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的迅猛发展为人们带来了诸多便利，但也不断挑战传统的法治模式和治理机制。在促进创新与防范风险之间，如何寻得微妙的平衡，是摆在眼前的难题。

4月29日，为期5天的2024年中关村论坛年会在京落幕。南都记者注意到，科技与法治是今年中关村论坛颇为关注的议题之一，不仅首次设立了全天的平行论坛，专题探讨“良法善治护航科技创新发展”，还聚焦数据安全治理、知识产权创新保护等议题，希望汇集多方智慧探寻引导科技向善的治理对策。

4月25日至29日，主题为“创新：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的2024中关村论坛年会，在北京举行。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 摄

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数据隐私、信息安全、知识产权保护和伦理道德等挑战，与会者频频提到的一个技术破题思路是“用AI打败AI，用魔法打败魔法”。与此同时，中国要不要制定一部统一的人工智能法、单独立法是否可行、这部法该如何定位及主要任务是什么……诸如此类，有关人工智能立法的问题也引发热议。 

从脑机接口、6G发展、具身智能，到碳中和、生命健康、空间科学……在2024年中关村论坛年会期间，来自政产学研的参会嘉宾，分享交流着前沿的科技成果，畅谈技术如何改变未来的生产生活方式。

2024年中关村论坛年会首次举办科技法治治理平行论坛。图据主办方

27日上午，在由北京市司法局主办，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和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联合主办的“首届科技与法治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轶也畅想了这样的一个未来场景：

有一天，身处物理世界的你开始进入梦乡休息，而虚拟空间里你的数字孪生人还在勤勤恳恳地工作；第二天你睁开眼醒来，发现它已经完成你睡前设定的各项任务，而且比你本人处理得更好……

“当我们进入到一半实体一半虚拟的生存状态时，法律也需要对相应的规则作出调整。”王轶表示，如果说以往的立法关注所在仍是物理世界，那接下来一定会进入到数字空间——对今天人们所说的元宇宙、虚拟空间里一些日益凸显的问题进行相应的调整。

在王轶看来，科技发展在改变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重塑着社会关系，推动文明的转型和发展。而文明的转型会改变“权利”和“权力”的底层逻辑，从而推动法治的变迁。

同时他强调，不管文明如何转型、科技如何发展，人类所追求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人格尊严、生活得到切实保障的初衷，不会改变。科技应该为让人拥有美好生活而服务。

4月27日，2024中关村论坛平行论坛，2024第八届中国科幻大会在北京石景山区首钢园开幕。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前意大利驻华使馆科技参赞、欧洲自然科学院材料与纳米技术实验室主任普利尼奥·因诺森齐在致辞中则提到，科技不断发展的今天，更应该审慎思考如何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保障人们的安全和权益，同时推动技术的创新和应用。

“从数据隐私到算法偏见，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法律框架，以平衡科技创新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这不仅是对理论的考验，也是对我们社会智慧和道德观念的挑战。”普利尼奥·因诺森齐说。

过去一年多，以大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AI掀起了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新浪潮，也带来了全新的治理挑战。大模型训练通常需要处理大量的数据，其中就涉及数据安全、个人隐私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难题。

在数据安全层面，不少参会嘉宾提到，在生成式AI时代面临的是基于不断组合和创造的数据安全风险。而原有的一些安全技术，已不太适用于大模型。

2024年中关村论坛年会期间，数据安全治理与发展论坛圆桌讨论现场。南都记者李玲/摄

今年中关村论坛年会期间，在另一场“数据安全治理与发展”的平行论坛上，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黄民烈提到，过去做数据处理时，可以将有害信息过滤、清洗干净；但现在生成式AI会通过训练组合生成新内容，它们不存在于原有语料库里，而且可能涉及有害信息。

