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低生育率的中国是否会得“日本病”？为何说人口达峰不等于经济增长停滞？今年10月，殷剑峰的新书《成事在人：人口、金融与资本通论》付梓，他尝试在书中就此作答。

殷剑峰拥有多个职务，他是“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奖经济学家，还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中国现代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与学术委员会委员。

他曾撰写多部经济金融著作，但这本新书于他而言也是一次新的尝试——这是他第一次将人口、经济、金融结合起来进行系统性论述。回忆起写书的过程，殷剑峰说自己写到一半就卡住了，差不多有半年多的时间没有写出来一章。

“现在没有人考虑长期的问题，这是我最担心的一个问题。”他说。面对当前的人口和经济形势，殷剑峰心有所忧。这也是他写书的原因之一。他告诉南都记者，中国的财政体制需要一场彻底的改革，由“增长型财政体制”转向成熟市场经济的公共财政体制。要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增加居民的经常转移收入。具体而言，财政应补贴生育养育稳定总人口，补贴教育继续提高人力资本。同时，还应通过法治建设加强政府信用。

“无论人口多少，政府信用支撑的金融逻辑链条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殷剑峰强调。

经济学家殷剑峰。受访者供图

无论人口多了还是少了，政府信用支撑的金融逻辑链条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

南都：今年初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其实早在今年以前，各界就已经有对于中国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的担忧。有人认为，人口负增长将导致我国经济增速变慢甚至陷入停滞。您怎么看？

殷剑峰：我很早就开始关注人口问题。2013年左右，我写了一本书叫《金融大变革》，围绕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峰作了分析。此后我也一直关注中国人口变化，写了一系列分析人口与经济发展的文章。但一直没有把人口和经济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系统性论述的机会。

近年来，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达峰、国内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等等情况，人们对“人达峰”后的经济图景更加关注并充满担忧。

面对担忧，人口学家会从人口角度为此提供解决方案，比如说呼吁建立支持生育养育的政策体系。但是，人口学家往往忽视了人口之外的其他变量。我在书里也写了，经济发展不仅仅是人多就万事大吉了，相反，人多未必就是一件好事。

另一方面，经济学家们也从经济学视角提出了很多建议，比如说建议我们在人口红利消失后，可以寻找人才红利、改革红利。可是，没有人，哪来的高素质人才？隔壁日本搞了十年之久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经济仍然停滞，年轻人还是不愿生育。没有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怎么改都不能把经济拉起来。

在我看来，之所以人口学家、经济学家都无法给出一个完满的解释和政策建议，就在于他们讲的都不是“通”论。两者不仅都忽视了彼此领域的问题，也都没有关注货币、信用这样的金融要素。

我写《成事在人：人口、金融与资本通论》这本书，就是希望能将人口、经济、货币金融结合起来，以通论的形式给出解决之道：无论人口多了，还是人口少了，由政府信用支撑的金融逻辑链条都是解决问题的答案。

南都：怎么理解“政府信用”？什么是政府信用支撑的金融逻辑链条？

殷剑峰：信用这个词在金融领域讲的是借贷关系，我把它套用到政府上。我在书里写，在人口与资本之间存在着一个决定经济发展的金融链条：币值稳定的货币便利信用扩张，信用扩张推动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带来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通俗而言，可以理解为币值稳定的货币让人们愿意也敢于借贷做生意，有资源投入再生产，把生意做大做强，赚更多的钱，做更大的生意，雇更多的人，增加更多的消费品。于是社会经济就运转起来了，人均收入随之增加。

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变成了如何保证货币的币值稳定？回顾三千年东西方兴衰金融史，我们发现，政府信用是币值稳定的保障，建立在政府信用基础上的有效产权保护制度，是私人部门愿意、能够扩张信用、积累资本的前提。在特殊时期，政府信用扩张的效果甚至好于私人部门信用。因此，长期而言，我们应该加强法治维护政府信用，从而维持金融逻辑链条稳定不断裂。

殷剑峰的新书《成事在人：人口、金融与资本通论》。

政府应补贴生育养育稳定总人口，补贴教育继续提高人力资本

南都：书名里第一个关键词就是“人口”。您怎么看我国低生育率、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人口现状？

殷剑峰：首先要明确，人口正增长不一定就导致经济上升，反之，人口负增长也不意味着经济必定停滞。我在书里举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例子。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高生育率推动人口快速增长，但那时的中国一穷二白，人均GDP比全球最不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还要低。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在一些国家，确实出现了人口负增长导致经济停滞的问题。日本就是其中之一。

