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高见

长期以来，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经营成本高、融资难等问题受到广泛热议，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特别是纾解中小企业的困境，为中小企业减税降费是近年中央至地方关注的焦点，也是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罗卫东今年提交建议，呼吁通过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进一步降低民营企业的经营成本。他认为要持续深化能源、金融、大宗商品、物流等供给领域改革，破解行政垄断带来要素价格过高的问题，同时建议国家层面统筹发挥银行、证券、信托、担保等各类金融机构的作用，为企业提供畅通的融资渠道，进一步取消或减免涉企收费，整治金融领域涉企违规收费，为民营企业实体经济的回升赋能。

今年民营经济促进法立法将提速，他也表示，政府部门需遵循法治原则，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才能真正保护民营企业家的稳定预期，提振民营经济的信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罗卫东。

南都：2023年疫情防控转段之后，从你的调研来看，浙江民营经济恢复如何？

罗卫东：我本以为疫情结束了，经济就应非常活跃了。看起来也确实如此，道路上车也多了，特别是江浙一带高速公路上大型运货车很多。但我在调研中发现，一些企业家面临着经营困难，特别是中小企业，甚至可能出现资金链断裂。一旦消费市场起不来、订单萎缩，它们就可能退出市场。民营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普遍反映，目前企业的基础刚性成本偏高，毛利率偏低，企业经营压力大。

南都：具体来说哪些成本比较高？

罗卫东：民营企业家们有几个强烈的诉求，一是用能成本较高，尤其是电力市场改革之后，中小企业普遍感到用电价格上涨；二是物流成本偏高，其中高速公路过路费偏高是主要原因；三是原材料成本偏高，从2023年12月看，虽然全球初级产品价格指数（159.49）较去年同期（194.35）下降，但降幅与下游产成品降价幅度相比仍然不大，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企业盈利承压。由于利润率太低，浙江有很多企业亏损运营或者不得不放弃订单。

南都：如何解决企业成本高的问题？

罗卫东：建议在能源、金融、大宗商品、物流等供给领域，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比如考虑能不能在非国民经济命脉的竞争性行业，推进民企准入，促进竞争，消除因行政性垄断带来的要素价格过高现象，降低企业的刚性成本。

一些企业家也希望垄断性的大型企业提供原材料时保价稳供，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我也建议国家层面要进一步扶持中小企业给予政策支持，比如在电费上能不能给予一点优惠，再比如能不能进一步优化高速收费公路收费标准，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

南都：除了经营成本，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也是很多企业家的痛点。

罗卫东：政府部门出台了很多政策，希望为中小企业降低融资成本，但长期以来碍于一些体制机制问题，有一些没能落到实处。调研时，一些民营企业也反映，由于可抵押资产有限、担保措施不足等制约，遇到短贷长用、信用评价难、融资担保难等问题。

南都：通过您的调研来看，对此有何建议？

罗卫东：国家层面还是要统筹发挥银行、证券、信托、担保等各类金融机构的作用，为企业提供畅通的股、债、贷等融资方式。我建议在原先降低银行账户服务等收费基础上，进一步取消或减免金融领域其他涉企收费，指导银行等金融机构进一步为中小微企业、实体经济行业让利。还有企业反映金融领域还存在一些违规收费问题，也需要加大力度整治。

南都：过去一年，政府出台了很多措施来提振民营经济，从调研来看，落地效果怎么样？

罗卫东：各级政府确实一直在推进减税降负、推出相关的政策补贴。但我们调研中也发现，这些政策的执行到位情况以及效果并不十分理想。这里面就有政府方面工作力度不足的原因，也有企业自身的原因。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对政策的了解存在不及时不全面不准确等情况，同时，有些所谓的优惠政策没有更系统地理解企业经营的实际诉求，导致企业对政府的好意并不领情的现象。企业其实是最理性的，政府单方面制定的优惠政策，企业也许觉得并不划算。

举个例子，有的地方为了促进大学生就业，设计了对企业的补贴政策，企业每招聘一位大学生，就补贴每年3000元，连续补贴三年。可是，有的企业宁可不要这笔钱，因为招聘一位大学生，企业要付出的实际成本并不是这个补贴所能够涵盖的。也有一些企业表示，对减税降费“没有感觉”，为了一些微薄的好处，企业要花不少精力去准备各类申领材料、接受核查监督。

南都：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罗卫东：简化行政流程，降低企业成本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很多补贴要一键发放给企业。比如杭州市政府的亲清在线就很好地体现了切实为企业降负，为企业排忧解难的作用。在杭州，为企业发放补贴或者退税，没有繁琐不堪的手续，不需要企业花时间精力去申请，政府部门也不会花费大量人力去审核企业的资质资格。通过数字化改革，企业的数据被有效调用，在后台进行匹配，什么企业享受什么政策，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补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补贴可以一键直达发到企业。所以这件事情，政府不仅要实干，还要巧干。

南都：营商环境对民营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浙江营商环境一直排在全国前列，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罗卫东：浙江人的历史和传统，就是“赚钱做生意”“凡事都算经济账”。全省有400多万家企业，如果加上个体工商户，浙江有上千万经济主体，可以说按常住人口测算，平均每6个人就有一家市场主体。浙江是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市场起绝对的主导作用。浙江省各级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营商环境的建设，但是建设和维护好的营商环境，并不是一味地给予各类经济主体以政策优惠，最要紧的是政府不能任性，而是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切实解决企业家长期关切和整体诉求的实际问题。所谓企业家就是办企业的专家，政府只要对企业家的精神、才能和品质有足够的信任和尊重，企业家就一定会把企业发展好。政府有为，不是要时刻站到经济活动的前台，当主角，唱大戏，而是要着力于让各类经济主体都能够积极主动地施展自己的本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市场和企业就活起来了，经济就繁荣起来了。这个道理是经过改革开放数十年的经验教训证明了的。

南都：今年民营经济促进法立法将提速，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关键在哪？

罗卫东：我认为无论立不立法，政府都要遵守法治原则，真正保证民营企业家的安全感，保护他们预期的稳定性。

南都：都说信心比黄金更珍贵，怎么提振民营企业家的信心？

罗卫东：信心其实是非常综合性的东西，既受现实的影响，也有一些主观性的判断。疫情三年，我认为还是带来很大的冲击，现在还存在“疫情后遗症”，大家都还没有完全适应。

但中国的市场那么大，还有很多需求没有激活，按照有关统计，目前居民家庭人均储蓄同比增长数据非常可观，但是消费却不仅没有与储蓄同向增长，反而十分疲软，三驾马车中消费的作用不明显。可见人们还是不敢花钱。我觉得政府部门在出台相关政策时需要做更加细致的社会经济调查，了解居民家庭和企业的真实情形，才能真正有的放矢，避免出现政策举措精准度不高甚至牛头不对马嘴的情形。

还有一点，我个人以为，在目前这样的情形下，政府部门不可对外生性的经济调控抱过高的期望。归根结底，真正激活市场主体的内生动力才是最要紧的。大家的事情要靠大家发挥主体性才能办好。所以公正而稳定的法治环境要比短期宏观调控政策更能起到基础性和长期性的激活经济的功能。

南都全国两会报道组

采写：南都记者 蒋小天  马宁宁 实习生 吴雨婷  朱可轩 发自北京

编辑：梁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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