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漠中千年前的神庙与墓葬、群山之间的巨石堡垒和梯田、蜿蜒澎湃的亚马逊河、苍莽的雨林和林中各色珍奇动物……这些别样的风景让秘鲁这个南美国家充满瑰丽而神秘的色彩。

近日，环球旅行者、作家王甲红所著的《穿行秘鲁五千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多年旅行科考的结晶，从地理、历史、文化的多角度，立体地展现了这个遥远南美国家的独特风情。书中，王甲红以学者的严谨和旅行家的激情，图文并茂地记述了他在秘鲁走过沿海荒漠、安第斯山脉和热带雨林的数次旅程，直观、详实地记录了所见的文物古迹、优美风光和多彩的文化习俗。

作为一个足迹遍布全球的旅行者，王甲红将远在西半球的南美神秘国度描绘得鲜活而灵动——沿海荒漠的风沙、中部崇山的巍峨、东部雨林空气的清甜，宛在眼前；更以古城、故道、遗址等地理节点为脉络，用工笔画一般的细腻笔触，书写自己的亲身体验和独特见解，带领读者领略印加文化与殖民文化交织的独特历史人文景观。

山脊上的城市，建筑和台阶布局依山就势，错落有致。

历史上，中国与秘鲁的交流也源远流长。浩瀚广袤的太平洋横亘于两国之间，18世纪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曾在诗作中以“从中国到秘鲁”感叹天涯海角之远。尽管如此，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即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初，两国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开始了贸易、文化和人员往来。1849年第一批中国移民到达秘鲁，开启了一段充满血泪的华工史，也间接开启了中秘两国文明的交融。

至今，在秘鲁中餐馆仍被称为“Chifa”，即粤语“食饭”的谐音。王甲红风趣地介绍道，如今，中餐馆“Chifa”遍布秘鲁街头，成为秘鲁的一道风景、一种文化，秘鲁也成为中国人不需要携带方便面和老干妈出游的国家。

除此之外，秘鲁还有哪些与中国有关的历史印记？利马和库斯科有着怎样的建筑风情？如何成为一名旅行作家？近日，《穿行秘鲁五千年》作者王甲红接受了南都记者的专访。

【访谈】

王甲红，环球旅行者，作家。走过七大洲一百多个国家、五百多项世界遗产，曾多次在中央电视台四套担任嘉宾，曾为《文明》《人物》《中国国家旅游》等报刊供稿。旅游信条：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诠释旅行，以敬畏和保护的态度走进自然。

南都：你第一次去秘鲁是2011年，这趟旅行的起因是怎样的？ 

王甲红：这个有点机缘巧合，当时我已经去了非洲、欧洲、大洋洲、北美的很多国家，恰恰只有南美还没有去过，而我对南美一直是有向往的，特别想去亚马逊雨林。当时正好有一个户外品牌叫“探路者公司”举办了“寻找身边的探路者”活动，选拔几个人去亚马逊雨林做科考活动。为了圆自己的南美梦，我非常拼尽全力参加这个活动，后来也很幸运地被选中了。所以我是从亚马逊雨林进入秘鲁的。我也确实很喜欢秘鲁这个国家，它地貌也好，文化也好，都非常独特。

大金字塔是卡拉尔最壮观的建筑，也是圣城的政治和宗教权力中心。

南都：现在回想起在秘鲁的旅行，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画面是什么？

王甲红：除了马丘比丘、的的喀喀湖的漂浮岛这些知名景点外，最令我震撼的还是莫切文化。当时我在一座海滨城市参观了莫切文化博物馆以及它的墓葬现场，其中发掘出了西潘王墓室和陪葬品。这些陪葬品数量非常惊人，仅仅陪葬品就已经能形成了一座规模庞大的博物馆，而且金银饰品和文物依旧光彩照人，令我非常震惊，你完全想不到它会那么的精细。实际上，西潘王的年代距离我们差不多1700年，一直以来在我们心目中，南美印加文化是比较落后的，这次游览发现我以前对秘鲁和印加文明的历史了解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我的书也花了很多篇幅去描述西潘王的陪葬品都有些什么内容。

南都：中国与秘鲁在地理上相隔遥远，却在很多方面近若比邻，可否分享你在秘鲁见到的与中国有关的历史遗痕？

王甲红：中国和秘鲁的交往其实是很晚的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已经是1492年了，在此之前整个南美洲大陆和欧亚大陆是没什么交往的，整个欧洲完全没有人知道秘鲁的存在或者说整个南美洲的存在。而中国和秘鲁早期的交往其实是一段不太愉快的历史。从1849年开始的近30年时间里，从中国（当时是清朝末年）去了有10万的华人，这些人很多其实是被骗过去的，俗称“卖猪仔”，他们在太平洋上漂泊，旅程中死亡率在10%~40%之间，能活着到达的人中，约9万人去了甘蔗园里做苦力，还有几千人去修铁路，几千人被送到鸟岛上去挖鸟粪。挖鸟粪的死亡率非常高，这些都在秘鲁的报纸上有过疯狂的报道，这件事也传到了国内，引起一片哗然，随后秘鲁专门派遣了公使到中国来说明这事态，把这事儿给解决了。

