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报道，福州仓山一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宋代郑涓墓，因缺少日常养护荒凉破败，甚至被路过的行人当作临时如厕之所。对此，当地博物馆回应称，已对问题进行了处理，在文物周围设置了围挡。但网友实地探访显示，目前古墓环境仍然较差。

并非所有文物都面临如此境遇，从整体来看，全社会对文物保护的重视程度正日益提高。日前，流失海外79年之久的“子弹库帛书”回归祖国。这批被誉为“国之瑰宝”的战国帛书，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和首个典籍意义上的古书，于1942年在长沙出土，1946年非法流失美国。经过多年的外交努力和学术界持续关注，才得以部分回归。寻回国宝的过程，显示了国家层面对珍贵文物的高度重视和保护决心。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文物保护中如此悬殊的待遇差异？从资金分配来看，虽然中央财政通过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和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支持重点文物保护项目，且省级及以下文物保护单位保护项目预算占本省一般项目补助总额的比例上限，由15%提高至30%，但经费投入只是文物保护的基础保障，非唯一决定因素，文保工作还存在诸多结构性难题。

首先是体制机制和管理能力不足，基层文化遗产保护力量薄弱，“小马拉大车”，一些地方文物保护执法力度不足、管理松散。其次，保护理念和责任意识差异显著，部分地方重经济发展轻文化保护，“拆真建假”“重用轻保”的现象屡见不鲜。再次，对文物价值的认知也存在巨大偏差，普通文物因缺乏有效的价值阐释和传播，保护资金和技术支持相对不足，保护难度更大。此外，社会参与机制不健全、公众文物保护意识薄弱等问题，也共同导致了文物保护工作的“重珍品、轻一般”“重追索、轻日常”“重国保、轻地方”等不平衡局面。

中国作为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拥有数量庞大的文物遗存(全国不可移动文物超过76万处)，这种丰富性反而可能导致一种习以为常的社会心理，使普通文物失去稀缺性和特殊性。以福建为例，最新一轮普查确认不可移动文物达33251处，全国排第十，光福州仓山区就挂着339块保护牌。

文物一旦损毁即不可逆，每一处被忽视的文物都可能是人类文明不可弥补的缺失，均衡的文物保护体系是实现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2025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快速变化社会中的博物馆未来”，恰好为解决上述文物保护差异化问题提供了思考框架。建立多层次、全覆盖的文物保护网络，改变以行政级别和知名度为主导的资源分配模式，这一点尤其重要。宋代古墓这样的地方文物可以考虑与当地社区生活、教育、旅游有机结合，推动以社区为基础的文物保护模式，让博物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承担起新的社会角色与功能。

文物保护不应是少数珍品的荣耀，更应赋予每一处历史遗存的尊严。在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中，需要重新思考博物馆和文保机构的角色定位，建立更具包容性、参与性和创新性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唯有如此，才能确保散落民间的历史碎片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使其在连接过去与未来、传承文明火种的使命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毕竟，今天如何对待文物，就决定了后人如何看待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自觉与历史担当。

文｜吕德为

编辑：陈邹心怡

本文作者

陈邹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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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