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流徙南洋的作家郁达夫，看见当地有饭店名“杭州”者，乡思萦怀、夜不成寐，遂作诗曰：故园归去已无家，传舍名留炎海涯。一夜乡愁消未得，隔窗听唱后庭花。

人情同于怀土兮，诚哉斯言。今年8月的一天，当我和同事们前往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的路上，一阵急雨落下。身处吉隆坡的我忽然冒出一个无关紧要的念头：广州现在也在下雨吗？

故土是水之源、树之根。80多年前，神州存亡危急之秋，遍布世界各地的广东籍华侨华人更加关心祖国，他们义卖筹赈、战场抗敌，有些留下广为流传的事迹，有些则寂寂无名、史料记载少之又少。

我参与的跨国采访策划《四海粤声烽火情》，正是对这段往事做了打捞、追怀。现在，这一工作暂告一段落，我才有时间重新梳理心得：它帮助媒体人抵达两重“现场”，一是与华侨后代等人士对话的现场，一是华侨支援抗战的历史现场。对我而言，尤其后者，是珍贵的职业生涯体验。

我喜欢看墓。

有些“耸人听闻”。我来稍作解释：置身墓园，环境清幽，石碑上镌刻逝者的名字，大部分不会详列其生平事迹，仅留下生卒年份而已。通过这些数字，我总是遥想他们的时代，好奇他们的一生都经历了什么。

吉隆坡的广东义山就有一片片巨大的墓园，这里安葬了数十万粤籍华人同胞，其中也包括南侨机工。

吉隆坡广东义山。

每一位逝者的名字背后，也许都有说不完的故事。广东义山新建的南侨机工纪念馆内，“华侨员工因公殒命姓名一览表”记录了部分南侨机工的命运。比如汤磐，他是十五大队四十四中队的一名小队长，1939年10月17日，在广西大连城亡故。亡故原因为敌机轰炸，附记一列写明系“就地埋葬”。

我在纪念馆里看到当年回国报效的南侨机工照片，绝大多数面貌年轻、目光冷静。吉隆坡广东义山主席杨博耀告诉我们，这是目前搜集到的800多位南侨机工的照片，没有刻意附上每个人的名字。

南都N视频采访团和吉隆坡广东义山主席杨博耀（右三）的合影。

南都N视频记者采访吉隆坡广东义山主席杨博耀。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华侨华人群体为支援祖国抗战做出的牺牲，值得进一步挖掘。今年夏天，我们追随先辈的足迹，来到炎热多雨的南洋，对话广东籍爱国华侨后代、研究学者，走访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新加坡旧福特车厂二战历史博物馆等相关场地，从筹赈救国、南侨机工、战场抗敌等方面找寻广东籍华侨的抗战往事。

他们，赫赫而无名。何永道曾是最后一位在世的飞虎队亚洲飞行员。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曾为何永道的回忆录作序称，在自己担任新闻及艺术部长的9年间，“何永道的名字从未出现在新加坡历史重要人物名单之列”。实际上，这位出生于马来西亚怡保、祖籍广东顺德的华侨青年，当年回到祖国故土多次执行战斗任务，负责侦察敌军、低空轰炸等。严重的时候，他所驾驶的B-25轰炸机机翼被高射炮击中，机身“多了好几个需要修补的弹孔”。

在新加坡一间朴素的公寓式组屋里，我们与何永道长子、现年75岁的何建宇进行了对谈，回顾了老兵的人生传奇。房间布置充满尘封的记忆：靠近入户的客厅边桌上，摆放着身着空军军装的老虎玩偶和放大的回忆录封面；墙上悬挂着巨幅的轰炸机图片，昏黄的、黑白的、间或彩色的旧照铺满了每个桌角。

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回忆父亲的故事并不让何建宇感到沉痛，相反，何建宇笑着谈起父亲在中国的经历：“每一个意料之外的选择都曾可能导致他丧命，但幸运的是，故事一直在延续。”

飞虎队老兵何永道之子何建宇向南都N视频记者签字赠书。

采访结束后，何建宇向我们赠送了他父亲的回忆录。在书籍扉页，他签下名字，又盖上印戳，因为怕弄脏未干的字迹，特意放在一旁吹晾，很是小心。末了，何建宇夫妇将我们送到门口。我已经忘记大家互相叮嘱了什么，又说了哪些祝福语，但他们明朗的笑容始终铭记在脑海里。

何建宇夫妇在采访后向南都N视频记者告别。

何建宇珍藏着两大本厚厚的历史材料，他对其中每一张照片、文件都如数家珍。他乐于向我们诉说，那些逝去的、怕被人遗忘的、存在于另一时空的人、物、事。

其他受访者也一样。年逾九旬的郑社心，在新加坡高文的住所附近活动中心，接受了我们的专访。郑社心的父亲郑潮炯，是华侨抗战史上无法绕开的人物。1940年，在东南亚一个叫山打根的地方，小贩郑潮炯做出决定：把出生不久的小儿子郑社义送人，并将80元乳金捐给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

