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万历年间沉船广东“南澳Ⅰ号”出水的文物磁灶窑酱釉堆塑双凤纹六狮系陶盖瓮中，可看到瓮颈肩部有六个捏塑成狮子形状的耳系，六耳系间均以贴塑折枝花卉纹为饰，系与腹部之间则刻画一周勾连云纹为分隔带，腹部主题图案纹饰为两只堆塑的展翅凤凰。其精细与繁密程度比较少见，可见当时外销的繁荣。

磁灶窑酱釉堆塑双凤纹六狮系陶盖瓮

在广东画家李金明创作的油画《周总理与广交会》中，我们又看到了当年广东对外贸易的繁华。

还有抢眼的广交会100届纪念邮票，邮票画面图案为变形的“100”数字，飘动的彩带象征不断延伸的道路，寓意对外合作的道路越走越宽广，两个圆形的圈圈，如同一双眼睛，吸引着世界关注的目光，再一次聚焦流花路场馆的建筑，展现交易会的辉煌历史。

历史与现实，在“互利天下:广东外贸一千年”展厅里交汇。

广东自古就是我国商业门户，航海贸易长盛不衰，中外交流频繁。这一现象的形成可追溯至多个历史阶段，并延续至今。

在广东这片土地上，为什么能保持千年不衰的商业活力和对外形象?南都记者带你走进10月15日至2026年10月15日在广东省博物馆举办的“互利天下:广东外贸一千年”展，以实物解密广东外贸千年传奇。

展览中，你会发现有的文物似乎是舶来品，但又的的确确是出土自中国，为什么呢?像唐牙雕人像印章，高鼻、深目、卷发，其面貌具有阿拉伯人的特征。器座为椭圆形，这并非中国传统印章常见的方形或长方形，而被认为是西亚地区常见的印章类型。因此，专家推测它可能是阿拉伯商人私章的毛坯件。唐牙雕人像为唐代广州活跃的外商活动提供了实物证据。

唐牙雕人像印章

印章发现于南越国宫署遗址唐代地层，广州在唐代是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设有专门的外国人居住区——“蕃坊”。

原来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唐宋时期在承袭前代基础上，逐步实现了国家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市舶制度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它既承续了唐以前的传统做法，又在形式与功能上实现了关键突破。唐代设立市舶使，主要驻于广州，初期负责朝廷采办事务，后其职责不断扩展，由临时差遣发展为常设机构；至宋代，国家根据广州经验颁行了首部市舶管理法规；元代又对其加以修订完善，形成较为完备的法典体系。这段从地方经验走向国家法制的演进历程充分表明，规则的确立不仅是保障贸易秩序的前提，更是推动繁荣、增强国力的重要路径。在全球贸易规则深度重构的当下，回望这一制度史经验，仍不乏启示。

而展出的南华寺木雕罗汉像则进一步印证了唐宋以来广州贸易繁荣之景象。罗汉信仰观念起源于印度，后传入中国，至唐代中晚期已有供奉罗汉之举。南华寺木雕罗汉像的面容、衣着和举止具有明显的中国化特征，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体现。据其铭文可知，罗汉像的供养人来自广州、连州、潮州等地，供养人的身份为“纲首”“生员”等。“纲首”是负责纲运的商人首领，在当时商人中权力很大、地位显赫。木雕罗汉像上“广州纲首僧陈德安”等铭文印证了北宋广州贸易繁荣之景象。

韶关曲江南华寺发现的北宋庆历八年木雕罗汉像

在汉代，番禺(今广州)已与亚洲各国开展货物往来，欧洲工艺技术亦随之传入。三国以后，随着航海技术进步船舶可从广州直航东南亚，唐代“安史之乱”后，丝绸之路重心南移，广东沿海凭借地理与季风优势，催生出一条八至九世纪全球最长的远洋航线——“广州通海夷道”。由此，广东对外贸易港口群崛起，除了占据着主导地位的广州扶胥港，汕头、潮州、雷州等亦各展其能，共同构成古代海上贸易网络的关键点。从夷道通航到港市共兴，这一制度与空间的耦合格局，为当下强化广州外贸枢纽地位、推动粤东西北港口协同联动、深化区域远洋合作，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参照与文化底蕴。

展览中，不仅能看到外国人的头像，还能看到外国人画的中国风景，欧洲画家画的《澳门圣提亚歌堡》就是中外互通的历史见证。明朝中后期，在广州城外闲逛，时不时就能撞见不少外国人，连欧洲来的葡萄牙人都能见到。

