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9岁的阮夕清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为宣传新书，他的人生开启了好多“第一次”：第一次去了十二个没去过的城市；第一次录制播客；第一次接受自己喜欢的杂志报纸专访，缘起是记者读了他的书；在线下分享沙龙，第一次与近3000位读者近距离交流……这些经验，对这位“老新人作者”来说既新鲜又弥足珍贵。

阮夕清，1976年生，无锡人。1999年写下《道家昆虫学》，翌年刊发于《小说界》。随后，作为“文学新秀”的他获得了一系列发表机会。他的写作在2009年戛然而止，阮夕清自陈，彼时他“对自己的才华和创作定力逐渐有了清醒的认知”，慢慢失去了成为作家的野心。十一年后，当世界突然被摁下暂停键，经历过几番创业起伏，阮夕清在内外交困中重新拾笔。“文学在参与了一个青年的乏味青春后，又开始参与他的中年生活了，好像它一直在边上守着，只待你身心俱疲时，它就来拉你一把。”他告诉南都记者。

小说集《燕子呢喃，白鹤鸣叫》收录《华夏第一公园》《运河铁人》《燕子呢喃，白鹤鸣叫》《讲苏州话的人》《窗外灯》《八音枪》等六个短篇，以及非虚构《“鬼迷”与“唔不交易”》。

书的题目出自《以赛亚书》：“我像燕子呢喃，像白鹤鸣叫，又像鸽子哀鸣；我因仰观，眼睛困倦。”阮夕清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在低处发声的写作者，他写那些游荡在社会边缘、被时代主流抛弃的小人物，写人格的伪装与分裂，心灵的潮汐异象。他写人与人之间微妙而极端的恶意，写秘而不宣的大难临头和劫后余生，他写下的人间混沌冰冷波光粼粼，偶尔有沙鸥展翅，从树上落下的花朵像一地鲜艳的伤口。

“我讲的就是一个又一个普通幸存者的故事。”阮夕清说，“稀里糊涂到中年，最近几年，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个人和不同群体、城市的关系越发波诡云谲，普通生活中，往往也体验着起伏颇大的情绪张力。我想记录下这些失落垂叹。”

南都专访阮夕清

《燕子呢喃，白鹤鸣叫》作者阮夕清。

写小说，为在暗处沉默的人发声

南都：怎么理解这部小说集的书名《燕子呢喃，白鹤鸣叫》？

阮夕清：小说集原本定的名字是《讲苏州话的人》，作家周宏翔很喜欢这个短篇，因为这篇小说，我们成了好朋友，然后他把这篇小说推荐给了“重光”图书的任绪军，宏翔只用了一个推荐语：读时流泪了。任绪军很好奇现在还有什么小说能让作家同行落泪，他带着怀疑的态度去读，据他说读后的确没流泪，但有泪光，他忍住了。之所以改成另一篇小说《燕子呢喃，白鹤鸣叫》的名字，是出于市场考虑，当时想《讲苏州话的人》在江浙沪或许有读者会感兴趣，可到了四川、吉林或广东，大家可能更愿意去读“讲绵阳话的人”“讲长春话的人”“讲潮州话的人”，事实证明我是多虑了，我在小红书、豆瓣的读者留言上看到，大家都能理解《讲苏州话的人》，甚至比我理解得更深，因为大家都能代入到自己的方言中，而方言是母语中的母语，自带生命感知的最初亲切。

“燕子呢喃，白鹤鸣叫”取自圣经中的一句话，后面还有两句，完整小节意思是祈求在困厄时，生命、生活可以继续，但燕子、白鹤又都是很传统的中国诗词意象，燕子筑巢，白鹤有脱尘之意，于是在这里，我把这句话视作一句古诗，呢喃也好，鸣叫也好，不同的发声腔调的背后是不同的人，他们发声，是希望可以被更多的人听到，正如这本小说集中，那些在暗处沉默的人，可以通过我的叙述让大家感知到，哪怕这个暗处，本来就藏在我们的体内。

一个人也可以做自己的作家

南都：你的职业经历很丰富，当过会计、营业员、保安、保险业务员、城管、房产策划、广告业务员、编辑，还经营过一家名叫“卡夫卡”的书吧，办过教培……为什么频繁转换职业？这些职业经历为你的小说写作提供了哪些素材？

