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南都湾财社记者获悉，酷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酷派”）公布新人事任命，前独立非执行董事倪子轩因有意投入更多时间于其他事务，辞任独立非执行董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席、以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及审核委员会成员。同时，王冠获委任为独立非执行董事以及薪酬委员会、审核委员会及提名委员会成员。

作为曾经的“中华酷联”成员之一，提及酷派，大多数人或许都能想到其手机产品。而在如今的中国手机市场，酷派的声量已近乎销声匿迹。

近日，酷派集团公布最新半年报，人员缩水近半、研发成本大幅缩减8成、依赖关联方接济、重启曾“踩雷”过的运营商渠道模式......这个曾经的国产机皇似乎已经“躺平”，再次迎来至暗时刻。

租金收益计入收入，依赖京基集团等关联方“接济”

从产品发布节奏看，酷派最新发售的手机还停留在今年4月，遗憾的是，它们并未在手机市场激起水花。以主攻线上渠道的新机COOL30为例，南都湾财社记者留意到，在酷派天猫旗舰店，截至10月12日，该产品的已售数据仅37台，可谓寥寥。

实际上，自2021年初高调宣布重返国内手机市场以来，酷派的新品发布节奏就一直犹如“挤牙膏”，此次新机发售，距离上一款新机发布已有十个月，这在迭代更新频繁的手机市场显得十分“躺平”。

冷清的销售量，直接反映在公司的业绩表现上。9月25日，酷派集团公布的2023年上半年业绩显示，公司实现收入1.72亿港元（约1.5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22.1%；股东应占亏损1.17亿港元（约1.07亿元人民币），对比去年亏损3.03亿港元下降61%。

值得注意的是，营收的增加并非是因为酷派手机具备强大的产品力。酷派解释称，主要是由于其租金收益总额由“其他收益及盈利”账目重新分类为“收入”账目所致。

此外，整体毛损转为毛利，除了新产品的毛利率较高外，主要还在于减少人员成本。报告指出，“期内行政开支由去年同期的157.3百万港元减少88.3百万港元至69.0百万港元。行政开支减少乃主要由于研发人员的酬金减少，导致研发开支减少所致。”

减少人员成本，具体削减了多少？财报显示，截至2022年12月底，酷派的雇员数量为538名，而到今年年中，仅剩下300名，削减近半。此外，酷派的主要管理人员薪资也大幅缩减，薪金、津贴及实物利益由620万港元缩减至204万港元，支付予其他主要管理人员的薪酬总额更是从1276万港元缩减至275万港元，还不及去年的零头。

此外，南都湾财社记者留意到，酷派还十分依赖关联方京基集团及各种其他渠道的“接济”。财报显示，2022年12月，京基集团向酷派集团贷款额度5.37亿港元，仅这一项贷款就已经远超公司2022年全年的营收。2022年1月14日，酷派集团还向CEO陈家俊100%持有的一家公司发行8亿股股份，所得款项净额约为2.24亿港元。

研发成本巨幅缩减8成，差异化打法不再

值得注意的是，酷派在今年上半年正式启动了中东、非洲、拉美和亚洲等地区客户的合作。不过，从其海外市场销售情况来看，移动电话分部2023年上半年海外市场的收入仅1076万港元，远不及中国大陆地区的1.12亿港元，其海外市场的未来发展仍是未知数。

在智能手机行业，研发是重中之重。其他同行手机企业中，连年持续增加研发投入几乎是必选项。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酷派的研发成本却在今年上半年迎来巨幅缩减，由8845万港元大幅削减8成至1764万港元。

酷派的窘境与其持续亏损相关，亦与智能手机市场的大环境低迷，手机厂商面临巨大挑战有关。中国信通院公开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中国市场手机出货量为1.3亿部，同比下滑4.8%。

