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互联网在高速传递信息的同时，也成为了谣言、网络暴力等事件的温床。尽管2020年3月《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早已明令禁止网络暴力、人肉搜索、流量造假等行为，但相关违法行为和事件依旧层出不穷。

7月4日上午，杭州互联网法院组成七人合议庭，公开审理杨某某、某传媒公司、某网络公司、某科技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民事公益诉讼一案。法院当庭判令四被告删除已发布的虚假信息，注销“网络水军”的虚假账号1200余个，在国家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公益损害赔偿金共计100万元。 

据了解，该案为公益诉讼案件。公益诉讼起诉人诉称，2021年至2022年5月，杨某某利用其注册的多家公司研发的平台，招募数量庞大的兼职人员充当“网络水军”，并通过操纵“网络水军”“养号”等方式，开展有偿“转评赞”“直发”“投诉举报”等业务。

这些业务包括，在未核实信息真实性的情况下，对客户指定的影视作品、网络视频、游戏作品、商品的宣发等正面点赞、转发、评论，按客户要求在相关网络平台发布关于特定作品、商品的具体内容来提升热度；以及通过在信息发布平台通过投诉举报等方式删帖以降低针对特定作品、商品的负面信息热度。

经公益诉讼人调查，杨某某等共“养号”1200余个，完成“转赞评”“直发”任务24万余条，任务金额合计896万余元；完成“投诉举报”任务1200余条，任务金额合计19万余元。

此外，某传播公司、杨某某等人以营利为目的，有偿提供删帖服务，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已被刑事判决认定构成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杭州互联网法院经审理认为，四被告的行为扰乱了网络舆论环境和互联网信用管理秩序，破坏了相关行业、市场的正常经营秩序，损害了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庭审过程中，四被告明确表示已认识到自身错误，向社会公众致歉，并愿意承担公益损害赔偿责任。

在杭州互联网法院看来，四被告对客户指定的信息真实性不予甄别， 组织的“网络水军”对接单的宣发或删除信息也不核对真实性，主观上具有流量造假、传播虚假信息的故意，且四被告通过专业化的商业模式设计，形成分工合作的“组织架构”模式，在认识到案涉行为已被列为整治对象的情况下，仍为谋求不法利益，从事网络虚假信息的黑灰产。

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规定，属于破坏网络信息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损害了破坏了网络信息生态环境，降低了社会公众对网络信息的整体信任度，并扰乱了市场正常经营秩序，且侵害了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针对社会公众个人而言，虚假信息剥夺了他们基于真实、全面信息做出合理判断的前提条件。社会公众因虚假信息误导而形成的认知、决策，还影响其价值判断和生活、工作的抉择，虽单个损失看似较小，但累积起的社会公益损失巨大。”杭州互联网法院解释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刘晓春指出，在人工智能技术被广泛应用的时代，“水军”行为造成的公共利益损害更加凸显，亟需建构有效的综合机制进行有效打击和全面治理。

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凌寒评价本案则谈到，本案进一步明确了互联网虚假信息的认定标准。检察院认为“网络水军”开展的“转评赞”“直发”“投诉举报”等业务，属于流量造假和信息干预行为，构成了互联网虚假信息。杭州互联网法院指出传播网络虚假信息应当包括通过人工或技术手段实施流量造假、虚假注册账号、操纵用户账号等干预信息呈现，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谋取非法利益，破坏网络信息内容生态秩序的违法行为。

在张凌寒看来，这一认定突破了既往判例对虚假信息仅限于捏造、虚构、扭曲的失真信息的狭义理解，站在互联网平台和用户的视角考虑普通网民的认知和需求，将通过技术手段操纵信息呈现的行为纳入虚假信息的范畴，体现了对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的全面把握，有利于捍卫民众的合法权益与对网络空间的信任。

刘晓春亦认为，杭州互联网法院在判决中明确了网络“水军”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公益侵害属性、损害赔偿计算等法律适用规则，为网络虚假信息内容治理的民事公益诉讼路径首次确立了司法标准，为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的司法保障提供了典型案例，对于网络空间治理的体系完善、清朗网络空间的综合保障机制建构，都给出了具有重要示范性的司法保护实践方案。

此外，刘晓春提到，此次滨江区检察院通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方式，对网络“水军”违法行为进行主动出击，维护公共利益和网络空间生态秩序，体现了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主动担当，也为网络空间内容治理探索了检察公益诉讼新模式。

综合：南都记者胡耕硕

通讯员：杭互法

编辑：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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