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人”正在一年比一年老，尤其是农村劳动力。近日，第十六届人力资本国际研讨会暨2024年中国人力资本报告发布会在中央财经大学召开，公布了我国最新人力资本指数估算结果。

从年龄来看，2022年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是39.72岁。南都记者注意到，这一数字比上年报告的又增了0.3岁，而农村劳动力平均年龄已突破40岁，为40.48岁。

在地域分布上，2022年劳动力年龄最高的五个省份为东北地区的黑龙江、内蒙古、辽宁、吉林，还有四川，均超过了40岁；最年轻的分别为西藏、新疆、广东、福建和贵州，为35-38岁，这也是出生率较高或者吸引年轻劳动力较多的省份。

2022年劳动力年龄最高的十个省份。

2022年劳动力年龄最年轻的几个省份。

从教育程度来看，从1985年到2022年，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上升到10.88年，且性别差异正在逐渐消失；教育回报率在上升，但近年来有下降趋势，不过2020年仍保持在6.72%的水平。

“未富先老”？通过改革释放红利，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何为人力资本？通俗来说，它是指能够带来经济和社会效益的个人拥有的知识、技能及能力。常用的人力资本度量指标有教育程度、工作经验等。一般认为，人力资本是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是减少贫困和不平等的重要保证。

人力资本的产生主要源自教育、培训，以及工作的变动和人口迁移（这有助于实现人力资本的潜在价值）。同时，生育和抚养孩子也可以提高未来的人力资本。在当前经济面临转型以及我国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下，多位专家向南都记者谈及，财政政策应更多转向民生，如生育养育、教育、医疗，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等。

日前在《财经》年会2025暨2024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表示，中国经济仍然具有保持赶超型的增长潜力，无论是人均收入水平还是能开发的人口红利，增长潜力还在。“目前中国受教育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偏低的，意味着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得到更多的回报，也会取得更高的经济增长。”

他指出，在中国特有的国情“未富先老”下，看上去老龄化程度比较高了，劳动力出现短缺，但由于尚未实现现代化，意味着还有很多未充分动员的资源可通过改革挖掘。为此，必须通过改革释放红利，包括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劳动力转移，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增加劳动力供给，使得大家就业更充分。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列为明年重点工作之首。“居民消费不足，就没法保证社会总需求的充足，也无法支撑潜在增长速度。”蔡昉建议，必须从提高居民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来提高消费能力和意愿。为此，政府应扩大基本公共产品供给，推进普及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以保证居民消费和人力资本的形成。“现在的刺激政策，不仅在于刺激投资、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多的是要用合理合法合规的手段、可持续的手段把钱花在居民手里，加快弥补保障的不足。”

12月1日，云南省元阳县德熙纺织厂工作人员在由当地闲置停车场改造的生产车间里工作。近年来，元阳县建成以服务农村劳动力为主的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创造更多就地就近就业机会，帮助群众实现挣钱顾家“两不误”。新华社发

农村劳动力平均年龄超40岁，城乡人力资本差距拉大

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就需要了解当前我国人力资本情况。此次《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4》建立多种人力资本度量指标，包括年龄，教育程度，特别是改进的Jorgenson-Fraumeni终身收入计算法，以货币度量中国人力资本的存量。

该报告计算的人力资本总量包含劳动力人口的人力资本以及未成年人的预期人力资本，退休人口从一般经济意义上定义的人力资本为零。劳动力人口的定义为16-54岁女性和16-59岁男性，不包括学生。人力资本总量取决于未退休人口数量、人口年龄结构及教育程度等。

报告计算出，2022年，中国劳动力人力资本总量按当年价值计算为 886.1万亿元，其中城镇为744.0万亿元，农村为142.1万亿元，分别占人力资本总量的84%和16%。2022年中国农村人口降至4.91亿，城镇人口则增至 9.21亿。城乡人口的教育水平也在拉大。“相当多的农民工过了40岁后，在就业市场中不再受欢迎，还没到退休年龄就返乡了，只能去生产率更低的部门，例如说务农、做小买卖等，资源配置在退化。”有专家对南都记者说。

从年龄看，从1985年到2022年，中国劳动力平均年龄从32.25岁增加到39.72岁。其中，城镇从33.03岁上升到39.35岁，乡村从31.99岁增至40.48岁。报告指出，2005年以后由于劳动人口（主要为年轻劳动力）迁入城市，导致乡村的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与城镇的差异逐渐缩小，并于2010年反超城镇且差异逐渐增大，“将人力资本投资引入人才急需的地区的长期收益，具有重要作用。”

东北劳动力平均年龄最大，辽吉扭转人口净流出局面

从省份来看，报告显示，总体来看，各省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分布从32岁到42岁，其中黑龙江、内蒙古、辽宁的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最大，均超过41岁，尤其是东北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平均年龄已超42岁。除了黑蒙辽吉，劳动力平均年龄超过40岁的省份还有四川、山东、湖北、甘肃、湖南和江苏。

