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4年在科学上成功鉴定M1病毒为一种“新型溶瘤病毒”，到2015年带领团队共同创业，再到将抗癌原创新药M1打到人体内，中山大学原副校长颜光美团队整整花了9年时间。

九年时间过去了，颜光美团队研制的“注射用重组溶瘤病毒M1”获批中日临床试验，这意味着，广州抗癌原创新药再添新战绩，并开始让患者获益。

面对前来调研的南都团队，颜光美谈了他对广州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看法及建议。

中山大学原副校长，广州威溶特创始人及董事长颜光美。1995年，他曾发起包括他在内的“12名博士集体归国行动”，共同参与祖国建设。回国后，他和刘悦伦博士（广州市政协原主席）共同发起倡议，执笔起草了建议文件，促成了广州“留交会”（现为“海交会”）的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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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就启动和布局生物医药产业

广州为何没有做成全国“第一城”？

在新药研发这个领域，有一个特点，就是抗跌性特别好。美国的大药厂如辉瑞、礼来，都是百年老店。作为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礼来就两个药，一个是治疗老年痴呆（学名“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是减肥的。

苏州市的大学和医学机构在国内不算超强，但为何它的生物医药能成为中国第一品牌？广州具有全省垄断性地位的医学资源，其生物医药产业的转化工作早在20年前就开始启动和布局，比如生物岛的建设、留交会的举办。但为什么广州的生物医药没有转化出一股非常强大的产业力量？或许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支持本土企业临床研发的力度不够。临床试验的基础资源，具有全球通用性，并不存在地域性限制。做一期临床试验需要的资金以千万元计，目前广州虽然出台有政策，希望研发公司的新药能留在广州进行临床试验，但资金支持额度远远不够，而且采用“后补”政策而非“先补”。

二是政府风险基金怕担“风险”。特别是政府基金在资助企业时，它本来是“风险基金”，但最终都会变成“无风险基金”。基金人最喜欢投IPO，因为虽然贵点，但肯定赚。这或许与广州千年古城的稳健气质有关。总体而言，不愿意承担风险，也是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大的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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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若要建成“创新之城”

需要更关注年轻一代的人才

广州如果真的要建设成为一个“创新之城”，建议把更多的注意力和精力放到年青一代身上。1996年我回国时，未满39岁，直接走到副校长的位置上。

十几年前，我作为组长，曾参与广州市一个科技项目的申请遴选工作。一位名叫袁玉宇的年轻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年他才28岁，从美国拿了博士学位PhD，却愿意来广州创业。我在小组发言时说：“这样的年轻人，无论他现在的项目如何，一律要在制度范围内优先考虑他，他这个项目不成，我相信他一定会把第二个、第三个做出来。”后来广州市给了他400万元的第一笔支持。现在，袁玉宇的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迈普医学，SZ 301033）发展得很好，已经上市了。如果广州有100个“袁玉宇”进来，那不得了。

30年来，广州出台了不少吸引人才的政策，还开风气之先创办留交会并一直举办至今。30年过去了，如果不与时俱进对政策进行升级迭代，那么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深层次的因素，就不会得到根本性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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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人才政策侧重“过日子”

需要转到“帮扶创业”上来

据我观察，现在人才政策的内容，还是侧重“过日子”，比如考虑小孩如何上学，给三房一厅等，还没有转到“关注人才如何更好地创业”。广州的孵化器，尤其是政府背景支持的孵化器，同样也需要迭代升级的版本。

现在回国创业的人才，他们的需求已经从“过日子”转到“要创业”这个阶段，所以更应关注他们的创业需求：一如何融到资，二政府采购如何对他们早期产品的支持。广州能否在这方面带头做点事？像广州产投成立的2000亿元母基金，能否划出一定比例支持初创期的中小微企业？对基金管理的KPI考核，是不是也可以在时间上、成功率上，适当宽容一些，这些都值得好好思考。

策划：王卫国 李阳

统筹：尹来 王道斌 游曼妮

采写：南都记者 黄海珊 实习生 杨诗莹 杨曦

摄影：南都记者 钟锐钧

编辑：黄海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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