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故宫博物院第五任院长、“故宫学”首倡人郑欣淼历时四年撰写的新著《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吉林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

本书依托大量首次披露的档案、日记、书信与影像，以六个篇章、四十二万余字的篇幅巨细靡遗地重现了1933年至1947年间故宫文物南迁这场世界文物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行程最长的文化大迁徙。作者还以史家的严谨、文学的温度，刻画了易培基、马衡、那志良、庄严等一代故宫人如何在国运衰微之际，以“人在文物在”的典守精神，完成一场静默而壮烈的护宝行动和文化抗战。

专家学者共话《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

10月14日下午，《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新书研讨会在三联韬奋图书馆举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新书与故宫文物南迁历史展开热烈的讨论。

新书研讨会现场。

著名历史学者、故宫研究专家阎崇年谈道，《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是他多年未见的一部好书。阎崇年说：“故宫南迁史的选题非常好，标题是‘国家记忆’，我一看很醒目，不是故宫博物院的记忆，是国家记忆，实际上不仅仅是国家记忆，是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记忆，远远超出我们国家的范围。这本书我总的感觉就是四个字：事理圆融。一本书光有事讲得很清楚，理没讲清楚不行。这本书理很清楚。但是假如事没说明白，不充分，理也立不住，这本书的特点就是事和理圆满地结合。”

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李文儒回忆道，当年自己受郑院长委托参与了领队，两岸故宫重走文物南迁路，现在一想，当时院长早有打算，一定要写一本南迁史。李文儒说：“重走文物南迁路的时候，我们带有一种雄壮的心，我们走了37个点，但不是全部。那个地方根本没有标志，还得很费劲地寻找，若干年以后，重走南迁路时候走过的地方已经上牌子了，故宫文物南迁的点有标志了，说明很有意义。”

李文儒说：“故宫的资源、历史文物是一个历史传统；由古代的皇宫变成现在的博物馆，又是一个传统，是近现代文化的传统；今年是抗战80周年，全国全面抗战又是一个传统。这本书把这三个传统融合成一个经典，而重点是全面抗战、文化抗战、文物南迁这么一个核心话题。把这三个传统融合起来产生了新的文化价值。”

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谈道，20多年来，郑院长不但提出故宫学的理念，在故宫学建设、研究、著述方面都冲在最前面。《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是郑欣淼院长又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一方面郑院长对故宫南迁历史事件的把握，放到了国家记忆的层面上，站位非常高。这个故事本身是故宫的记忆，或者故宫百年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构成中国民族记忆非常重要的要素。所以在序言里，郑院长开宗明义讲到了民族记忆的构成和内涵，开宗明义地解题，为什么是国家记忆。这是这本书高屋建瓴的方面，这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点。”

祝勇还特别提到郑院长在战略史料方面的全面、细致、深入。他说：“我注意到书里很多文章，很多具体的历史细节，郑院长有特别点出来。就是在宏大的历史框架的叙事中，没有丢掉一些小的历史细节，这个特别有意思。比如讲到了峨眉乐山开工物价，米多少钱、粮多少钱。这些历史细节书里都有点染，虽然只有一、两句话，但能体现出更多人对南迁的态度。一方面是历史价值认知和具体操作层面上对故宫文物的珍视，这些小的材料的引用，亦体现了作者的学术眼光。”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本书作者郑欣淼。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本书作者郑欣淼在研讨会上分享了自己在写作本书时的一些感受。他强调文物南迁是战争时期保护国宝的关键之举。“纵观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各国文化遗产的保护，迁移不仅仅是发生在中国，美国也迁移了，在地面上的国旗都保留不下来，能保护下来就是靠迁移。”郑欣淼说。

他还谈道：“做历史，就要有史料。你对历史的认识，还有怎么写的问题。所以我感到自己虽然提的目标很高，但能做到的是有限的。在史料方面，我也有很多感触。比如档案，有关的档案馆都去了，包括宜宾、乐山、峨眉这些具体县市的档案馆我也都去过，这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四川省档案馆，本来我只要1件，最后他们提供了14件，真的很感动。”

烽火中的“文化长征” 

202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年份，一部厚重而深情的著作《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再次将我们带回那段风雨如晦、山河破碎的岁月，讲述了鲜为人知却又惊天动地的文化保卫战——故宫文物南迁。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搬迁，而是一次跨越十年、行程万里、涉及上万箱国宝的“文化长征”。从1933年2月起，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战火，故宫博物院约1.3万箱珍贵文物自北平启运，先后迁往上海、南京；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又紧急疏散至四川、贵州、湖南等地，辗转于西南崇山峻岭之间；直至1947年才东归南京。