在这样的背景下，酷派也曾有过自己的差异化打法，但在行业下行的洪流之下以失败告终。

此前，酷派“以高打低”，以高性价比抢占低端市场。此外，差异化地采用服务站渠道模式，不同于传统手机线下渠道的代理、分销模式，酷派选择“农村包围城市”的打法，将全国划分为超3万个网格，通过数字化系统管理服务站点，建立直供模式，由“站长”负责管理整个片区的酷派产品销售。“站长”除了能享受手机销售提成，还能获得互联网服务收入和MAU激励。这些都曾是酷派的差异化打法。

然而，从酷派4月最新发布的新机来看，不具性价比的新品似乎不再“以高打低”，丢失了曾经的差异化打法。此外，去年底酷派给予乡镇服务站的补贴政策也出现了较大变动，不少酷派此前的乡镇代理商纷纷离场，新进经销商基本位于省代一级。

重启曾“踩雷”的渠道模式，昔日国产机皇已“躺平”？

重新与省包经销商建立合作，这也意味着，酷派几乎重回曾经的传统分销体系，这在今年的半年报中亦能看到端倪。酷派提及，酷派集团在渠道建设上重构以运营商、电商、线下渠道三位一体的复合型渠道结构，其中，重点重塑运营商渠道以及启动低成本电商渠道。

值得注意的是，酷派是曾在传统渠道模式上踩过“雷”的。南都湾财社记者梳理看到，在3G手机时代，酷派与中国联通等运营商合作，受益于“充话费送手机”等运营商补贴政策，酷派曾如鱼得水。Canalys报告显示，2013年4月酷派3G市场份额为11.5%，排名第二，成功超越联想、华为和中兴，仅次于三星。

但在2014年，酷派的命运急转直下：由于国资委要求三大运营商压低营销和补贴成本以稳定利润，运营商终止了对酷派手机的补贴，运营商渠道在智能手机中的占比逐渐缩小。官方数据显示，2014年酷派出货量为四千万部，下跌近50%，国内市场排名跌至第六。

此前在酷派工作八年的业内人士向南都湾财社记者分析，酷派曾经碰壁的背后，首先是没有深度捆绑的经销商。在下沉市场中，对比OPPO、vivo等具有强大竞争力的手机品牌，它们与核心经销商互相参股，深度捆绑，保全经销商的利益，但酷派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其次，对经销商的管控不严出现窜货问题，也是因素之一，“如果一个湖南的经销商总代理手里的货价格比湖北更低，当他把货拿到湖北去卖，明显具有价格优势，意味着湖北当地的经销商就要降价。降价后，经销商的提成变得更少，越来越多人不得不放弃酷派转向其他手机品牌，最后导致酷派的库存积压。”

前述业内人士认为，正是由于其曾与运营商深度绑定的渠道模式，酷派并不具备进军下沉市场的社会开放渠道的经验，使得酷派在转型中惨遭失败。

因此，如今的酷派又重新启用曾“踩雷”过的传统运营商渠道模式，实属令人摸不着头脑。有业内人士认为，差异化打法不再，或与酷派管理层变动，小米系高管淡出酷派决策层有关。自2021年宣布回归国内手机市场，酷派曾迎来高管团队换血，其中包括前小米高管秦涛和胡行、李宇靖、司马云瑞四人。

但随着产品销量不及预期，有消息指出，以秦涛为代表的前小米系高管在酷派内部已被边缘化，秦涛本人可能也在寻觅新的方向。今年1月，有消息称收购游戏上市公司游族网络的企业上海加游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在投资人（股权）变更上新增了上海远复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远复”），而秦涛也在今年1月新增为上海远复的投资人。

2021年高调重返国内手机市场的酷派，要讲述一个“三年内重返第一梯队”的故事已是天方夜谭。“挤牙膏式”发布新机，重启旧渠道模式，这个曾经的国产机皇似乎已经“躺平”，再次迎来至暗时刻。

采写：南都湾财社记者 严兆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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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