阮夕清：我不是一个喜欢折腾的人，所以这些职业经历是“被丰富”，如果有一个岗位可以安定做下去，我会一直做下去。有两种不同的斜杠介绍，一种是追求自我的斜杠，我们经常可以在一些博主、作者的简介中看到，他们有过一些浪漫的身份标鉴，旅行家、皮匠银匠、摄影师、动物保护者等等，令人羡慕。

还有一部分人呢，是生存本身需要才有了各类职业标鉴，我是后者。我的看似折腾仅仅是为了不折腾，从这些职业能看出，中间我也有两次想进体制，毕竟收入更稳定，限于学历，也限于自己工作状态，最终没有成功。

在离职后，我会思考这份工作带给自己的变化，又遇到哪些人，探寻城市生活哪些新的部分，是否获得新的谋生技能，比如做营业员时知道哪些小商品的进货渠道、做策划时学会简单平面设计，做城管时跟朝阳菜场门口卖饼的河南妹子学会了做饼……职业不会直接提供素材，但它使你和人群、城市形成相对紧密的关系，哪怕再内向的人，不至于完全离群，被动的说话也是一种输出，不同的职业需要你去认识新的人，去适应、沟通和交流，过程中，你能感受到自我，有时会唤起对过去生活某一刻的豁然，在新职业中理解旧职业，这时会想表达。

南都：你1999年就在《小说界》发表了《道家昆虫学》，一直到2009年停笔，这一时期你在写作上有什么收获？现在回想起来，你觉得停笔的原因是什么？

阮夕清：之前许知远问我为什么停笔，我回答不出，现在想，就是写不出来了。最初的写作是青春期写作，发表有运气成份，我能感受到编辑对一个新人作者的鼓励。大家很好奇《道家昆虫学》写了什么，其实就是伪知识写作，取了个哗众取宠的题目。二十二岁的年轻人，读了几本书，把脑子里奇奇怪怪的想法表达出来，语言还算流畅、故事完整，于是得到了一系列发表的机会。可是，当他读到更多优秀作品，写得越多，心里越清楚，自己离那些作家有多远，而且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这不仅取决于天赋，也取决于自律。于是就很不服气地不写了。

套用安妮·埃尔诺的一句话，做自己的民族学家；幸好，一个人也可以做自己的作家。

南都：至2020年重新开始写作，和十一年前相比，你的状态发生了什么变化？如何找回（或者重新发明）一种属于自己的语调？

阮夕清：那几个月，像大家一样，我很少出门，这是共同经历的卡顿。可我还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卡顿，我有一个教育公司，因为不善管理，信任错人，导致分崩离析，几年心血毁于一旦。我躺在床上，算着每天醒来要亏多少钱，很头大。想起了许知远问我的那句话，又开始了写作，这次写作不再想当一个作家了，而是为了在写作中想清楚一些问题，用自己的方式去记录和表达。文学在参与了一个青年的乏味青春后，又开始参与他的中年生活了，好像它一直在边上守着，只待你身心俱疲时，它就来拉你一把。

说到语调，我特别想提及以下几种，真的是我从过去生活中找回的：一个通宵骂人的阿婆，从歇斯底里到喃喃低语；一个练气功后喜欢爬屋顶的中年人，他有受外太空启示而学会的语言，于是从中年到老年，他除了方言外，还拥有一套外星语，他喝了酒后，经常用外星语跟人说话；我母亲六十岁以后，每一天的语言基本是重复的，一半对我说，其中有一句，当时很烦，现在才知道重复的话语里有朴素的真理——出门别忘了带包餐巾纸，现在我每一天都会想起母亲，只要看到餐巾纸或需要餐巾纸手头又没有时；我录过古运河水流声，不是京杭大运河，是家门口更古老的伯渎港，听久了，的确有一种舒缓的节奏，像是表达；还有“二泉映月”；如果说刚开始的写作是从作品中学习语调，现在更多了一类语言的来源——和你相关的日常生活，我觉得，一个写作者真正的语言面貌应该从这些纷杂的声音里诞生。

南都：《华夏第一公园》《运河铁人》《燕子呢喃，白鹤鸣叫》三个短篇写的都是上世纪90年代的故事。为什么把小说背景设置在这个时间段？90年代的无锡在你记忆中是什么样子的？