这段历史曾长期被遮蔽在抗战宏大的战争叙事之外，公众对其知之甚少。然而，《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以详实的档案资料、珍贵的图片、清晰的时间脉络和生动的人物刻画，为我们揭开这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书中不仅记录了文物如何装箱、运输、保管，更展现了在民族危亡之际，一群知识分子与普通职员如何以血肉之躯守护中华文明的根脉。作者指出：“故宫文物南迁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保护中华文脉的一场壮举。”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无数人用生命践行的誓言。当时，每一口木箱都承载着千年文化的重量，每一次转移都冒着遭遇炮火与翻车的风险。在长沙凿洞藏宝，在峨眉山寺庙中避难，在重庆雾都里点查清册……辗转颠沛，备尝苦辛，令人动容。

更为重要的是，这场迁徙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中华民族集体抗战精神的缩影。正如钱穆先生所言：“任何一国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尤必附随一种温情与敬意。”阅读此书，正是让我们重新建立与这段历史的情感连接，从而能更深刻地理解为何先辈们要做出“视国宝为生命”的选择！

血肉之躯铸就的“典守精神”

《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最打动人心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一部宏观史书，更是一部充满人性温度的“微观史诗”。它通过一个个具体人物、一封封来函密呈、一次次激烈争论，还原了故宫文物南迁中的真实历史图景。

书中详细记载了南迁决策前的激烈争论。当时社会上有强烈反对的声音，认为“故宫不可一日无物”，担心一旦文物南迁，北平将失去文化中心地位，甚至有人指责此举是“逃跑主义”。但也有像多奇云这样来自石家庄的普通市民，致信故宫博物院与古物保管委员会，疾呼：“中华文化之精品，更为世界之奇珍……纵不能一举迁避，亦宜先后施行！”这封信虽出自平民之手，却道出了深沉的家国情怀。

正是在这种舆论压力与现实危机交织下，故宫理事会最终作出艰难决定：择精装箱，秘密南迁。时任院长易培基、后来主持工作的马衡等人，顶住重重阻力，组织专家精选文物，制定严密包装流程，确保每一件器物都能安全抵达目的地。书中特别提到一个细节。为了防潮抗震，工作人员用棉花、稻草、纸屑层层包裹文物，再放入特制木箱，仅包装一项就耗时数月。而运输过程中，押运人员不仅要面对日军空袭、道路塌方，还要应对盗贼觊觎。

更令人动容的是，许多故宫员工举家随行，妻子儿女跟随车队跋涉千里，住在简陋客栈或乡间庙宇。“家随国宝”，成为那个年代最真实的生活写照。他们在战火中坚持点收、审查、展览，哪怕条件艰苦，仍不忘向世人展示中华文化的辉煌。例如，1935年赴英国伦敦伯灵顿厅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展出了近800件故宫珍品，轰动欧洲。这是中国首次大规模对外文化交流，极大提升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认知。而支撑这一切的，是背后无数无名英雄的默默付出。

可以说，《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让我们看到，守护文明的，不只是高官显贵，更是千千万万普通人。他们是学者、警卫、司机、文书、家属……他们或许没有留下名字，但他们共同铸就了“典守精神”——那种把国宝看得比生命还重的责任感。这种精神，在今天依然值得传承。当我们在博物馆惊叹于《清明上河图》的细腻笔触，或凝视着乾隆御笔的题跋时，请不要忘记：这些瑰宝之所以能完好留存，是因为曾经有一群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做出了拿命来守护国宝的无私抉择。

为何今天我们需要读此书？

这是一段逝去的历史，但在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的今天，我们仍有必要翻开这部长篇，细细品读。

首先，“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本书是对“国家记忆”的一次系统梳理。所谓国家记忆，并非仅仅是政府档案或教科书上的文字记录，而是由无数个体经历、情感体验和社会共识构成的集体记忆体系。南迁之路，就是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团结一致、共克时艰的精神象征。它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过去，国宝的尊严与国家的兴衰息息相关。提醒我们，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物则是灵魂的载体。失去文化认同的民族，终将迷失方向。

其次，该书具有极高的教育价值。对于青少年而言，这是一本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它不靠说教，而是用真实的历史记录和故事激发共鸣。孩子们可以通过书中所记录的这段历史，以及直观的插图、路线图、人物群像，真正感受到什么叫“责任”，什么叫“牺牲”，什么叫“文化自信”。比起空洞的口号，这样的历史叙述更具感染力。

最后，本书也为当前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深刻启示。近年来，全球多地发生文物损毁事件：叙利亚古城被炸、巴西国家博物馆大火、巴黎圣母院大火……这些悲剧不断警示我们：文化保护，在和平时期也不能放松警惕。故宫文物南迁的成功经验表明，未雨绸缪、科学管理、提高文物保护意识，才是文物保护的根本之道。

据悉，书中配有300余幅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献档案等，其中有许多为首次面世。这些图片资料增强了可读性与历史的现场感，起到了更好的延伸阅读之效。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黄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