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方仍然试图用‘玩笑’的说法来劝服她。”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成都某寄宿制中学初一女生被同学多次用其牙刷刷厕所、拖把、鞋子，受害者家长为了得到一个欺凌认定，几经奔走、逐级申诉，学生、家长和学校拉锯数月，最终几方还是签署谅解备忘录，受害者获得对方的道歉和3000元检测费用赔偿。媒体梳理显示，包括四川成都、德阳等“已将校园欺凌行为纳入初中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城市，至今均未见校园欺凌上报案例。

本月，四川德阳出台中考新政，将校园欺凌纳入初中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被认定者无缘省级示范高中。成都亦于2024年3月出台规范，明确考生初中在校期间存在校园欺凌等负面清单行为的，不得列入“择优推荐学生入学高中”名单，并在录取中最后投档。对此，彼时南都评论还刊文主张校园欺凌认定主体的多元参与。

成都的一则疑似校园欺凌事件，最终以多方“劝服”、达成谅解的方式收场，个案的事实与证据究竟如何外界可能很难做出判断，但围绕个案争议牵出的校园欺凌委员会运行状态与效率的问题，却非常值得引起全社会关注。

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2017年，教育部等多部委联合发文要求各学校成立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由其对事件是否属于学生欺凌行为进行认定，而该机构由包括校长、教师、家长代表、社区工作者、专家组成。根据规定，学校发现欺凌事件线索后，应当按照应急处置预案和处理流程对事件及时进行调查处理。而在个案实践层面，相关机构的出场和具体运作并不令人满意。

据媒体报道，前述涉校园欺凌个案发生后，不仅监护人长时间不知道学校相关机构的存在，“学校没有提，区教育局也没有提”，反倒是有关人员却频繁使用“只是玩笑”的表述进行劝解。家长经12345、教育局等多方申诉换来的，则是一个和派出所、学校和涉事学生家长几方共谈的机会，具体的共谈内容以“劝服”为主。有教育工作者向媒体表示，解决疑似校园欺凌事件的途径，包括调查、协商和教育，“特别严重时才会上报学校进行处分”。

一所学校激活校园欺凌治理委员会为什么那样难？其中的逻辑可能并不难理解。有专家表示，校园欺凌的认定流程是由校方履行上报职责，但同时“学校也是此类事件中的利害关系方”，学生欺凌问题突出的地区和单位会因此被督导检查、通报约谈。而据四川广汉市教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教育局对学校的考核要求，发生一起校园欺凌会扣除相应学校0.1的考核分值，这就“可能影响该校的整体评级和教师绩效”，客观上使得学校面临“上报即被问责”和“不报可能无责”的困境。

“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左右手互搏困境之下，确实难以苛求学校在面临校园欺凌事件的认定、处置问题时立场超然。校园欺凌行为预防与治理，不应仅以出现欺凌案件这个单一结果作为考核、奖惩依据，而应当综合评价学校在处置校园欺凌事件中的应对效率、质量等表现，校方及时发现、准确认定欺凌个案，需要得到更多肯定性评价。让校园欺凌治理的机制真的转起来，欺凌个案的专业认定必须及时引入司法力量，不能到了“情节比较恶劣、对被欺凌学生身体和心理造成明显伤害的严重欺凌”才“可邀请”公安机关参与，对于是否涉及违反治安管理甚至涉嫌犯罪，更得有专业判断。

编辑：陈邹心怡

本文作者

王晓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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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记者

陈邹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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