阮夕清：我是1976年生人，写90年代其实就是写青春。期待的双休终于到来，看着父母下岗，傻等着“入关”后“爱华”“索尼”随身听会便宜，对报纸、杂志上登的海南、牟其中、荷兰村无限向往，我至今收藏着两份《南方周末》特稿，一份是记者卧底拍摄广州火车站广场，另一份是“三峡”。《华夏第一公园》中城市与青年之间有人情味、又凶险的共生关系，《运河铁人》对旧工业时代价值归零的哀叹，《燕子呢喃，白鹤鸣叫》中普通人依附宏大书写才得以突显自我的失序等等，都是我青春时不同的思考，只是花了很久才表达出来。

那时候的无锡和大多数地方一样，充满了转型期的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各种秩序起伏在社会运行之中。我记得有一次商场保卫科开会，领导闲聊，一开始是说无锡要建新加坡工业园（后来建在苏州）；哪几个同事离职去了索尼，起薪就两千元；接着我们科长又说哪片城郊结合部很乱，里面混的人明码标价，两千块就可以挑脚筋，五千块砍个手，提醒我们在外面不要得罪人，要礼貌，什么事多让让，不然少只手少只脚是小事，捅坏腰子怎么办呢，无锡流窜着起码500个以捅腰子为业的外地人。科长姓翟，今年要八十五岁了，很感谢他的教诲，让我刚毕业时，就有了对社会的敬畏之心。祝他长命百岁。

身为幸存者的前提是“不遗忘”

南都：书封上写着：“或许，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幸存者’。” 这部小说集里的几个故事都有点劫后余生的意味，一些人与可能的死亡擦肩而过，另一些人被亲人的死亡所笼罩。你为什么执着于“幸存者叙事”？从幸存者的角度，我们如何看待人间，看待生死？

阮夕清：很多时候，我们会忘了自己是幸存者。我以前举过一个例子：两个人去雪山探险，一人掉入深渊，另一人得救，毫无疑问，得救的那人是幸存者；二十个人去沙漠勘探石油，四人坠进流沙，十六人得救，毋庸置疑，这十六人亦是幸存者；可在更大的基数中，数千万人甚至更多的人共同平等地经历了某类不幸之事，其中百人或千人成为不幸之中的不幸，余下的人却不一定会有身为幸存者的庆幸，今后他们看待此事的态度，或许有痛苦与反思，那大多也是淡薄涣散的，因为身为幸存者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不遗忘。

我讲的就是一个又一个普通幸存者的故事。我回到青春的视角，重新看待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成长中被城市、时代的“网开一面”感。稀里糊涂到中年，最近几年，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个人和不同群体、城市的关系越发波诡云谲，普通生活中，往往也体验着起伏颇大的情绪张力。我想记录下这些失落垂叹。

媒体人朱学东拿祥林嫂的发声价值来类比这本书，我认为这是一个准确的评价。祥林嫂就是作为一个幸存者呈现的，她就是要说，你烦，我也要说，你不听，我也要说，就是要在鲁镇晃来晃去。所以，幸存者如何重新看待人间、生死和生活，最重要的是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幸存者，不是别人的归类，而是自我的认识，向前看的同时，又向后看，频频回头，这样才能有视线的始终完整。

南都：你的许多故事里都讲到一种看似清晰、牢固，实则混沌、脆弱的人际关系，以及人对这种关系的依赖和妥协。你对人性有什么看法？你认为真正认识和理解一个人是可能的吗？

阮夕清：我们对人际关系的依赖，其实是对情感的依赖，哪怕我们知道里面有夸大和虚假的部分，有故意模糊的部分，大家心里都清楚，类似行为艺术，我们共同进行着可贵的表演。

我们不可能真正认识和理解别人，我觉得大多数人如我，这不妨碍我试图去理解别人，这种努力让人很累，但值得。开个玩笑，我觉得这会不会是一部分人被系统设定的任务，一些人可以不用去理解别人，因为他们连自己都不想理解，另一些人就拼命想去理解，深陷其中。

我会从自身的复杂去感受人性，这样对“好”和“恶”，你会有一个预判值，遇事能沉住气，不至于吓一跳。有些超出预判的，比如遇到无来由的“恶”和非病理性的“癫狂”，只有自认倒霉了。

