定会有一些担心。不光是香港演员，包括海外的演员，我们都会事先考虑合不合适。结果发现，我和演员们对人物的理解非常一致，如果他们不明白，我就把一些历史的故事讲给他们听，告诉他们要读哪些书，看哪些人的故事。他们看完以后，回馈给我的又是那么恰如其分，我觉得创作里头这种合作的默契真是无形的。

南都：当时调动这么多中外演员，有没有遇到什么波折的事情？

叶大鹰：其实他们跟我们没太大差别，中外演员合作起来都是一样的。那个时代我们崇尚的很多作品都是工农兵形象，这些形象都是特别不怕死、不怕苦的。我想打破一个刻板印象，尝试塑造一个文雅的知识分子革命者。早期的革命者在形象类型上就有很大的不同，正好张国荣的气质跟这个角色很适配，张国荣本身呈现出的就是外柔内刚的气质。在生活里他就是这样，刚巧我们写的这个角色又正好是这样的一个文人雅士。我老说电影里头的一句台词“如果我不能选择骄傲地活着，那我宁愿选择死”，这句话正好映照了张国荣先生本人的一生。无论是张国荣还是靳，都要求内心的完美，这是演员和角色的融合和共性。

南都：你会比其他导演更了解这段历史。那你觉得现在的这类作品有哪些地方不足，有哪些作品让你眼前一亮呢？

叶大鹰：就“主旋律电影”来讲，电影导演、编剧、电影的从业人员等等，每个人对电影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心中喜欢的类型，所崇尚的精神都是不同的。全世界有很多非常棒的电影，大家看的时候会特别陶醉，特别欣赏，这些喜爱会在创作当中潜移默化地影响我。我们不能把创作的东西一概而论，无论是“主旋律”还是其他类型的片子，这个跟导演所欣赏的美学风格、镜头运用、叙事方法息息相关。所以我不会以我自己的喜好去要求别人、评价别人。其实有权利评价电影的就是观众，观众的评价是最简单直接的，无论是电影的市场反馈或者评分都有很直观的数据。

南都：你未来有没有一些新的作品要上映？

叶大鹰：我们现在正在筹备“红色三部曲”的第三部，从去年开始策划到现在，剧本已经审查完成，正在筹划当中。

采写：南都记者 刘益帆  实习生 冯钰炫

编辑：刘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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