万千鸟类集中在帕拉卡斯鸟岛。

中国人在当地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秘鲁的早期中国移民主要是广东和福建人，他们喜欢吃大米，而秘鲁人是不怎么吃大米的，为了满足中国劳工的需要，原本种植甘蔗的庄园开始大量改种水稻了。利马市里原本有一个康塞普西翁市场，因为很多中国人在那边做买卖、开餐馆、开商店，数量越来越多，最后这个市场直接改叫中国城了，一直延续到现在，在整个利马市区约有6000家中国餐馆“Chifa”。中国城的入口有一座很大的牌坊，牌坊上面有“中华坊”三个字，牌坊背后则是孙中山先生手书的“天下为公”四个大字。

除了中国城以外，利马还有一片公共墓地，建于19世纪早期，很多当年的华工就埋葬在那里，墓碑上写着光绪多少年从广东或福建什么地方来到这里，这些人的名字也很有意思，直接用的西班牙语名字，比如说佩德罗、何塞等等。

南都：当地的中餐馆有何特色？在秘鲁吃过哪些令你印象深刻的美食？

王甲红：他们的中餐确实是经过改良的，有炒饭、炒面、馄饨这些。炒饭我们一般是不放辣椒的，辣椒原产自美洲，为了适应当地的口味他们会在炒饭里放辣椒。最有意思的是佛山的柱侯鸡，也能在秘鲁吃得到。

秘鲁的当地饮食是比较有意思的，因为地形复杂，东边是热带雨林，中间是安第斯山脉，西边是沙漠地带，三个地方的食物完全不同。在亚马逊雨林和安第斯山脉，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相对比较小一点，比如我们在雨林里吃过一种用芭蕉叶包着米饭、肉、鸡蛋、橄榄的食物，有点像我们吃的粽子；在安第斯山区，他们还会在地上挖一个坑，把石头烧热了放到坑里，再在石头上放肉、土豆、蔬菜，用这种方式温几个小时把食物温熟。山区人还喜欢烤豚鼠，我们把它叫荷兰猪，一般把它当宠物，但是秘鲁人很喜欢吃，在库斯科的教堂里有一幅《最后的晚餐》，在耶稣面前的餐盘里放的就是烤豚鼠。

在利马这些沿海大城市，食物受外来影响就比较多了，比如受西班牙、中国、日本的影响，秘鲁的国菜——柠檬汁腌生鱼，就是来自西班牙的。炒牛柳则是受中国人影响，烤牛心也很受欢迎。还有一种土豆沙拉，当地人叫“高撒”，它是一层一层的，中间有蟹肉或者鸡肉。

南都：在热带雨林篇章，你去到了很多封闭的原住民村落，这些都不是典型的旅游目的地，当地人对你的到来会有好奇或担忧吗？

王甲红：这些村落在自然保护区里边，除了科考人员和志愿者，他们基本上见不到外国人，还好我们带了翻译，可以通过翻译和他们交流。

小镇上正在纺线织布的妇女。

南都：当地人给你一种什么样的印象？

王甲红：秘鲁人给我感觉总体是比较内敛的，我们在巴西的时候，经常边上会疯狂地被围上一堆人，反正你就被围在中间，大家跟你一块喝酒吃饭。而在秘鲁这样的场景比较少，他们很多时候会跟你稍微陌生一点，会处在一个比较远的距离来跟你交流，但是熟悉以后会非常的热情，总体来说是很朴实的一群人。年轻人还是比较积极的，但是他们对现状也是有点不满的，因为秘鲁这些年发展比较慢。

南都：从2011年到2017年你曾四次造访秘鲁。从第一次到最后一次游历，你眼中的秘鲁发生了什么变化？

王甲红：游客变得很多，能看到利马和利马南边的工业区也在发展，但是总体来说发展是比较慢的。它不像中国从2000年到现在经历过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在秘鲁是看不到的。它有在发展，但是前后这6年时间，我感觉不到它有什么特殊的变化。

旅游开发将漂流岛与城市连接在一起。

南都：你在秘鲁一共去了差不多20个城市，最喜欢的秘鲁城市是哪一座？

王甲红：库斯科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它是印加帝国的都城，后来殖民时代西班牙人占领了以后，整个城市基本上处于半毁的状态，但是依然保留了很多印加时期留下来的建筑，比如太阳神庙，宫殿的外墙，郊区还有印加时代的城堡，这些东西是西班牙人没有完全毁掉的。

第六代萨帕印加印卡·罗卡的宫殿外墙。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这些建筑在印加石墙的基础上，又修建了西班牙人的房子，房子里面用了很多来自于古罗马、古希腊的元素，庭院又是来自于伊斯兰风格的，真是相当复杂，非常混搭。

