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上班像在夹缝中跳“芭蕾”！

 深圳电动自行车围堵地铁口

市民被迫与车争道……

记者实地调查深圳电动车违停乱象

但车位规划滞后、管理不足

执法薄弱等问题仍然存在

市民对出行安全与秩序的

呼声不断攀升

对此，奥一新闻

采访多位代表委员及专家

探讨路权划分、智能监管

空间挖潜、立法共治等

系统性解决方案

深圳市政协委员、深职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雪指出，当前电动自行车缺乏独立路权是安全隐患的核心根源。无论骑行在机动车道还是人行道，都会形成“非机混行”的冲突模式。

她强调必须建立行人、机动车、非机动车三套独立路权体系，尤其要为以城市骑手为主体的非机动车规划专用通行空间。

深圳市政协委员陈宁提出构建三级智能分析系统：在前端建设“城市之眼”，在中台建设违法事件智能分析系统，最后再打造治理闭环流程与机制。“

城市之眼”可以智能发现各类车辆违规事件，实现24小时全时段监管，在发现违规事件的环节减少对人工的依赖。

深圳市人大代表陈雄英针对地铁站电动自行车围堵乱象提出系统性解决方案：

一是完善设施，合理规划地铁站周边电动自行车停车棚/架，配备充电设施，设置清晰引导标识。

二是强化管理，交通、城管、地铁方等各部门各司其职，定期联合行动，严查违停、占道、私拉电线等行为，依法处罚并曝光典型案例，运用视频监控、电子围栏实时监测停放情况，及时处置违规行为。

三是开展宣传教育，通过地铁站宣传栏、社区活动普及规范停放知识，提升市民安全意识，建立举报奖励机制，鼓励市民监督。

四是优化出行服务，优化地铁周边公交线路，增设共享单车点位，减少电动车依赖，推广“一站式”服务，整合地铁、公交、共享单车信息至手机APP，提供便捷出行规划，引导绿色出行。

五是建立长效机制，成立交通、城管、地铁多方联合工作组，定期研究长效解决方案，将停放管理纳入城市治理考核，定期评估成效，引入第三方机构或志愿者协助管理，形成共治氛围。

广东省人大代表王海直击问题本质：首先，电动车因其经济实惠、灵活便捷，成为很多市民解决“最后一公里”出行的首选；其次，现有停车位远远难以满足市民需求，规划缺乏预见性；然后，部分市民存在“先停为快”心理，缺乏公共空间意识。

对此困境，他建议挖掘城市“边角料”空间（如高架桥下、闲置地块）增设临时或永久性的电动车停车场，试点错峰停车定价机制；通过加密公交微循环线路，降低电动自行车依赖度。

深圳市人大代表赵广群提出制度性解决方案：

一是立法突破：运用特区立法权制定《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明确违停法律责任，明确各部门职责，减少执法权限交叉带来的问题。

二是技术管控：参照宜停车模式，开发“违停10秒自动抓拍+即时处罚”系统。

三是共治机制：建立违停举报奖励制度，市民可通过政务APP上传取证，形成全民监督网络。

在电动车治理议题上

除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的

多维度见解值得关注外

其他城市的创新实践样本

亦具备重要参考价值

截至2024年，北上广深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均超百万（上海1200万、北京350万、广深各约550万），地铁站周边“停车难”成为超大城市治理痛点。各地通过“疏堵结合+科技赋能”的创新实践，探索出多维度解决方案。

☞ 北京昌平区实施“静态+动态”管理模式，清理占道车辆2.3万辆，利用公园空地建成临时停放区，高峰期利用率达75%。海淀区拆除12处花坛围挡，新增非机动车位1.2万个，引入卫星定位电子围栏技术，实现共享单车“定点停放、扫码取车”。

交通部门和属地街道办协调中关村地铁站周边写字楼，开放非机动车停放区，缓解停车乱象。图源：新京报

☞ 杭州钱塘区在4个地铁站周边新增共享单车泊位1000米、非机动车位3000米，配备智能停车架625个，通过“三级巡查”机制（高峰定点值守、平峰全线巡查、低峰区域管控）保持车位周转率。

☞ 深圳坪山区检察院联合街道办，将闲置地块改造为智能停车场，集成自助充电、AI识别等功能，新增车位1750个。

☞ 上海莘庄站试点“第三方托管+收费调节”模式，对非机动车停放实行2元/天阶梯收费（过夜加收2元），日均周转率提升40%。依托“电子警察”系统，上海对未戴头盔骑行行为实现100%查处，推动头盔佩戴率从68%升至92%。