欧洲画家画的《澳门圣提亚歌堡》

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明代对外贸易制度以国家安全与政务稳定为核心，海禁政策与朝贡体系贯穿始终。广东作为海上门户，在服从中央管控的同时，亦不断探索地方路径，成为制度变革的先行者。明初设宁波、泉州、广州市舶司，将外贸纳入官方体系，此时朝贡贸易侧重政治外交属性。明中期后，沿海私人海商日益活跃，以生丝、丝织品等商品推动贸易格局转型。广东率先推行“广中事例”，税收上复用宋元时期的抽分制，万历年间又改为丈抽方式，既拓展中外交往范围，亦显著增加外贸收入。此外，广东允许葡萄牙人租居澳门、允许百姓与外商直接贸易，展现出中央管制下探索弹性空间的智慧。这一过程不仅体现地方因势应变的能动性，也为当今复杂国际环境下推进区域合作、灵活开放提供了历史借鉴。

展览中看到的明代金锭，则是明代广东港口贸易的见证物。金锭2002年出土于湖北省钟祥明代梁庄王墓。永乐十七年是1419年，正是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归来之时，从铭文可知，这件金锭是郑和船队于返回途中用在西洋所买的一批黄金制作的。“西洋”是当时泛指明朝南海以西的海洋，包括印度洋及其沿海地区。

“这金锭是广东外贸历史的重要见证物。这个展览可以见到商品有外销的，也有进到中国的，这样才能更全面地呈现这个历史。”广东省博物馆科研部副主任、展览执行策展人丁蕾表示。

明金锭

15世纪上半叶，郑和七次下西洋必经岭南，广东港口在国家海权扩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这一时期，中国朝贡贸易进入制度化与规模化的顶峰，广东推行“双轨并行”的特殊贸易政策，延续设市舶司之制，既有地方机构负责日常事务，也有中央派遣太监或设直属管理机关。随着明中期商舶贸易兴起，广东率先实施政策调整，“广中事例”实现突破，形成广州-澳门贸易结构，预示着制度从控制向调节的过渡。

而展览中的磁灶窑酱釉堆塑双凤纹六狮系陶盖瓮等“南澳Ⅰ号”出水文物，更是将明代海贸盛况生动展现在世人眼前。“南澳Ⅰ号”沉船位于广东南澳县三点金海域，2007年被发现，后经系统发掘，判定其沉没于明万历早期，船上装载的商品主要为来自粤东、闽南、江西等地民间窑口生产的青花瓷器，种类繁多，造型精美。这些出水文物不仅再现了当时瓷器外销的繁荣场景，也揭示了商品化程度较高的贸易网络与供应链体系。从船体结构、货物堆叠到生活器具的配置，无不体现出彼时外贸航行的高度组织性与专业化。

展览中，清乾隆款画珐琅八棱开光山水花鸟图提梁壶，同欧洲本土制造的同类器物以及广东制造外销产品，展现出极高的相似性。此器由清宫造办处珐琅作精心打造，壶颈分八栏，每栏饰多彩大卷叶宝相花。壶底施白珐琅釉，蓝珐琅双栏内署仿宋体“乾隆年制”竖行四字款。

清乾隆款画珐琅八棱开光山水花鸟图提梁壶

原来，当时欧洲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革新被引入中国。例如，金属胎珐琅工艺融合了欧洲画珐琅技法与中国传统金属铸造工艺，创造出兼具中西特色的器物。乾隆时期，这种工艺被广泛应用于酒具等皇家用品，体现了当时开放的文化态度。17世纪末，清朝开海贸易，在广东形成以广州为核心、粤海关监管的十三行垄断体制为基础的外贸体系。1757年“一口通商”后近百年，广东输出茶叶、瓷器等大宗商品获巨额税收，支撑国家财政，强化了外贸支柱地位。在此时期，广东既是全国连接世界经济的关键节点，形成以广州为核心的外向型贸易网络，也是中西文化交流通道。外销艺术品的中西交融风格，不仅反映市场趣味的多元，更映射出文化互鉴的复杂路径。

