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在一个秋意渐深的午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主题馆一楼文学馆迎来了一场别具意义的活动——“孤灯照书卷：郑振铎的文化抗战 ——《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新书分享会”。活动邀请到《暗斗》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吴真，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李丹婕，并由南方都市报资深记者周佩文主持，她们共同为现场观众揭开那段被硝烟遮蔽的“抗战书厄”历史，讲述文化守护者在乱世中的坚守与抗争。

分享会现场

本次活动不仅是南都读书俱乐部“大家讲堂”系列的线下沙龙，其旨在通过深度对话搭建好书与读者之间的桥梁；同时，它也是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王牌活动“文学访谈”的第7期。这座有着百年历史的图书馆，本身就见证过无数守护文脉的故事。当两份秉持“传承文化”初心的力量交汇，结合“郑振铎与古籍抢救”这一活动主题，无疑是对“文化不死”这一理念的最佳诠释。

缘起：一段文字触发15年研究

“我从劫灰里救全了它，从敌人手里夺下了它！……我在躲藏里所做的事，也许要比公开的访求者更多更重要。——郑振铎《求书日录》”

吴真把这句话印在新书扉页上，因此，“暗斗”也形成了整本书的主题。“我这本书围绕的是全面抗战的8年，以编年史展开郑振铎在漫长黑夜里所做的事情。尤其是前4年，即1937年到1941年，更是呈现出一个‘进击的郑振铎’。”吴真说道。

《暗斗》是一部惊心动魄的文化抗战史。吴真从书籍史的角度切入抗日战争，重现一介书生郑振铎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讲述他在深陷被敌伪追捕、生计无着的极端环境中，如何为国家抢救珍本古籍，机智躲避来自敌方和己方的明枪暗箭，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坚守在文化抗战的第一线。

吴真历时十五年深入日本各藏书机构，挖掘众多日方视角的新文献，钩沉郑振铎及“文献保存同志会”诸同人与敌争夺典籍珍笈的危险处境和复杂局面，抉发中日学者怀揣各自心思争夺古籍善本的历史隐微。为国家赓续文脉，于乱世显证情怀。这本书既是一个人的抗战史，也是一幅书生报国的文化群像。

《暗斗》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吴真 

分享会伊始，吴真教授回溯了自己研究的起点。1938年底广州沦陷后，日军随军记者内藤英雄在《广东战后报告》中，记录下日军将各大学来不及转移的图书铺在潮湿水泥地上打地铺，书页泡胀、墨痕晕染的狼藉场景，其中就包括中山大学未来得及转移的藏书。2009年冬天，时任东京大学博士后的吴真偶然读到这段文字——作为中山大学校友，她瞬间被击中，从此开启了长达15年的“抗战书厄”研究。

吴真教授介绍，《广东战后报告》中还提及，日军侵占中山大学（当时位于石牌，今华农、华工所在地）后，除将不重要的书籍用于打地铺，还从日本国内抽调教授组成特别调查班，整理对日本有价值的资料并打包运回日本。更令她关注的是，每个日军师团都配备“兵要地志资料班”，成员多为日本国立大学毕业生、助理教授等学者，他们虽不用上战场，却在 “无声战场”上抢夺中国文化资料。其中，1938年获日本文学最高奖芥川奖的火野苇平，在创作《麦与士兵》后随军来到广州，不仅试图美化日军行径、创作所谓“战地文学”，还参与整理从广东劫掠的书籍，这些书籍除中大藏书外，还有省立图书馆未来得及撤离的藏品。

数据：从9000万册到15万册的巨大损失与追索困境

为让观众直观感受抗战时期中国图书损失的惨重，吴真教授呈现了三组关键数据。1938年中国图书馆协会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抗战一年来中国官方图书馆损失9000万册图书，而民间私人藏书损失至少是官方数字的10 倍，这与中国浓厚的民间藏书风气密不可分。

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计划向日本追索被劫物资，却面临盟军总司令部（盟总）的苛刻条件——需明确被抢图书的时间、地点、日军部队番号及所有权证据。最终，中国政府能提供证据支持的追索要求仅为225万册公家书籍和48万册私人藏书。然而，即便如此，最终成功从日本追索回中国的图书仅158873册左右。

“从9000万册到15万册，中间大量图书的去向，是我研究中最大的疑团。”吴真教授表示，在这15万册回归图书中，有31000多册是郑振铎在上海抢救所得，占比近五分之一。这部分图书如同“冰山一角”，成为她研究的重要切入点，“通过这一角，能清晰梳理书籍在战争年代的流转轨迹，为探寻‘沉没的冰川’提供线索”。

