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在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主办的广州论坛2024年年会暨2025年国内外政经形势预测会上，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前副会长、中国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接受南都·湾财社“湾区金融一线·大咖谈”栏目专访。

他表示，今年中国经济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名义GDP增长低于实际增长。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通过逆周期财政政策来稳杠杆，目前来看，政策已初见成效。同时，要推动中国经济上轨道，应使实际增长与潜在增长相符。此外，还要深化改革，使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前副会长、中国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

三步应对中国经济新变化：

稳杠杆、上轨道、可持续

南都：今年以来，财政部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了逆周期的调节力度，您怎么看这些措施？面对中国经济新变化，应该如何着手应对？

曹远征：今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比较特殊。从周期来看，中国经济下行是一个总量的下行，就是GDP增长逐季下降。而这是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中国经济下行最主要是房地产下行，而房地产下行不是波动性的，而是转折性的，这是一个结构变化，与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高度相关。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要实现可持续就必须深化改革，而深化改革就不仅仅是调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也要保持一致性，更重要的是，社会政策也要保持一致性。

面对中国经济的新变化，未来可从三个方面着手应对：稳杠杆、上轨道、可持续。

南都：如何理解这三点？

曹远征：首先来看稳杠杆。今年中国经济有一个重要特征：名义GDP增长低于实际增长。实际增长速度在5%左右，但名义增长只有4%多一点。这就意味着价格走低，企业在出现经营困难的同时，也会出现营业收入下降，进而出现现金流短缺的问题。同样，财政收入因具有从价性，价格下跌也会使地方财政收入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名义GDP增长低于实际增长的情况一共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第二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现在是第三次。前两次是在外部冲击下产生的，而这次外部冲击虽没有前两次那么大，但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本身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当名义GDP增长低于实际增长时，应该如何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我们发行了8000亿国债，开始修高速公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我们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开始修高铁。从逻辑上来说，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一定需要财政的支持，只有大规模财政刺激才能把经济推出这种低迷状态。在这个意义上，上月初，全国人大批准的一揽子财政扩张安排是必然的选择。正是因为推出这样的财政政策，9月份以后，中国经济在趋稳。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广州、深圳房价开始趋稳，二手房开始有交易，这说明杠杆开始稳住了。另一个表现就是，中国的股市也稳到3000点以上。逆周期调节已经初见成效。

第二，上轨道。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必须扭转短期经济表现偏离长期发展轨道的态势，使实际增长与潜在增长相符。房地产行业对GDP贡献率在15%左右，但是，它牵扯到上下游很多行业。中国房地产已经下行39个月了，新开工面积累计下跌近60%，销售面积累计下降近40%。特别是今年1至8月份新开工面积下行了20%，钢铁、水泥等产业遭遇严重挑战。如果新的一年将杠杆稳住，恢复企业的信心，改善企业经营状况，以此构成上轨道的基础，则明年经济增长有望保持在5%左右。

第三，可持续。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目前，中国城市化率只有6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有48%。换言之，中国还有一半人口是农民。从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上看，在城市化率达到75%-80%以前，经济仍有较高增长的可能性，因为非农产业收入较高，农民增加收入，就得进城务工，进而城市化带动增长。反观中国，在城市化进程尚未完成时，经济增速却出现了下跌，农民工的市民化成为症结所在。

中国虽然有2.8亿农民工在城里务工，但他们在城里基本上不消费。为什么？担心他的未来。所以，农民工市民化不是一个户籍问题，而是整个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农民工最担心三件事：孩子能不能到城里读书，城里有没有房子住，以及宅基地上的物业能否有收入。

如何解决农民工的担忧？我们有一些建议。比如，发放教育券，农民工子女通过教育券在务工城市公立学校上学，然后学校拿着教育券向财政“报销”。在住房问题上，政府可出钱把烂尾楼买下来，改造成廉租房、保障房，给农民工提供一个安居的场所。当农民工全家在城里安居乐业，消费就会增长，经济也会因此获得增长。最后，如果宅基地上的房子可以出售、经营，则农民工就有了财产性收入，有了未来的保障。

