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在商务印书馆礼堂举办的“《潮学集成》新书发布会暨出版座谈会”上，我发表了《地方性学问的文化内涵与精神向度——关于〈潮学集成〉的编纂思路与工作策略》，其中有这么一句：

我之谈论“地方性学问”（即对某特定区域的学术研究），与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之强调情境依赖性、对抗普遍主义、质疑西方中心主义的“地方性知识”，二者背后的关怀与立场颇多相通之处。

这里借助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的建立，以及《潮学集成》十卷本的编辑与出版，讨论诸如“潮学”这样读者面不广、关注度有限的“地方性学问”，到底该做什么，以及还能走多远。

四年前，暨大潮州文化研究院成立，我忝列首任院长。当初的设想是，四年任期内，希望达成以下三个小目标：第一，让潮学在全国学界有能见度；第二，让暨大的潮学研究在广东以及潮汕地区被认可；第三，让潮学对青年学者有吸引力，因而具备可持续发展。现在看来，这三个小目标，基本都已实现。

面对这皇皇十大卷的《潮学集成》，我终于可以松口气，且愿意把话说开、说满、说绝——这套大书不仅将影响此后三五十年潮学研究的学风以及方向，而且对其他“地方性学问”的建立与拓展，也会起很好的启迪与督导作用。

这个场合，本该谈谈暨大潮州文化研究院为何要花大力气编这套书，以及背后蕴涵着的学术理路与操作方式。因《“潮学集成”总序》已经发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反而希望提及两篇十年前的旧作，袒露我为何极力推进此项工作。

在《在“文学史著”与“出版工程”之间——〈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导读》中，我讨论了1935—1936年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刊行的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学术思路、出版策略以及长远影响，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此乃《潮学集成》追摹的目标。

而同年撰写的《依旧“关注‘现代中国’”》，则介绍我2002—2008年间为湖北教育出版社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存”，如何兼及“史家眼光”与“选本文化”，将巨大的信息量、准确的历史描述以及特立独行的学术判断，三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即便多年后的今天，“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存”这套丛书的立意、宗旨与编辑思路仍然站得住脚；更值得骄傲的是，这套丛书的编者阵容十分强大，各书主编均为该领域的领军人物。可是，当初原本计划一百卷，最终只刊行了15种。此乃民间学术的宿命——很有创意，富于激情，不拘格套，但因人力物力所限以及时事的变化，多成了“半截子工程”。

这才能理解为何我谈论《潮学集成》的成功，在致意各卷主编及选文作者的同时，要特别感谢暨大潮州文化研究院、暨大潮州文化研究基金以及商务印书馆。正是这三者的通力合作，使得作为一种地方性学问的“潮学”，有可能在短短三年间萃取精华，集结成军，然后堂堂正正地走向全国乃至国际舞台。

初刊11月14日《南方日报》的《四年深耕结硕果 潮学薪传谱新篇——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传承创新之路》，提及研究院的主要贡献，其中包括“汇聚贤才，壮大潮学研究生力军”。而其主要标志是评选并颁发两届“潮学终身成就奖”和“潮学优秀成果奖”，不仅提升了潮学研究的社会关注度，且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学者投身潮学研究的热情。

下面就想谈谈我参加两届潮学奖评审的体会。

第一，获奖作品的水平实在不容小觑。在我看来，吴国钦、林淳钧的《潮剧史》，以及黄挺的《潮汕史》，比起获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的众多名作，一点都不逊色。其他获奖著作，也可比肩各省市自治区的人文社科著作奖。

第二，获潮学奖者，若第一届的杨方笙，第二届的陈民镇、黄晓坚、肖玉华等，他们都不是“家己人”，不大会讲潮汕话，但同样可以在“潮学研究”方面取得骄人的业绩。评审时不考虑作者籍贯，或是否讲潮汕话，这是“潮学”走向全国的关键性一步。

第三，广东学者乃“潮学”的主力军，这点理所当然。但获奖对象并不限于广东高校，比如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志贤、北京语言大学陈民镇、北京大学张静芬等。我相信，随着“潮学”的逐步展开，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地高校师生。那个时候，“潮学奖”才可能真正走出广东。

第四，梳理这两届潮学奖的评审，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获奖者中，好几位并非学院中人。不管是教育部奖，还是各省市自治区的人文社科著作奖，获奖者基本上都是大学（含党校）教师，或社科院研究人员，极少“独立学者”（或曰“民间学者”）。我曾多次论证，从事人文学的，不一定念博士，也不一定当教授，完全可以自学成才，也完全可以业余写作。若干潮学奖获得者的“单位”表述很微妙：曾楚楠，“潮州市政协文史委”；李宏新，“汕头市华侨历史学会”；张新民，“汕头市潮菜研究会”；李炳炎，“潮州市颐陶轩潮州窑博物馆”；杨得鸿，“潮州市愚乐斋书画艺术研究院”。我很高兴评审时，没有一个委员质疑这些获奖者的学术背景，大家都倾向于“就书论书”。

稍微了解各省市自治区乃至全国学术著作评奖的过程及结果，当能明白此举的意义——不以单位论英雄，这说明潮汕地区教育及文化根基深厚，各行各业中对学问有兴趣的大有人在，因而随时可能爆冷门，出现让人意料不到的好作品。

从研究院创立之初的慷慨陈词（参见《专访暨大潮州文化研究院院长陈平原：对潮州文化的传播转化值得用心用力》，《羊城晚报》2021年9月17日），到两年前首次披露《潮学集成》工作计划，称“这既是一种知识积累，也是一种学术表彰，更是一种精神标杆”（《潮学的魅力及可能性》，《羊城晚报》2023年12月18日），再到今天初尝收获的喜悦，我的最大感想是：“潮学”虽小，但有广阔的回旋余地，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