利马又不太一样了，利马是16世纪西班牙人建立起来的城市，完全没有印加的痕迹，它所有的建筑都是欧洲风格。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不同的建筑元素不断地过来，整个城市就像一座巨大的建筑博物馆，欧洲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建筑在利马都有体现。加上它本身是首都，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非常大，从饮食到人们的穿衣打扮都跟库斯科的差异非常大。可以说，两座城市代表了秘鲁的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南都：你在书中写到了西班牙殖民文化和原住民文化的冲突、现代文明和传统文明的冲突，这些在当地有哪些案例体现、当地人民又是如何应对的？

王甲红：我们作为游客，如果不了解秘鲁的话，到了安第斯山区看到人们的穿着，会以为那就是印加人的传统服饰，其实不然，现在印加人的服饰是西班牙人给他们设计的。西班牙殖民期间，他们努力地想要抹掉原来的传统文化痕迹，从服饰上，按照西班牙几个省的服装造型样式给他们重新设计，我们现在看到的已经不是原本的最早的原住民风格了。另外最明显的还有宗教方面的，原来安第斯山区有自然神崇拜，比如太阳神、月亮神，不同的地方还有其他的神，西班牙人过去以后到处都是天主教的教堂，原来的神庙都已经是遗址了。

彩虹神庙围墙上有大量以彩虹为主题的浮雕。

因为印加文明没有文字，西班牙殖民者想要篡改当年印加人留下历史，他们就找来自己的学者，按照他们自己想要的方式去书写秘鲁的历史。比较幸运的是，有一个西班牙和印第安的后裔叫印卡·加西拉索·德拉维加，他的母亲是印加的公主，他从朋友和家人那边取得很多资料，写出了一本书叫《印卡王室述评》，印加的历史才得以保留下来。所以其实他们当地也是有一股力量想要守护住他们自己原本的文化。

西班牙和英国的殖英方式不太一样。英国殖民者到了一个地方以后，会和当地人截然分隔，但是西班牙殖民者比较鼓励西班牙人和当地人通婚，所以导致了整个南美洲的人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印欧混血非常多。但是秘鲁不一样，秘鲁印欧混血儿比例可能只有50%左右，当地原住民，也就是印第安人还有30%左右，这个比例是蛮高的了，在一个国家里，30%的人口就是一股很强大的力量了。从秘鲁独立到现在差不多200年，白种人和混血儿长期把控着政治权力的中心，原住民的政治权力比较小，所以当地发展出“土著主义”的思潮，希望恢复原住民的传统，维护原住民的利益，提高他们的政治社会地位，这个斗争一直在进行。

南都：身为旅行文学作者，你如何在一边行走的过程中不断收集和记录素材？请分享一下你的具体工作方法。

王甲红：这其实是个人习惯的问题。在旅行过程中，我会把看到很多东西记录下来，也会刻意找人去了解询问，比如说在书里我谈到漂浮岛的现状，会问到他们的孩子的状态、教育状况、未来的发展倾向、他们的生活状态等等，我是带着一些问题去了解他们，再用笔记下来。阅读资料也很重要。我会在出发前先阅读一些相关书籍，带着提问过去。往往在当地考察时，我又会发现阅读的量还是不够，又产生很多新的问题，回头再找书来读，这样进行一个循环的过程。

南都：你每次出行之前都会做一个很详细的攻略吗?

王甲红：早期的时候会花很多时间去做攻略，但是现在去的国家比较多了，相当于不断在提高自己的知识储备，到后面就不太在意攻略了。我去到每一个国家基本上是地毯式旅游，哪儿都会去，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地走，所以说攻略已经不重要了。

一个凄风苦雨的夜晚，我们捕捉到一条2米长的成年雌性凯门鳄。

南都：全职旅行者的生活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王甲红：我现在差不多每年可能有半年时间或更长时间在路上，旅行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平时在家看书、看电影、处理一些家事，其实在旅行中也会做一样的事，只是换个地方。当行程比较紧，走得比较疲惫了，我就会找一个地方住下来，休息一阵子。我不会在一个地方住很长时间，十天八天或者个把月也是有的。我个人不太介意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住。

南都：如今中国人的旅行足迹已经遍布世界，就你观察，现在我们的旅行目的地偏好和旅行方式有了哪些变化趋势？

王甲红：从我所接触的圈子来看，越来越偏重自由行，去的地方也越来越小众。我的朋友圈经常在后半夜会比较活跃一点，因为有很多人在国外，大家聊的话题已经离开了比较大众化的景点，比如会问到某个很偏僻的地方怎么去之类的，慢慢地脚步走向了更深的地方。

南都：最近去了什么地方旅行呢？你下一步的写作计划有了吗？

王甲红：我去年和今年在西班牙待得时间很多，目前是在写一本西班牙的书。

采写：南都记者朱蓉婷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本文作者

朱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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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