欧洲“中国热”风潮涌动，广东制作的外销品成为关键媒介。如展出的清乾隆广彩十三行通景图大碗，虽然是欧洲人在宴会上调盛果酒之用，也称潘趣碗。但外壁以通景彩绘方式描绘了广州十三行商馆的面貌，上面绘有丹麦、大革命前的法国、奥地利、瑞典、英国和荷兰的国旗，还有炮台、粤海关以及无数的小船、船夫、正在谈话的中外商人、包装和搬运茶叶的情景、装货舢板等场景。广彩中描绘十三行纹饰的器物出现于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期，也就是十三行最为兴盛的时期，同时也是清代海外贸易最为兴盛的时期。

清铜胎鎏金透明珐琅人物转花座钟

这些瓷器上的田园景色、丝绸中的花鸟图案，让西方通过器物感知中国的审美精神；而当西方定制洛可可风格茶具、西方人物油画时，这些“中西合璧”的商品又成为中国了解世界各地文化、艺术的窗口。

展览中，还陈列了三件几乎相同的画珐琅花篮。丁蕾指着展柜中三件画珐琅牡丹纹海棠式花篮向记者介绍，其中一件为清康熙款，另两件为清乾隆款。清乾隆四十年(1775)十一月乾隆帝命人将十件康熙、雍正款画珐琅器送到广州，要求粤海关官员仿制这些器物并落“乾隆年制”款识。于是，粤海关官员将器物画样后，把样稿交由法国制作。制作完成后，十件提档器物及制作的器物被送回宫廷，足见当时中西文化交流之密切。

三件几乎相同的画珐琅花篮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枢纽，广东通过器物贸易，成为东西方文明对话的窗口，增进了中国与世界的相互认知。

展览中，由广东画家李金明创作的油画《周总理与广交会》尤为引人注目。油画描绘了周恩来总理在广交会现场，视察各个展馆，仔细察看展出商品的场景。只见会场挂着横幅:欢迎广交会来宾，各种商品琳琅满目，现场人气满满。

上面展现的是广东画家李金明创作的油画《周总理与广交会》；下面展现的是早年广交会热销产品种类:潮州抽纱。

1957年4月25日，酝酿已久的第一届广交会在广州拉开帷幕。这一天，周总理南下广州亲赴广交会现场视察。当时，这场交易会的官方名称是“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周总理表示，这一名称太长，外国友人很难记住，既然在广州举办，干脆简称为“广交会”。于是，广交会这一称呼便在业内流行开来。而这缩短的不仅是名字，更是中国与世界的距离。

新中国成立后，广东凭借地缘优势与侨资基础，继续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扮演关键角色。新中国成立初期，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和货物禁运，百废待兴的中国急需架起一座与世界沟通的桥梁。1957年广交会应势而生，成为新中国打开国门、对抗封锁的重要平台。

广交会秉持“广交世界、互利天下”的理念，深刻体现了中国外贸文化的精髓，也体现了广东人“开放、包容”的精神特质。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广交会见证了广东外贸的腾飞，也持续引领开放模式的演进。改革开放以来，广东获得“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战略授权，率先突破传统外贸体制，开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探索之路。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实施、经营权的逐步下放、加工贸易的蓬勃发展，极大地释放了市场活力，也培育出一批“走出去”的企业主体。

还记得闻名全国的东莞太平手袋厂吗?在展览中，我们再次重温了太平手袋厂当年制作的手袋。当年出口欧洲的手袋，在今天看来依然没有过气。其生产的手袋等产品一度占据国内市场主流，并远销东南亚、欧美等地。

太平手袋厂

1978年，东莞太平手袋厂以中国内地首家“三来一补”企业的身份横空出世，不仅让工人首次体验多劳多得的喜悦，更开创了港商投资内地的先河。太平手袋厂采用计件工资制，这一制度打破了以往“大锅饭”式的平均分配，使得工人们的收入与他们的产出直接挂钩，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工作热情。

太平手袋厂正是广东人勇立潮头、敢闯敢拼、自强不息等“敢为人先”的广东精神象征，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不断走深走实的生动见证。此后，东莞的“三来一补”模式被全国各地广泛采用，吸引外资发展经济成为全国潮流。

2024年，广东进出口总额首次站上9万亿元新台阶，连续39年居全国首位，贡献全国近四成的外贸增量，有力支撑了全省经济大局和全国外贸大局。今年一季度，广东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从新试点到引领转型，广东不仅保持全国外贸总量的领先地位，也为中国对外开放模式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样本，书写出新时代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广东篇章”。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许晓蕾　实习生温欣 通讯员 粤博宣

摄影:南都N视频记者邹卫 许晓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