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市民向南都记者反映称，供市民休闲的广州市越秀区七株榕社区绿化广场、天桥下绿地，成了臭气熏天、噪音扰民的临时垃圾站。街区临时站“扰民问题”，暴露出老城区公共服务用地短缺与城市精细化治理之间的深层矛盾。（早前报道）

如何在城市有限的空间资源中平衡不同民生需求？针对此问题，专家呼吁完善临时转运站标准，探索用地集约的环卫模式，并搭建政企民对话平台，破解“邻避效应”困境。

垃圾收集点、转运点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设施，其选址需要科学规划、全面考量。2022年实施的强制性工程项目规范《市容环卫工程项目规范》中明确要求，垃圾转运站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应有效控制噪声、污水、臭气和垃圾等二次污染，并应满足消防、电气和作业安全要求。

然而，南都记者查阅发现，现有政策未对临时垃圾转运站作出明确要求。中心城区未做封闭处理的临时垃圾转运站长期存在，对周边居民生活造成负面影响。

临时垃圾站周边居民曾女士出示的照片显示，此前清出来的花盆、淤泥、垃圾堆在门口。 

“中心城区用地紧张，可能会出现个别临时垃圾转运站与其他公共服务设施距离较近，凸显了广州老城区的用地瓶颈与公共服务难题。”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广州国际城市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叶林认为，需要协调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等部门，从全流程的角度统筹解决垃圾转运的复杂问题。一方面通过安装先进的除臭设备，减少臭气对周边居民的影响；另一方面通过设置缓冲装置、安装橡胶垫块等措施，减少噪音产生。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石鼎则建议，进一步完善临时垃圾转运站的相关标准，给予因地制宜、贴合实际的过渡性规范。同时，通过科技创新、产业升级，针对臭气外溢、噪音扰民问题进行研发，创新打造移动式、地埋式或立体式的临时垃圾转运站。“把垃圾站转运搞得漂亮一些，又没有污染，更易获得市民群众的理解。”

叶林也认为，应该探索用地集约、功能复合、绿色智慧的环卫综合体建设模式，通过优化设施布局与收运技术应用，兼顾生活垃圾转运的效率和质量，降低对周边群众和生活的负面影响。

南都记者走访发现，不止是临时垃圾转运站产生的臭气、噪音对周边居民造成影响，来往运输垃圾桶的电动自行车也存在较大的垃圾外溢风险。

环卫工人用一辆电动自行车拉着三两个灰色垃圾桶进入站内。

2023年发布的广州市地方标准《生活垃圾运输车辆管理技术规范》则显示，生活垃圾运输车辆应标示明显的相应运输类别的生活垃圾标志，并保持全密闭，具有防臭味扩散、防遗撒防渗滤液滴漏功能。

叶林认为，应该在现有的传统收运车辆基础上，改进电动车拖行垃圾箱的方式，从垃圾管理的收集、分类、转运、处理全流程，推进垃圾前端收运点前移，减少垃圾集中收运。

具体而言，可以试点使用小型压缩式垃圾车，撤除主次干道沿线占道作业的垃圾收运点，将垃圾收运作业对道路交通、行人通行以及市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探索“公交化”收运模式，结合不同城区的居住条件和居民需求，规范垃圾收运秩序，提高垃圾收运效率。

“垃圾从家里扔到外面的第一步，产生的气味便可能对公共环境造成污染，可以研发一些小型压缩机，让环卫工人在前端便对垃圾进行预处理，减轻臭气影响。”在黄石鼎看来，垃圾处理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上下游产业有很多潜力可以挖掘。现如今，垃圾处理后端已经较为现代化，但在前端的分类投放、转运压缩等部分环节仍较为传统。

他指出，垃圾运输方式仍以简单装桶为主，换汤不换药，垃圾桶仍有垃圾外溢的风险。可以考虑将垃圾处理环境再往前移，提升垃圾箱的密封性，做到全流程现代化，减少垃圾气味、脏水溢出风险。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和人民群众权利意识的不断提高，涉及环境保护的一些重大项目引起的“邻避效应”问题日益突出。探索建立并不断完善“邻避效应”问题治理机制，对于推进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叶林认为，以中心城区临时垃圾转运站为例，其选址及其设施建设要求需要充分考虑让更多市民享受到民生实事的落实。政府部门应该深入了解市民的需求，切实考虑不同区域的具体用地、环境、人口等条件，通过跨部门协调推出创新机制，解决邻避问题。

黄石鼎则认为，“邻避运动”是广州这一特大城市走向现代化，走向社区治理的一大动力，可以通过搭建平等对话协商平台，完善有效协商沟通的氛围、渠道和机制，推动政府与社区群众、村（居）委会自治组织展开真诚对话，发挥社区居委、居民共治力量，引导市民群众在发现问题后，共同参与解决问题。

南都广州新闻部出品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廖艳萍 王美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