“依靠现有的安全检测能力，要百分百过滤大模型含有的有害信息和涉及个人隐私数据，仍需打个问号。”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研究员虎嵩林告诉南都记者，即便技术能把训练数据清洗得干净，但如果大模型只见过正面的例子，而不知反例，这本身也会影响大模型自我反思和发现有害信息的能力。

如何应对大模型带来的数据安全风险？多位嘉宾提到，“用AI对抗AI、用魔法打败魔法”的破题思路。黄民烈表示，要彻底解决这种风险，不能光靠人工或仍沿用一些静态的方法做相对固定的检测，而是要依赖算法和工具的支撑。

在算法研究上，黄民烈提到可以尝试用对抗攻击的方法，比如事先用算法自动发现大模型的漏洞和风险，再针对性地制定安全和对齐手段，以此来强化大模型的安全能力。

南都记者注意到，今年中关村论坛期间，首届生成式人工智能大赛正式启动。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大赛的初衷正是希望通过“攻、检、防”，不断发现漏洞、自动识别并进行持续化的安全加固，以构建攻、检、防三位一体的竞赛与协同发展模式，在对抗循环中不断提升生成式AI内生安全能力。

有意思的是，为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给知识产权带来的挑战，知识产权领域的专家也提出了“用魔法打败魔法”的解题思路。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肖尤丹提到，大模型的训练数据包括人类创作的文字、画作、音乐、照片、视频和代码等，正是从这些海量的数据中，大模型获得了生成同样产物的能力。今天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采取的是一种“砸碗造碗”的方式，这必然会引发与既有知识产权权利人之间的冲突。

如何解决这个关键问题？肖尤丹建议用“用魔法打败魔法”，在原有技术基础上，需要鼓励在传统内容创作、流通和保护中，更为普遍性地引入基础保护措施，在AI大模型保护中使用区块链、数字水印等技术。

他还提出，可以从扩张作品、发明类型、设立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使用费知识产权回馈机制，建立数字化内容实用集中清算制度，重构数字化合理使用制度，以及增加非人工智能举证责任等方式，平衡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知识产权制度的矛盾。

南都记者关注到，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争议，一直持续不断。近日，美国八家新闻机构起诉OpenAI、微软，指控其未经许可使用了它们的新闻作品来训练生成式AI。在此之前，还有音乐人和作家集体喊话，要求大模型训练公司尊重版权。

今年4月初，国外有超过两百名音乐人联署发表公开信，呼吁AI开发者、科技公司、平台和数字音乐服务商，“停止使用AI侵犯及贬低人类艺术家的权利”。去年7月，美国数千名作家也联名控诉，“数以百万计的受版权保护的书籍、文章、诗歌等作品，成为了人工智能的养料，且不用付任何费用，这是不合理的。”

训练数据的来源和质量决定大模型的能力上限，但未经授权非法使用，无疑会触及到知识产权（IP）制度的核心。面对种种侵权风险，有人甚至发出疑惑：人工智能会是IP的终结者吗？

面对生成式AI带来的知识产权难题，目前在立法上仍存空白，而在已有司法判例上，国内的法院也给出了不同的判决。如何调和当前的矛盾，多位专家学者尝试提出他们的思考。

4月25日，2024中关村论坛年会在京开幕。南都记者李玲/摄影

2024年中关村论坛年会开幕首日，在“全球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论坛”上，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数据法治研究院院长时建中表示，为促进与规范人工智能发展，需要设立知识产权制度“特区”。

这个制度“特区”体现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预训练阶段，此时要解决的是数据易获取的问题，为推动大模型的研发需要有相对宽容的制度——包括公共数据能用尽用，权利人作适当的权利让渡等。一旦大模型经过预训练投入应用后，则要采取严格的制度来约束其行为。

简单地说，时建中认为应该基于不同阶段，实施差异化的制度，在人工智能的研发、商用、使用之间合理地配置相应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肖尤丹表示，从1624年英国颁布垄断法案至今，回顾全球知识产权制度400年的历史，中间至少经历了三次技术变革挑战，而每次都作出了很好的回应。

