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10月19日，由广州美术学院主办的“书写的艺术/艺术的书写”国际研讨会在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校区召开，意大利汉学家、广州美术学院中外书写文化与美术交流研究中心负责人毕罗（Pietro De Laurentis）教授作为学术召集人，邀请了来自意大利、德国、伊朗、中国四国的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书写的艺术”与“艺术的书写”主题展开了深度对话与交流。

“书写的艺术/艺术的书写”国际研讨会现场。

书写的艺术

在“书写的艺术”分会场，来自德国汉堡大学写本研究中心的劳悟达（Uta Lauer）研究员以“三绝（诗、书、画）”的概念为起点，对黄庭坚《老杜浣花溪图引》草书卷进行深入探讨。首先，依据《老杜浣花溪图引》草书卷的鉴藏印和题跋，劳悟达勾勒出该作品的鉴藏历史和流转轨迹，指出该卷始从宋高宗内府流出，后经夏文振夏德声父子、吴宽、王世贞等人鉴藏或经眼，最后流入嘉庆内府。其次，将《诸上座帖》与之《老杜浣花溪图引》草书卷的相关信息进行比较，进而结合曾敏行《独醒杂志》、吴宽《匏翁家藏集》等有关材料，讨论了黄庭坚创作《老杜浣花溪图引》草书卷的时间应在1088-1098年间。最后，强调了“题画诗”的传统和杜甫与“驴”的意象，说明了黄庭坚的《老杜浣花溪图引》不仅是诗文的书写，还藉由对杜甫晚年生活的描述，为杜甫形象提供了诗意的诠释。

德国汉堡大学写本研究中心的劳悟达（Uta Lauer）研究员发言。

伊朗艺术学院高等艺术研究院东方艺术系主任纳思霖（Zahra Dastan）则探讨了在伊朗与中国两种文明视野下的书法艺术的异同之处。她首先介绍伊朗书法的起源与演变，通过实物图像来梳理不同时期下书法的不同形态。随后，比较两种文明下的书法在呈现方式上的相同之处，强调两种文明下的书法都注重视觉美感，并努力通过线条和形式传达书写者的个性和情感。最后指出两者间的差异则反映在书写的文字、技巧以及书写工具上。

伊朗艺术学院高等艺术研究院东方艺术系主任纳思霖（Zahra Dastan）发言。

中国书法家协会大型活动处处长李宁主要从文献的角度探讨摹搨历程及摹搨技术两个方面。摹搨历程方面，李宁指出，在东晋时期，最早的摹搨对象是画，从东晋南北朝到唐代，摹搨技术逐步成熟，并在唐代中央文馆的推动下达到顶峰；唐代的摹搨不仅应用于书法传播的活动中，还被用来复制内府珍藏的古代法书，并且对日本等国的书法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摹搨层面，李宁通过爬梳宋代之后文献，详细介绍了不同的摹搨的技法，其中包括临与摹、硬黄与响搨、双勾填墨与牛毛勾法等。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姚宇亮教授的发言主要围绕着书法的“图像性”与“书法性”展开讨论。姚宇亮首先例举了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和德里达《论文字学》的主要观点存在“汉字偏见”，并指出汉字具有“表意”与“表象”二重性，进而厘清 “动作的”与“视觉的”、“书写性”与“图像性”两组概念，通过观察笔法的“无”“微”“显”，断定视知觉是否作用于书写这一过程。随后，运用这一原理对八分书笔法的生成与演进进行阐述，指出图像意识的作用成为笔法演变的关键，图像意识呈现成“微”这一状态时，预示着书写性的回归以及新字体的萌芽。最后，通过例举张旭、颜真卿、怀素时期的狂草对书写意识的破坏这一案例，为中古书法传统笔法的消亡以及唐宋书法变化的内核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姚宇亮教授发言。

