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24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5年年会举行,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在浓浓春意中,迎来了近千位中外贵宾。这些来自政府机构、跨国企业、央企民企、学界的“大佬”级人物,围绕“全面释放发展动能,共促全球经济稳定增长”的话题展开研讨,十余场研讨会几乎场场爆满、座无虚席。
谈及全球经济,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地缘政治的风险给全世界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又该如何稳增长、激活发展新动能?对此,多位学者表示,当前包括提振消费在内的经济增量政策还不足以刺激中国的总需求,中国需要采取大胆的行动推动经济发展,而且要注重惠民生,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模式才可持续。
研讨会现场。
提振消费不是应急之策
提振消费作为我国经济今年的“头号任务”,被专家们频频提及。南都记者关注到,此次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5年年会还专门设置了一场“提振消费与扩大内需”的专题研讨会。
据了解,中国当前面临需求不足、尤其是消费不足的问题。与国际比较看,中国居民实际最终消费占GDP比重较全球平均水平低约20个百分点。用购买力平价口径,中国与OECD国家(由38个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组织)在大体相同发展阶段比较,中国的家庭消费、服务消费和最终消费与这些国家约有1/4至1/3的差距。
事实上,消费不足的问题已存在多年。长期以来,我国房地产和基建投资高速增长,近两年来,房地产进入深度调整期,基建投资也在减速,加之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变,消费问题“浮出水面”,还成为了当前中国经济“卡脖子”的短板。
对此,有声音认为,消费不足的短板不尽快补上,会导致经济增速滑落,中国经济是否能够承受由此引发的增长压力?因此,在很多公众看来,消费和个人收入息息相关,如果“自掏腰包”提振消费是为了刺激经济增长,难免让人有些心理上的不舒适。
针对这样的声音,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论坛现场强调,提振消费不是一时的应急之策,而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支撑,比如深层次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
南都记者注意到,在钓鱼台国宾馆14号楼的大厅内,陈列了多本研究报告,其中就有一本和消费相关的报告。这本名为《政策保障及创新驱动激活中国消费市场新动能》的报告出自创办红牛的泰国天丝集团。
天丝集团首席执行官许馨雄在论坛现场表示,消费品产业关乎民生福祉,作为外企愿同中国一道参与提振消费的行动中来,推动消费品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同时建议中国政府能给予稳定的政策环境,激励企业创新等。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5年年会吸引了众多外企高管、外国学者参加。
当前国内工资和家庭收入占GDP比重较低
提振消费关键在增收,参与论坛的代表对此达成了共识。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呼吁,提高工资和家庭收入在GDP的占比,因为现在这个占比比较低,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
具体如何增收?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首席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提出了几种路径。
一种思路是:着力解决老百姓不想消费、不敢消费、不会消费的问题,如直升机撒钱、补贴消费等,通过促销增加消费。“这种办法短期内是有效的,比如,这个月发钱发补贴了,消费指标一般会变好看,但下个月怎么办?不具有可持续性;发钱发补贴也会给到亿万富翁手里,这对他们是没有意义的,精准性不够;即使到了低收入者手里,多买几个面包也是好事,但对他们真正需要解决的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等问题则无济于事。”刘世锦说。
另一种思路是:推进结构性改革,试图解决一些深层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目标是使消费潜力最大的那部分低收入阶层增加消费能力,重点是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社保、养老等发展型服务消费。不是一次性的,要有持续稳定增长的制度安排,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有种观点认为,结构性改革很重要,但远水解不了近渴。”刘世锦在论坛现场说,事实上,很多改革措施能有立竿见影之效,有些只是把资金换了一种用法。以农村居民保险基金为例,如果拿出5000亿元用于这项基金支出,农村居民每月领取的养老金就可以翻一番,由200多元增加到400多元,对短期扩大消费来说,比促销式的政策效果更好。
刘世锦还说,农村居民作为中国收入水平最低的群体,其消费倾向较高,约为0.8,加上宏观经济分析中的消费乘数效应,约为1.5,如果此群体的养老金支出能够增加1万亿元,就可以拉动GDP增长约1.2万亿元,为年度经济增长提供近1个百分点的增长动能,对稳增长起到重要作用。
结构性改革得到了刘元春等专家的肯定,刘元春建议,提振消费需要大力度的财政政策支持,包括制定工资增长机制、收入分配、社会福利体系等一揽子政策,让公众对收入有更好的预期。另外,还要考虑提振消费是否与地方政府利益一致,这就涉及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的问题。
除了工资性收入、财政补贴收入、社会福利收入等,提高股市楼市等财产性收入对提振消费也至关重要。亚洲开发银行行长神田真人在论坛期间的首场研讨会上发言时,他抬高胳膊比划出“2”的手势说道:“要实现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就需要采取大胆的政策措施,我必须强调两点,一是振兴房地产行业,二是扶持私营部门进行创新,提高生产力和创造就业机会,这对中国提振消费和拉动内需都十分重要。”
研讨会现场。
专家建议中央财政增发国债增进民生福祉
正如国内多位学者所说,提振消费不是刺激经济的短期政策,而是惠及民生的一项长期工程。
关于惠民生,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在论坛现场分享的两个实例值得深思。一个例子是:宁波作为浙江的第二大城市,当地政府将公共预算的10%用于农民工福利。因为当地政府意识到,增加政府支出为农民工谋福利,这些农民工就会把家人带到宁波,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远大于支出。
另外一个例子是:甘肃临泽县对生育进行补贴,对生二孩的家庭每年补贴5000元,直至孩子三岁。5000元看似不多,但对于临泽这样一个不太富裕的地方,5000元的补贴实属不易,该政策有利于提升当地二孩的生育率。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提投资于人,上述两个例子都是投资于人的典型案例,效果不言而喻。”李稻葵说。
关于投资于人,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也在论坛现场谈到:“我想强调的是,当前中国需要提高总需求,这不仅仅是指消费,还包括环境、气候、健康等内容,增进所有中国公民当前和未来的福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增长。”
对此,多位专家指出一个现实,长期以来,我国对抓投资、上项目敢出手,但在改善民生领域比较谨慎。因此呼吁扩大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支出。
增进民生福祉钱从哪里来?李稻葵建议中央财政出资扩大民生支出。他具体谈到,当前,中央政府债务所占GDP的比重只有25%,换言之,中央政府可以有更多的公共债务,而且可以进行交易。目前国债的收益率不高,但备受市场欢迎,此时发债成本较低,中央政府公共债务水平还有提高的潜力。
采写:南都记者杨文君 黄莉玲 发自北京
编辑:梁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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