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又一次冲击，知识产权制度如何与之相处？肖尤丹认为，不能抱着固有的思路，而应厘清当前知识产权制度体系化僵局的迷思。用多样性来应对法律治理的不确定性——包括采取更多元的法律治理格局，更多层次和更敏捷的法律关系，以及更多样的法律保护手段等。

事实上，当前在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问题上，全球尚未形成一致的认识和看法。香港科技大学助理教授韩斯睿告诉南都记者，人工智能生成物如何确权保护、怎么平衡各方主体的利益等等，这些问题都极具挑战性和复杂性，目前业内仍未有完全的共识。“但整体而言，还是要促进创新。”她说。

自ChatGPT的横空出现后，各家科技公司纷纷加快在生成AI赛道的布局，并推出了一系列落地商用的产品。当人工智能技术被按下加速键，如何预防随之而来的数据安全、个人隐私、知识产权保护等风险——当前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已经到了必须作出回答的时候。

“人工智能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当然需要法治来保障。但立法之路怎么走，首先要回答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即人工智能究竟是什么。”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周汉华认为，不同的回答，对人工智能立法的走向、立法原则、执法机制等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根据公开资料，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有人将其定义为研究或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和技术；有的则认为它又称“机器智能”，由人工制造出来的系统所表现出来的智能；还有的定位为“智能主体”的研究与设计，展示近乎人类智能行为的计算机系统。

从这些概念界定看，人工智能可以理解为是技术、能力或者系统，再进一步梳理更多文献可以发现，有关人工智能的定义其实远不止这些。

“它究竟是新质生产力，还是上层建筑？”周汉华说，人工智能涉及面广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都可能与之有关。因此，要想一步到位制定统一的人工智能法来实现全领覆盖，这条路径是否可行，值得深思。

去年12月，南都数字经济治理研究中心在京发布《生成式发展与治理报告》。报告指出，当前在已有《数据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基础上，是否还要出台专门的人工智能法，各界声音不一。

报告显示，一些产业界代表认为，AI是一项通用技术，它就像互联网一样，比起对互联网本身进行统一监管，瞄准特定场景更为重要。尤其是，当AI产业仍在高速发展的阶段，一些新技术、新业态不断涌现，其所产生的法律合规风险也有新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急于制定一部大而全的人工智能法、它能发挥多大作用、会否限制技术创新发展，仍需探讨。

南都记者关注到，我国人工智能法已被列入国务院2023年立法工作计划，草案预备提请全国人大审议。但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并未将人工智能法列入其中。

不过周汉华注意到，在上述全国人大未来5年的立法规划中，第一类立法项目专门提到，适时安排审议“推进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法律或者相关决定。

他认为，在尚不具备制定人工智能法的条件下，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专门决定，然后分别推进，最终再像民法典一样编纂一部统一的人工智能法，或许也是一种可以考虑的立法路径。

同时为消除产业界的困惑，周汉华认为有必要思考人工智能立法的功能和定位。它主要是为解决哪些问题？如果仅将其定位为一部促进法，是否准确？

在他看来，如果把人工智能界定为是科技和产业，因此出台一部人工智能促进法，这看似也能行得通。但事实上，促进产业发展需要先厘清规则。当前更急切的是，人工智能正在挑战传统的规则，而在现有法律框架下难以解决这些新问题。

他进一步说道，比如大模型预训练阶段采集个人信息，是否需要经过个人同意？后续AI生成的图片长得很像一个生活中的人，是否涉嫌侵权？如果都认定为侵权，产业怎么发展？

“传统法律限制人工智能发展的规定非常多。如果要制定人工智能法，那它首先要解决我们法律过时的问题，而不是首先考虑怎么促进。”周汉华说。

出品：南都数字经济治理研究中心

采写：南都记者 李玲

编辑：李玲

本文作者

李玲

3.67亿

南方都市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