南都N视频记者在新加坡采访郑潮炯次子郑社心。

“鬻子救国”，对于未曾经历过战争年代的我，是个极为陌生的词汇。不仅同事向我表达过不解和困惑，连我自己也曾反复纠结：该如何评价这一特别的举动？

对此，郑社心没有讲一些高深的词汇，他只强调了时代背景：“我爸爸常常讲，国家国家，没有国，哪有家？”我想，我们现代人有时候过于看重最新的伦理观、价值观，往往忽略了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此外，从职业的角度看，记者的责任不应该是多加倾听、少下评判吗？

的确，我应该少言。郑社心老人似乎有说不完的话，父亲怎样到南洋谋生、父母怎样面对“鬻子”的艰难时刻、怎样找回被卖掉的郑社义……郑社心乡音未改，时而夹杂粤语，他的讲述并非“空口无凭”，而是都有书面资料佐证。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已经变旧的照片、泛黄的报纸，是这个家族最真实的家国记忆。

郑社心老人翻阅旧照片。

郑社心珍视这些，它们被安放于文件夹的塑料膜中，虽然颜色已变，但保存完整，毫无破损。

记者的武器无非是笔和摄像机，记录采访的过程，拍下那些珍贵的照片，足矣。其实，我们未尝不受触动，只是采访的现场总是那么匆忙，情绪和所思来不及“咀嚼”。直到回国后的一天深夜，整理翻拍资料时，郑社心的形象又出现在眼前。那是1984年的旧报纸，上面记载着郑潮炯刚刚过世的消息，郑社心向新加坡当地媒体追忆其父往事。报纸刊登了郑社心的照片，当时的他年仅五十，尚属中年。联想到郑社心老人现在的年纪和样貌，以及这几十年来他对宣传父亲事迹的不遗余力，不禁为之动容。

此次采访，除了与华侨后代等人士对话的现场，我们还有幸得见华侨支援抗战的历史现场。

例如，位于新加坡武吉巴梳的怡和轩俱乐部，曾是陈嘉庚生活与工作的重要场所。自出任南侨总会主席以来，这里便成为他领导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核心基地。陈嘉庚孙媳、新加坡陈嘉庚基金会董事王理告诉我们，当年，3200余位南侨机工正是在怡和轩的门口集合出发，踏上归国抗战的征程。

现场就在脚下，那些曾经模糊的历史场景清晰浮现。英国学者柯林武德所言非虚：“现在和过去之间的间隙之被连接，并不只是由于现在的思想有能力思想过去，也由于过去的思想有能力在现在之中重新唤醒它自己。”

跨国采访策划《四海粤声烽火情》最终以深度报道、评述视频、品宣海报等形式开展中英文内外宣一体化传播，在海内外引发广泛关注，获人民日报客户端、北欧时报、欧中之声、印尼国际日报、葡新报、中山大学校友会、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等50余家媒体、机构转载。

按照领导一贯的说法，稿件发完了，并不是终点。事实上，我们仍在关注报道的后续。

10月12日，马来西亚陈嘉庚纪念馆历经两年整修后重新开馆。“我们期望重新开馆后的陈嘉庚纪念馆，不仅是历史的陈列空间，更是一座跨世代、跨文化的精神桥梁。”接受我们回访时，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会主席陈友信如是说。

行文至此，我才发现，自己可能是本部门与“上世纪30年代”打交道最多的记者。

我曾经关注过这些遥远的事：1935年，年轻的作曲家聂耳把电影《风云儿女》的歌谱完成稿《义勇军进行曲》从日本寄给广东人司徒慧敏；1936年，17岁的广东东莞籍运动员杨秀琼参加了柏林奥运会，这是中国游泳女选手首次征战奥运赛场……

新加坡大华戏院，前身为天演大舞台。上世纪30年代，许多粤剧名伶曾到此表演以筹款抗日。

不光是“上世纪30年代”，还有“上世纪50年代”“上世纪80年代”等等。得益于参与《百年奥运的广东印记》《新中国成立75周年特别策划——跨越时空的接力》《天南地北广东人》《广东荔枝的全球口碑》等专题报道、系列报道，选题范围大大打开。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并不能减损媒体人探索的动力。况且，回望过去、观照现实，自有它的乐趣。

借此机会，我也对职业生涯做了反思。

由于此前没有新闻专业基础，加上疏懒的性格，我属于开悟晚的记者，大概入职两年后才勉强找到点门道。突发新闻、民生新闻、时政新闻、社会调查，在各个领域都少于精研，略懂而已。和大部分同行一样，也有过高光时刻，然而却是稍纵即逝，常常想不起有哪些值得回味的细节。其余的日子以平淡为主，只要坚守岗位，就做点“日拱一卒”的努力。

马辉。

难免有焦虑的时候。复杂的事，也简单；简单的事，也复杂。我学会了朴素的辩证法，查阅了新华字典关于“新闻”的定义：1.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络等报道的国内外最新消息。2.泛指生活中最近发生的新鲜事。

这么看来，何为“新闻”，不算复杂，它和你我有关，是最日常的东西。我自忖可以如此应对，那是一种中国式的智慧：“时而随便，时而峻急。”

编辑：董晓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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