南都：《讲苏州话的人》涉及一点苏州方言。未来是否会考虑在小说中增加无锡方言的元素？

阮夕清：《讲苏州话的人》是转弯抹角写给我母亲周凤珍的，就像现实中我说不出爱这个字，在小说中，我也只能迂回表达。我和我父母，都是属于在现实中不会说“爱”这个字的人，我敢保证，他们这辈子都没说过。

我母亲是苏州人，我小时候有近两年时间在苏州生活，湖津塘和齐门外大街。我不会特意用方言写作，这和我的经历相关，父亲无锡人，母亲苏州人，他们在连云港插队，又在淮阴农垦纺织厂工作，爷爷奶奶说苏北话，哪怕我后来在无锡生活最久，我也没有和哪一种方言建立起牢固的关系。不过，作家郑恩柏指出了我隐在叙事里的吴方言语气，这一点避免不了，这是我的来处。

南都：请谈谈你的写作习惯。你的文字非常讲究，你在写作时会反复斟酌修改吗？你觉得好的短篇小说需要具备什么素质？

阮夕清：边写边修改，写完后放两个月，还会再修改几遍，就这样，投稿后，还是会发现问题，于是再跟编辑商量修改，字、词，标点符号什么的，很折腾人。然后我还有一个很笨的方法，就是把文档从电脑转到手机里打开，容易发现文章在电脑屏幕上忽略的问题。

我说不出什么理论，我觉得好的短篇就像一道菜，人物是主菜，故事是配菜，语言是调味，写作意识是火候。诗意不用特意营造，好的故事本身就是一首叙事诗。但有另外一些短篇，剑出偏锋，如鱼生、牛瘪锅、臭冬瓜、霉千张等，读者也喜欢，但要做到生而不腥、苦而不涩、臭而滋鲜，是很难的。

《燕子呢喃，白鹤鸣叫》作者阮夕清。

“不满意”感是持续写作的动力

南都：请谈谈你的阅读。有哪些作家和作品为你的写作提供过灵感或滋养？

阮夕清：都是大家熟悉的名字和作品，我就不一一提了。我只说其中两个，布尔加科夫《大师和玛格丽特》，我在其中看到了幽默的力量，它甚至可以用来对抗邪恶；另一个是托芙·杨松《姆咪谷的故事》系列，藏着几乎所有作家的单纯底色。

我拥有过一些个人的文学来源：比如我爷爷给我讲的特殊年代的故事，充满悬念，他修铁路、进学字班、抓特务，他70年代末开出租（蛤蟆车）的事；母亲讲的插队往事；《飞碟探索》《奥秘》《故事会》《上海故事》《读书》《文史》；比如阿炳、碎南瓜、鲍伊和“魔岩三杰”；我的两个愿意分享人生隐秘的前同事，一个说自己和蔡依林谈过恋爱，另一个说自己是CIA（当然全是编造）；一个给上司跪行敬酒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的业务经理；《夜雨秋灯录》《豆棚闲话》《子不语》《萤窗异草》等；国内诗人庞培、杨键、陈东东、韩东、朱庆和、吴晨骏、潘维等；诗歌流派诗江湖、非非、垃圾派、他们、莽汉等，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当代汉语诗歌的学习。

南都：《燕子呢喃，白鹤鸣叫》是你的第一部小说集。你对现阶段写作的成果是否满意？未来还有什么写作计划？

阮夕清：我买过假书号印过书，地方作协出丛书，也收录过我的小说集，《燕子呢喃，白鹤鸣叫》是有独立书号、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更重要的是，因为编辑任绪军、广奈的参与，我才知道小说集并不只是把发表过的小说堆一起就完事了，这里面有复杂的编选流程。

说实话，我的写作谈不上什么成果，希望之后，会有“满意”的体验，这是所有写作者追求的时刻。哪怕面对这本书，我有时挺欣慰，有时很沮丧，是一种流动的感受，换个角度想，或许，正是一种无论如何挥之不去的“不满意”感，才是持续写作的动力。

明年会出版小说集《黄昏马戏团》，第三本小说集《独立书店纪事》也在编选中，手头在写一个持续了三年的长篇，进度很慢，希望可以在50周岁完成它，在50周岁，去完成很多作者在青年时就完成的事情，人生里，的确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倒过来做的，你写了，你就年轻。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黄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