艺术的书写

在“艺术的书写”分会场，锡耶纳外国人大学意大利语史副教授李珂（Veronica Ricotta）聚焦于中世纪微型化艺术以及《艺匠手册》和其他论及泥金写本的早期美术文献的关系。李珂首先介绍了微型画的历史源流，指出其名称来源于“minium”（铅丹），这一鲜红色颜料曾广泛用于古代手抄本的装饰和标注。随后将视野扩展至欧洲中世纪与微型画艺术相关的文本中，重点着墨的是，琴尼诺·琴尼尼在《艺匠手册》（il Libro dell’arte）中强调木犀草黄、群青等珍贵颜料的使用，并对微型画的绘制工具和技术进行了详细介绍，包括使用金箔的步骤和材料的选择。最后，通过展示三种不同抄本中的微型画，为观众呈现微型画在视觉表现力和技艺上的独特成就。同济大学艺术史与艺术哲学研究所所长王菡薇教授以龚贤《龚半千画法册》《奚铁生树木山石画法》、汪之元《天下有山堂画艺》、费汉源《费氏山水画式》、王冶梅《冶梅竹谱》《冶梅梅谱》为主要研究对象，指出这些技法谱因制作目的、著述主体的身份以及所属阶层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撰述、编辑方式以及图文模式。强调上述技法画谱体现了“图谱相承”的特点，如：龚贤画谱——《芥子园画传》——《费氏山水画式》和李衎《竹谱详录》——《天下有山堂画艺》——《冶梅竹谱》这两个谱系。最后讨论了董其昌“南北宗论”影响下的技法谱系，在看似“程式化”的谱录中凸显了“一画法”“南宗”等文人理论和审美的新思考，这为民初美术变革鼎沸之际陈师曾重倡“文人画之价值”观积累了一定地实践基础。

同济大学艺术史与艺术哲学研究所所长王菡薇教授发言。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刘石教授则围绕义例概念的历史源流、文学与碑志著述中的应用及其批评传统展开。随着学术从“著述之文”向“文人之文”的变化，义例在碑志文体的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以潘昂《金石例》、王行《墓铭举例》、黄宗羲《金石要例》为最早代表论著，卢见曾将三书汇为一编，是名《金石三例》。刘石教授在会议上首先分别简要评述了《金石三例》的优劣之处。其次重点介绍了王芑孙在《金石三例》中的批注方法，指出王氏不仅对具体条目进行了补充与纠正还深入讨论了碑志演变观和义例观的文章学思想，主要体现以下两方面：一是论例虽重汉魏，更重唐宋；二是论文不重循例，而重极才尽致。最后，讨论到文章碑版义例的意义应该在于“为古文者不可不知例，却又不得拘于例”，即是在规范与灵活运用之间取得平衡。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刘石教授发言。

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梅林教授梳理了有关神僧“杯度”的传世文献记载以及先行研究，讨论了传世文献中讨论“杯度”的其人其像，并指出此前被学界认定为“杯度”的造像仅有2尊。随后从浦江飞仙阁第55号龛出发，结合55号龛正壁的图像配置、现存造像记以及文献中杯度像的形象特点，指出第55号龛正壁“双观音夹持一僧”中的僧并不是地藏菩萨或者迦叶，而是神僧“杯度”。并参照该龛图式，指出在川渝两地唐宋摩崖造像中有8例“杯度”像、2例疑似像，在徐州云龙山有1例“杯度”像。最后，梅林在总结对“杯度”造像研究的同时提出新的问题，譬如“杯度”造像在宗教上的角色是什么？“杯度”造像的逻辑何在？等等。

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梅林教授发言。

“冷门绝学”

圆桌讨论环节由毕罗主持，华南农业大学何方耀教授评议。何方耀教授引用钱钟书的话语，将研讨会的主题发言概括为“冷门绝学”，并通过这一比喻凸显了“书写”与“艺术”之间复杂而特殊的关联。随后，从三个方面对这次研讨会的发言主旨进行了总结：首先探讨了语言和文字的第一性问题，强调了中国文字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宗教性；其次从“程式化”的角度分析了书画艺术的发展，并探讨了义例在传统文化传承中的意义；最后，何方耀教授还提出了关于“三绝”如何影响中国民俗文化的思考，指出“三绝”如何影响到民俗文化的问题仍需要解答。

圆桌讨论结束后，师生从书法的海外传播、波斯书法文化内涵、摹拓淘汰的原因及宗教思想如何作用于书法等方面提出具体问题请教与会嘉宾及主持。参会嘉宾对中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书法学习、书法研究问题意识的培养等问题也分享了自己的见解和经验。

圆桌讨论现场，左一为意大利汉学家、广州美术学院中外书写文化与美术交流研究中心负责人毕罗（Pietro De Laurentis）教授。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种文化相互交融，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已经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广州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宋光智教授在研讨会开幕致辞时表示，学校举办本次研讨会，就是希望充分发掘和弘扬各国文化的艺术价值，以比较和互动的方法探索书法以及其他美术的价值和文化渊源，加强与国际艺术领域的互动互鉴。未来，广州美术学院将继续秉持开放包容的理念，积极搭建国际书法交流平台，进一步拓宽我校艺术教育的国际视野，推动书写文化与其他艺术的跨界融合与创新发展。

采写：南都记者 周佩文 实习生 戴银欢 通讯员 张兢业

图片由广州美术学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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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