如果在未来5年间有4亿农民工市民化，就意味着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将在现有基础上再增加4亿。8亿人口的中等收入阶层不仅是世界最大的，而且为2035年中国整体基本实现现代化铺平了道路。因此，只有深化改革，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才可以继续释放经济增长的潜力，使经济增长可持续。

发展个人商业保险

构建养老金融体系

南都：中国正在迎来老龄化的加速阶段，您觉得中国养老金融体系面临哪些挑战？应该如何构建养老金融体系？

曹远征：养老金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社会保障的钱从哪来。中国在二三十年前就提出预筹积累制度，即个人为个人负责，职工自己交一部分，单位交一部分，然后大部分进入个人账户，小部分进入公积账户。退休后先用个人账户的钱，个人账户的钱用完了，再用公积账户的钱，公积账户的钱用完了，再由财政来兜底。这是我们目前的养老制度。

但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养老金面临巨大的缺口。因此，养老金融改革最迫切的是，厘清养老是谁的事。养老其实是自己的事，自己要对自己负责，所以要建立第三支柱。第一支柱是国家主导的基本养老保障，但只能保证最低水平；第二支柱是用人单位主导的企业年金；第三支柱是个人购买的商业保险。国外普遍的做法是，对购买商业保险实行退税政策，即用税金来抵扣购买商业保险的费用，用政策来激励购买商业保险。中国也正在努力建立这样的养老金融体系。

顺便指出，在这一养老金融体系中，住房可以发挥特别的作用，即“以房养老”的“倒按揭”。个人将房子抵押给金融机构，每月从金融机构获取一笔钱用于养老，待过世后，房子所有权就归金融机构，这也是一种金融创新。

特朗普上台将引发

美国金融市场动荡

南都：全球经济复杂多变，特朗普上台后，会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哪些不确定性和风险？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曹远征：特朗普上台后政策怎么落地，全球都在猜测。总的来说，美国金融市场会有动荡。

首先，如果特朗普加税，则这个成本会落到老百姓头上，那么美国的通胀会上升，目前普遍预测会上升到3.6%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减息措施就不能再用了，不仅可能不减息，甚至还可能加息。那就意味着美元指数还会上升，可能引起资金流向的频繁变动，并带来汇率市场的动荡。

第二，强势美元跟上述情况又是矛盾的。美国现在国债的利息开支占财政收入的23%左右。在这种情况下，降低利息既有利于减轻财政还本付息压力，还有利于减少财政进一步发债的成本。但与此同时，降低利息又会促使物价进一步上涨。这个矛盾怎样解决，成为国际固定收益市场的重要变数。

第三，美国的资本市场尽管很火爆，但也有令人深思的问题。目前美国资本市场的突出特征是“AI 7子”，包括英伟达、微软等与AI相关的七家公司，不仅市值较高，而且在市场中比重较大，并且股价还在持续攀升，引发外界高度关注。这种状况虽然可以认为是股市预示了AI代表着未来经济的方向。但是毕竟大模型至今营业收入尚小，没有利润，仍靠烧钱维持。这就带来一个困惑，资本市场可以卖故事，但你不可能永远卖下去。如果再有什么风吹草动，大模型泡沫破灭，会不会再出现全球金融动荡？

由上，我们更担心的是，特朗普政策如果过于激烈，会使得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加快暴露，从而出现一些不可预测的动荡风险。与此同时，我们认为，特朗普的政策虽然会对中国经济形成冲击，但对中国金融系统的影响不大，风险是可控的，因为中国的资本项目没有开放，顶多会影响人民币汇率，不会导致资金大进大出。但是风险可控也只是可控，要抵御风险，最终一定是靠经济增长，所以，做好自己的事情最重要，就像刚刚说的，稳杠杆、上轨道、可持续。

统筹：任先博

执行统筹：刘兰兰

采写：南都·湾财社记者 刘兰兰 彭乐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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