东北地区是我国老龄化最早的地区，多年来饱受出生率走低和人口外流等影响。黑龙江仍保持人口净流出，出生率垫底，人口深度老龄化问题持续加剧，未来劳动力供给的潜在压力增大。而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辽宁省人口净流入8.6万人，扭转了自2012年以来连续11年人口省际净流出的局面；吉林省人口也从连续13年的净流出，转为净流入4.34万人。

对于人口“逆势增长”，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余淼杰曾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是营商环境的变化、整体发展态势对人才的吸引。“有中央的关注和政策支持，辽宁本身有非常好的地理优势和资源禀赋，这几年通过正风肃纪、优化政治生态，营商环境有了明显的变化。”吉林日报也撰文，一年来不断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加大人才振兴政策的支持力度，打造更多创业创新平台，为吉林留住人才、吸引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深圳一家幼儿园里，孩子们在做游戏。南都资料图

广东劳动力全国第三年轻：出生率高，年轻人流入多

劳动力“最年轻”的省份是哪些？报告显示，劳动力平均年龄最小的省份是西藏，为35.5岁，其城镇劳动力平均年龄更低，仅32.92岁，农村则为37.38岁。

南都记者注意到，新疆排名再上升1个位次，排名第二（37.50岁）；广东较去年上升了2个位次，成为劳动力平均年龄第三年轻的省份（37.74岁）。劳动力平均年龄为“38岁档”的还有福建、贵州、海南、上海、北京。

上述省份也是出生率高或年轻“打工人”流入多的地方。例如，2023年出生率最高的前十省份中，其中就包含西藏、贵州、海南、广东，主要位于西部地区和华南地区，少数民族和多民族聚居，传统生育文化影响较大。

作为经济强省，广东2023 年人口出生率达 8.12‰，位居前列，以103万的出生人口增量稳居全国首位，意味着每九个新生儿中就有一个诞生于广东，被称为“最敢生”的省份。分析指出，一方面，广东常住人口总量位居全国第一（1.27亿），省外流入人口总量非常大，且流入的人口结构比较年轻，处于婚育年龄的比例比较高。这些年轻劳动力的流入不仅直接增加了常住人口数量，还为未来的人口自然增长提供了潜力；另一方面，粤东的潮汕等地宗族观念浓厚，生育意愿相对其他地区仍比较高。

大专及以上人口超高中，京沪津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最高

从受教育程度来看人力资本，广东的排名并不算高。报告显示，从1985年到2022年，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6.14年上升到了10.88年，其中城镇从8.23年上升到了11.61年，乡村从5.47年上升到了9.37年。

2022年，平均教育程度最高的前五个省份是北京、上海、天津、江苏、重庆；平均教育程度最低的五个省份是西藏、甘肃、青海、贵州、云南。总体来看，经济发达的省份其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会相应的较长，反之亦然。值得注意的是，教育资源丰富的京津沪，在高中以上、大专及以上、大学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中均排名前三。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大专及以上人口已超过高中人口。从1985年到2022年，全国劳动力人口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从1.04%上升到了25.57%，高等教育普及率在逐年提升。不过另一方面，中国的教育回报率（即增加额外一年的教育带来的工资提升的百分比）近年来有下降趋势。该数值在上世纪80代到90年代中期为3%～5%，随后逐渐上升至6%～8%，2020年保持在6.72%的水平。

教育回报率有下降趋势，工作经历和再学习越发重要

报告援引分析指出，城镇教育回报率在1990-1999 年的快速攀升，与中国劳动力市场改革和工资制度改革进展密切相关。对转型经济来说，当刚性工资被市场工资取代之后，不断增加的教育回报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而近年来，城镇男性和女性教育回报率逐渐趋于平稳。

南都记者注意到，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千万高校毕业生面临严峻就业压力，包括不少“985”“211”毕业生“找工作难”，而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供需不匹配导致有的企业面临“招工难”。25-45 岁是劳动者工作的黄金时期，而一些行业中，员工又面临着降薪或裁员的困境。根据12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1月分年龄段失业率情况来看，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6.1%，25-29岁的数据为6.7%，30-59 岁的为3.8%。

“在将来，什么样的人力资本，什么样的教育将会越来越重要。”在第二十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上，蔡昉提出，如同卫星发射需要有不同的火箭往上推，现在人力资本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也要看新的“火箭”。如果说第一级是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第二级是高校扩招，这些都曾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效果，但效率在递减，未来迫切需要第三级火箭来推动。即以劳动力质量、创业能力、创新力新要素形成来促进要素新组合，形成新质生产力。人力资本竞争从个人之间也将变为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之间。“一般的体力脑力和智力都可能被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替代，但我们的智商、情商和交易能力等可能越来越体现在特殊人力资本上。”

“这是未来人力资本新特征。”蔡昉说，人力资本和教育的关系在发生变化，早期教育、正规教育带来的受教育年限，不再能预测全部的教育回报和劳动力市场表现。工作经历、再学习、终身学习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意味着教育的公共属性越来越强，要求政府承担更大的支出责任，要大幅度提高教育投资，从娃娃抓起培养通识能力，也要帮助大龄群体跟上科技潮流。”

采写：南都记者陈秋圆 发自北京

编辑：梁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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