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出海”又“出圈”背后,如何治理恶意营销等乱象?

南方都市报APP • 察时局
原创2025-06-13 16:46

“摇头晃脑”的醒狮表演,令人惊艳的打铜工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非遗项目频频出圈,从“地域符号”变为“流量密码”,让传统技艺不断焕发新生命。

6月14日是2025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如何更好保护非遗传统文化?防止恶意营销、滥用AI技术等乱象损害非遗形象?南都记者就此采访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厅副厅长邱景辉,他对此表示,“非遗热”背后更需要“冷思考”,应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向过度商品化、商业化造成非遗泛化、异化等失序乱象“亮剑”。

他表示,检察机关应当高质效办好每一件非遗保护检察公益诉讼案件,持续积累实践经验和实证依据,为在修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时,配套增设检察公益诉讼条款凝聚更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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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在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非遗沉浸体验区,一名学生放学后帮忙整理自家摊位上的香包。新华社记者 郎兵兵 摄

非遗领域恶意营销等问题突出,人大代表呼吁加强治理

2024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陕北说书随《黑神话:悟空》游戏火到海外;云南楚雄彝绣服饰亮相2024巴黎时装周,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彝族服饰融入了时尚设计,从传统赛装节的“乡村T台秀”走上了国际舞台。

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出海”又“出圈”,获得公众的关注和喜爱。与此同时,一些网络平台用AI伪造代表性传承人视频,或销售假冒伪劣非遗商品等乱象,也损害了非遗形象。

全国人大代表巴莫曲布嫫曾在北京等地检察机关进行的实地调研发现,有的社会组织或者企业违法发放“非遗技艺传承师(高级)”等“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并配套运营相关网站提供证书查询服务,或者宣称“所颁发国家版权知识产权水平评价和水平类职业技能证书与原政府技能证书具有同等效力”,通过短视频平台营销引流;有的文化公司未经授权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文化教育交流委员会”的标识,旗下的网络主播在直播间背景、展示证书等商业活动中未经授权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标识;有的网络平台混杂着以虚假身份甚至AI伪造代表性传承人视频,销售假冒伪劣非遗商品的直播带货行为;有的保健用品在网络销售时,借传统医药类非遗项目名义做“根治百病”等虚假宣传,严重侵害消费者身心健康。

为此,巴莫曲布嫫向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提交了《关于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专项跟踪检查的建议》,她表示,将非遗简单化为“物”或追求商业价值的文化产品,削减了非遗价值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使非遗极易丧失其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损害非遗社区及其传承人的合法权益,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损害社会公众共享非遗实践所承载的经济文化权利,亟待加强治理,以免积重难返。

她还强调,要集中整治虚假宣传、恶意营销、滥用AI技术等突出问题,严厉打击各类侵权违法行为,营造更加清朗有序的非遗实践网络环境。该建议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列为重点督办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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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在张家界市乖幺妹土家族织锦文化创意园,工人在制作土家族织锦产品。    2025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将至,湖南省张家界市依托当地土家族织锦文化创意园推出特色非遗主题游览路线,在保护和传承民间工艺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旅游业态,提升旅游内涵。    新华社发

针对非遗“山寨”证书等网络乱象,检察机关开展源头治理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副厅长邱景辉认为,“非遗热”背后更需要“冷思考”。要持续共享“非遗,让生活更美好”的文化权利,必须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向过度商品化、商业化造成非遗泛化、异化等失序乱象“亮剑”。

邱景辉介绍,作为代表建议衔接转化的阶段性成果,与北京互联网法院对应的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已经制发3件公益诉讼检察建议,重点针对以非遗“山寨”证书等混淆视听、虚假宣传、引流带货的网络不正当竞争产业链,探索开展系统治理、源头治理。

在检察机关协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市场监管、网信、公安、文化旅游等职能部门合力整治下,相关平台重点完善非遗类主播合规措施,在对涉案账号采取封禁或者对违规商家采取名称重置等处置措施基础上,新增巡查屏蔽关键词,针对涉及非遗的相关商品、短视频、直播,特别是涉及广告内容,完善“机器审核+人工复检+人工巡检”风控体系。

南都记者还了解到,行政机关也加大对涉案社会组织或企业违法颁证、违法培训、未经授权使用非遗标识等侵权行为的查处力度,并运用双随机“云抽查”手段及时向平台通报问题。北京、上海、杭州检察机关还建立互联网公益诉讼跨区域协作机制,合力维护清朗网络空间。

 

建议:建立健全非遗公益诉讼制度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建立健全非遗公益诉讼制度”,并强调“修改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要认真总结经验,突出问题导向,围绕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进一步增强法律的针对性、适用性、可操作性,优质高效完成好这一立法任务”。

实践中,检察机关依据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第99条的授权,通过保护属于文物的“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特别是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等,一体保护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邱景辉还介绍,对于医药类非遗或者以食品药品、农产品为表现形式的非遗,作为食品药品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等法定领域开展检察公益诉讼,从虚假广告穿透监督产品质量。依托妇女权益保障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加强对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以及传统技艺、传统体育和游艺等非遗项目中女性传承人,特别是少数民族妇女的权益保障,并遵循宪法关于男女平等的规定,推动对非遗传承人的平等保护。

“对于国家支持非遗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的财政资金管理使用,加强国有财产保护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知识产权检察工作的意见》,聚焦传统文化、民间文艺、传统知识保护,综合运用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地理标志等权益保护手段,探索非遗知识产权保护检察公益诉讼。”邱景辉称。

他建议,检察机关应当高质效办好每一件非遗保护检察公益诉讼案件,持续积累实践经验和实证依据,为在修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时配套增设检察公益诉讼条款,授权检察机关“在发现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严重损害或者存在严重损害风险,致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可以依据有关诉讼法的规定提起公益诉讼”凝聚更多共识。

采写:南都记者刘嫚 发自北京

编辑:梁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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