聚焦：郑振铎在上海“孤岛”的文化坚守

分享会上，吴真教授以郑振铎的经历为主线，还原了1937-1945年上海 “孤岛”时期的文化抗战史。1937年10月，上海除租界外均沦陷，仅18平方公里的租界成为“孤岛”，人口从200万激增至500万，生活成本飙升，留居者还面临“伪民”“顺民”的道德拷问。

郑振铎

在此背景下，郑振铎的经历被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937-1941年，他身兼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与“秘密战士”双重身份，斗志昂扬。利用重庆提供的200多万经费，他与“文献保存同志会”成员在1939年12月至 1941年10月的18个月里，抢救了约6万册古籍。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暨南大学南迁福建建阳，郑振铎选择留守上海，不仅失业断了经济来源，还因1940年登上黑名单面临日军宪兵队搜查。他化名 “陈敬夫”，装作小职员每日在福州路“上班”，实则悄悄将未运走的3 万册古籍妥善保存在4个地点，直至抗战胜利。

上海“孤岛”

“郑振铎将抢救古籍视为留在上海的救赎。”吴真教授引用郑振铎的话 “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绝无逃避”，强调郑振铎在生存与道德困境中，主动将“罪感”转化为动力，以一腔孤勇承担起文化守护的重任。他认为，土地失陷可夺回，而古籍文物一旦损毁便永远消失，抢救古籍就是守住中华文明文脉，避免历史话语权与书写权落入侵略者之手。

突破：揭秘古籍流转与追索的关键细节

吴真教授透露，为撰写《暗斗》，她多次赴日本查阅防卫省档案、国会图书馆藏资料，还找到长泽规矩也同僚冈田温的回忆录，并结合2023年首次面世的郑振铎1939年日记，厘清了诸多“历史暗面”。

在古籍运输环节，郑振铎团队曾计划将28000多册甲类善本从上海经海路至香港，再经滇缅公路运往重庆，但因海路与公路运输颠簸、东南亚高温潮湿易损坏古籍，且日军轰炸导致滇缅公路危险重重，该方案被否决。最终，中国书店伙计杨金华带领众人，利用书店完善的海外邮购业务，将3 万册古籍分装成2790个邮政小包，混入每日上千个商业邮包中，悄悄运往香港。

然而，1942年2月，日军23军调查班（班长宫本博）在香港截走这批古籍并运回日本，交由曾7次来华的著名文献学家长泽规矩也整理。日本战败后，长泽规矩也虽知书籍应归还中国，却因不舍两年整理成果，先将书藏至长野、轻井泽，后运回东京，还挑选了2万册藏于神奈川县山村，仅将1万多册随意放在帝国图书馆地下室。

幸运的是，1946年1月，英军少校博萨尔在上野寻找自己被劫书籍时，发现了这批盖有特殊图章的古籍。而郑振铎此前整理的详细目录，与书籍上的图章相互印证，成为战后追索的关键依据。

《暗斗》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吴真 

“其中既有运气，更离不开郑振铎团队的细致工作。”吴真教授感慨道：“一本书就是一个战争受害者。郑振铎把每一本书都当成了一个人，每抢救一本书，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抢救了一个人。”

评价：平等视角下的“文化守夜人”史诗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李丹婕从读者视角分享了阅读感受。她认为，《暗斗》不仅标题极具画面感与电影质感，文字韵律迷人，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秉持的平等视角——无论是文化大家郑振铎，还是普通伙计杨金华，吴真教授都投注了同样的目光，“在那个乱世中，每一个扛起自身命运的人，本质上都是平等的，这既是郑振铎的态度，也是这本书最打动我的地方”。

针对现场观众“中山大学当年未运走图书的命运”的提问，吴真教授回应，中大当年运走的多为古籍，未运走的主要是近现代图书，其中关于东南亚农业、矿产研究的文献，因日本计划攻打海南岛、进军东南亚而成为其急需的战略物资。日军专门从日本国内调配五名农林、矿产、气象领域的正教授整理这批图书，后分散至日本为国家制定战略的国策部门，“中大这批资料的走向和特点与其他资料完全不同，它不是文化脉络，而是战略物资。从这里，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到日本侵略的真正目的。”也将是她下一本书的重点内容。

此次新书分享会，不仅让观众深入了解了郑振铎等“文化守夜人”的抗争故事，更让那段被遮蔽的文化抗战史重新进入公众视野。《暗斗》作为一部基于一手资料的历史著作，既是对文化守护者的致敬，也为后人研究 “抗战书厄”提供了珍贵的参考。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朱蓉婷

编辑：周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