莘庄地铁站北2口外的停车场，张贴着图示收费标准。图源：澎湃新闻

☞ 西安雁塔区创新“U形管格挡”设计，结合企业动态清运，使早高峰违规停放率下降73%。

☞ 上海将非机动车停放管理纳入《慢行交通品质提升三年行动方案》，明确新建改建项目配建指标，三年内新增停放点位2.1万个。

☞ 深圳桃源社区制定《地铁口非机动车停放管理方案》，明确“疏堵结合、标本兼治”原则。社区建立“三查三报”长效机制：社区城管每小时巡查报告，网格员每日重点督查，执法队每周突击检查。

☞ 广州冲口街道通过成立非机动车专项整治队伍，通过第三方安保服务，构建2名安保人员+2名车站管理人员+6名执法队员的守点队伍，针对地铁坑口站周边停车区域进行8时—22时值守，机动巡查人员不定期支援补充。

☞ 杭州钱塘区与美团、哈啰等企业签订合作协议，通过APP端实时显示车位状态，引导用户错峰停放。

在深圳这座以创新、效率著称的超大城市里，550万辆电动自行车的狂飙突进与城市管理体系的适配难题，正成为检验治理能力的现实考问。日均超千万次的骑行需求与不足三成的非机动车道覆盖率，暴露出城市交通规划与民生需求的动态平衡亟待重构。当“最后一公里”接驳困境演变为系统性治理课题，我们更需要理性审视制度设计、空间供给与协同机制之间的深层矛盾。

法规滞后的沉疴，正在侵蚀城市的肌理。《深圳市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试行期满半年仍悬而未决，基层执法陷入“无据可依”的尴尬境地。数据显示，2024年涉及电动车的交通事故中，81%发生在人车混行路段，这警示着制度供给的紧迫性。深圳在立法层面的迟缓，反映出公共服务的响应速度与超大城市治理需求之间的落差。

路权分配的失衡加剧着系统风险。全市仅28%道路设有非机动车道，当市民被迫与电动自行车在不足1米宽的狭窄空间混行时，简单归咎于“乱停乱放”显然有失公允。规划者需要正视的是：日均千万级的骑行需求背后，是市民对便捷出行的刚性期待，更是对公共空间供给提出的量化要求。

碎片化治理模式亟待结构性改革。“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违法数据难以实时共享，基层执法人员日复一日“打地鼠”，这种“人海战术”与“信息孤岛”并存的现实，消耗着有限的公共资源，消解着市民对规则的敬畏。究其根本，是跨部门协同机制的缺失，让治理陷入“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死循环。

破题之策在于构建精准协同的治理生态。深圳需要将电动自行车治理纳入城市治理现代化总体框架：加快出台《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明确路权分配细则；在重点区域试点智能停车引导系统；建立多部门数据共享的监管平台；更重要的是，在停车场选址、接驳动线设计等环节，充分听取市民和行业代表的实际诉求。

城市治理的终极命题，是如何在效率与安全、秩序与便利之间找到最大公约数。当深圳提出2025年“新改扩建非机动车道600公里”的目标时，更应同步推进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治理模式创新。唯有将“协同治理”从纸面理念转化为制度实践，才能让“深圳效率”真正照进每个街角，让有序共生的愿景从交通末梢蔓延至城市肌理。唯有将550万辆电动自行车的治理课题，转化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实践样本，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之城”向“治理标杆”的跨越。当550万辆电动车不再被视为“麻烦制造者”，而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当规则制定者和执法者能俯身倾听民生诉求，这座年轻的城市终将在阵痛中完成蜕变。这既是对城市治理能力的考验，更是对“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生动诠释。

与城市对话

城市由个体构成，治理由细节构成，而城市的向心力由无数人和细节构成。治理的核心在于协调多元主体的利益，如何让多元治理的主体纳入治理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当中？由南方都市报、奥一网、南方民间智库联合深圳大学全球特大型城市治理研究院推出《走好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大调研——与城市对话》栏目，聚焦市民关注的细节问题，汇聚民间智慧，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不仅为城市凝聚共识，更实现议题的共治链——建立“议题发现—深度调研—方案共创—政策转化”全流程机制；实现多城协同体——针对跨区域治理难题，联动超大城市开展“云端会诊”；实现双向赋能场——既是解决问题的议事厅，也是治理创新的试验田。通过公众参与、专业建言与政策反馈的深度互动，在街巷治理中雕琢温度，在数字治理间丈量精度，让城市进化与民生福祉同频共振。

监制：陈文定 刘岸然 谢江涛

策划：任笑一

统筹：陈璐璐 刘晨

学术指导：陈文 袁方成

采写：奥一新闻记者 蒋清君 余悦 刘正方 蔡诗妍

产品：蔡诗妍 廖静文

设计：刘思 虢娟

编辑：蔡诗妍

本文作者

蒋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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