1991年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峰，1995年日本劳动年龄人口总数达峰，2009年总人口达峰，此后人口开始负增长。日本经济也一直陷入长期停滞。陷入停滞的日本经济主要有三个特征，一是总需求尤其是投资需求萎缩，二是供求两侧政策都失灵，三是资本品价格相对于消费品价格快速下滑。

南都：在书中，您将这种长期持久的、“坏的”通货紧缩定义为“日本病”，如何避免中国在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后患上这种“日本病”？

殷剑峰：“日本病”的根源在于人口负增长导致的生产函数持续塌方。我们都知道，经济增长无非依靠三个动力，即资本、技术、劳动力。人口负增长阶段，劳动力不断减少，我在书里也分析了，通过推动创新，应该可以替代劳动力数量的减少。那么日本为什么不能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创新，从而打破人口负增长导致的经济停滞？

从供给侧看，日本社会老年人口占比高，创新能力不足。从需求侧看，在人达峰之后，日本整个收入分配都倾向于老年人，财政大量资金补贴给老年群体。按照日本学者的论述，日本的养老金制度就是“贫穷的年青一代赡养富裕的老年一代”。年轻人工资被老人养老金倒挂，选择“躺平”。老年人收入虽高但消费意愿低，这就导致对创新成果的需求不足，创新缺乏收益，自然没有创新的动力。

此外，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国家间的竞争归根到底靠的是人才和科技进步。但是，日本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科学的支出长期低迷，反而持续对基建投入了大量资金。在人口负增长、资本已经过剩的情况下，大量的钱投向于基建，会导致资本更加过剩，难以拉动经济。

因此，为避免中国在进入人口负增长后也患上“日本病”，我的建议是财政应补贴生育养育，稳定总人口；补贴发展教育，继续提高人力资本。

南都：这几年国内一些地区出台了补贴生育的政策，您怎么看现在的补助政策和效度？

殷剑峰：现有的政策力度远远不够。

我在书里谈到，观察中国政府整个财政支出的结构，在2012至2020年间，基本上呈现出“三分天下”的格局：劳动报酬占比34%，社保福利救助占比32%，投资（资本形成与资本转移之和）占比32%。至于统计误差，只占2%。

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财政的社会福利支出占比非常低，低于印度、希腊、意大利等国家。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居民消费率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具体到社会福利支出中补贴生育养育和教育的部分，我们可以向仍保持人口正增长的瑞典学习。作为北欧高福利国家，瑞典是鼓励生育养育政策的典范。政府为全社会提供学前和学龄儿童保育服务，其学前儿童养育支出超过了国防预算。全国一半以上的0~2岁幼儿、95%的3~5岁儿童可以进入政府财政资助的几近免费的托儿所。对于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政府每月提供津贴，并对家庭的家政支出提供税收减免。生育孩子的家庭父母可以享受16个月的带薪休假，8岁以下的儿童家长可以选择75%的工作时间表，或者在工资相应减少的情况下每周工作30个小时。

破解居民不敢也不愿消费，中国财政体系需要一场彻底改革

南都：中国的财政体制会对目前经济和人口状况带来哪些影响？

殷剑峰：我在《金融大变革》一书中，将中国的财政体制称为“增长型财政体制”，与之对应的成熟市场经济的公共财政体制。除了央地分权结构存在差异外，两种财政体制的关键区别在于财政支出。在公共财政体制下，政府扮演的是“无形之手”的角色，主要职责是为社会提供公共品，因而财政支出以社会福利支出为主。在增长型财政体制下，政府扮演的是“援助之手”的角色，财政支出以政府投资为主，反映了发展中国家有为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动作为。

中国目前“增长型财政体制”有三个特点：社会福利支出占比低；投资占比过高；以“养人”为主。社会福利支出占比低导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过低，不敢也不愿消费。后两个特点则导致财政收不抵支，以至于财政支出对债务的依赖程度不断上升，政府债务压力不断加大。

南都：您在书里提到中国财政体系需要一场彻底改革，怎么改？

殷剑峰：中国财政支出的三个特点反映了财政职能的异化。当下，中国的财政体制需要一场彻底的改革，从“增长型财政体制”转向成熟市场经济的公共财政体制，这是财政改革的基本方向。当然，也要防止从“抠门财政”跳到债务陷阱。

具体而言，像我在书里写的那样，在财政支出端，要调整结构，减少财政支出用于投资和“养人”的比重，增加社保福利支出，尤其是要补贴生育养育和教育。其次，应重新分配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应更多地发挥中央的积极性而非继续依靠地方积极性。

此外，面对目前政府债务央地不平衡矛盾，应该更多地以国债取代地方债。同时，对地方政府的债务，采取存量逐步化解、增量分类管理的政策。

采写：南都记者 赵霖萱 陈秋圆 发自北京

编辑：梁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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