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钦案中的历史现场——《盗臣》新书分享会”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店）举行。原国家清史办主任、《盗臣》作者卜键和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李鸿谷，围绕新书展开对谈。分享会由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郑小悠主持。

新书分享会现场。

历史纪实新著《盗臣：乾隆四十六年钦办大案纪事》近日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作者卜键，原国家清史办主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主持《清史·边政志》，主编《清代教育档案文献》等。本书以乾隆朝震动全国的甘肃捐监冒赈案为主线，围绕核心人物王亶望，用近乎“历史侦探”的细密功夫，把一桩二百多年前的巨贪案从故纸堆里完整复原，既让读者看见权力的暗影，也让人在盛世图景下读出制度与人心的裂痕。

写《档案》里没有的人性与人情

在新书分享会上，谈及写作《盗臣》的缘由，卜键回忆到，有一次看到一个档案记载，乾隆骂浙江巡抚，说这个小子是一个盗臣。这句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故事在清代很多人关注过，《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里，关于王亶望有厚厚的一沓，关于陈辉祖的档案又是厚厚的一沓。档案记得很细，研究得也很细，把涉及的贪官名字、人数、惩办方式都一一记录在册。

原国家清史办主任、《盗臣》作者卜键。

“我是想写《档案》里没有的东西——人性的东西、人情的东西。设身处地去想，如果我们做了大官，被很多人哄着，有了很多机会接触到钱财，家里又不怎么富裕，会不会越界？”卜键说，这些贪官很多都是能臣、能员，做事干练，有很多德政，很爽朗，够朋友，有很多优点。但是一旦越线，被钉在耻辱柱上，就很难有一个客观评价。“我要考虑他怎么样从一个干练、脑子不糊涂的人，走到了这样一个糊涂的状态。人心惟危、道心惟危。就是人的自信不要太强，每个人都有可能犯错误，犯罪，我们怎么样在关键的时候割断它？我想这是我力图发掘的，所以我写了这本书。”

乾隆、王亶望、陈辉祖，是《盗臣》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卜键坦言，这些年自己主要研究乾隆，对乾隆难免有很多设身处地的理解。“但这两个案子没有乾隆发现不了。甘肃发生叛乱，乾隆派了部队、大员到当地评叛。他们的奏折里报告说下大雨、下小雨、下中雨，反正老下雨。乾隆立刻想到捐监，他们不是说干旱？怎么你们去平叛就那么多雨？怎么回事，去查一查。是这样揭开了甘肃的捐监冒赈的盖子，一查就查出来了。”

陈辉祖案也是一样。王亶望案发后，陈辉祖负责去抄王亶望的家。乾隆发现迟迟不呈送抄家清单，着急催问。“他发现当年王亶望给他进贡的好东西不在清单里。因为官员给皇帝进贡，每年要进好几次。进贡一般来讲要三九或者四九，一组九件，像和珅都是进九组。皇帝的吃相不能太难看，你进贡了四组，我收四件、五件，剩下的还回去。虽然还回去了，但乾隆内心知道这个东西很好，还回去的东西，怎么这次抄家没有了？他心里惦记着。王亶望是一个眼光标准很高的人，怎么只有那么一堆破烂？查查到底怎么回事，是这样查出来的。”

“所以两个案子都是乾隆皇帝的敏锐和非凡的联想能力查出来的。乾隆皇帝的联想能力非常强，他做皇帝，在清朝里也确实是难得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难得的皇帝。”卜键说。

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李鸿谷。

李鸿谷谈到，历史是人的历史，但我们写历史中的人是最难写的，尤其是帝王将相最难写。因为他是所有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社会矛盾的集合。你理解这个人，其实不是理解这个人是乾隆还是其他人，而是理解他背后所包含的所有的信息。

他说：“我们很多写作，写历史书里的人，历史专著里的人，这个人其实是工具人、是概念人，是为了一个目的，皇帝是为了治理、将军是为了打胜仗，你是为了赈灾，都是工具人，只有工具的一面。另外一种历史中写历史人物，如果想让这个人物更丰富、更丰满，就变成小说了。人物要么失之呆板，要么失之想像。卜键这本书最好的地方是平衡了两点，所有的资料都有出处，所有材料本身表达人物、人性的丰富与复杂是超乎想象的，所以特别好看。”

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郑小悠。

郑小悠认为，卜老师常年做管理工作，曾是国家清史办的主任，《盗臣》一书在官员犯罪、贪腐的心态，对各方面的人事纠葛，最后怎么案发，犯官怎么痛心疾首，试图洗心革面，在制度上或者人际关系上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等方面的刻画，比对史料本身提炼得更有意思。

“我们历史写作其实有两种侧重，一种是根据文献写作，还有一种写法是从实践中来，从生活、从经验，特别是从自己的生活经验来，从实践中提炼。”郑小悠认为，以文献为基础写作有可能就被AI取代，但生活的、经验的、实践的写作不然。“就像李主编做记者时采访的材料不可能出现在AI里，卜老师做高级干部，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小九九，AI里也不会显示，他们把自己工作中的经验结合史料去写，无论是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都不容易被AI取代。”

深耕档案的“历史侦探之作”

此书有别于一般历史读物的底色，首先在于它对清宫原始档案的执着开掘。作者历时多年，查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宫中朱批奏折、内阁题本及《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等一手材料，不凭演义，不靠转述，直接让乾隆皇帝硃笔下的震怒、审讯官的问供、赃单上的数字自己说话。

例如，书中披露的王亶望与兰州知府蒋全迪的往来密札，内容直指捐监改折、捏灾冒赈的具体分工与分赃比例。又比如，乾隆四十六年三月，苏四十三起事引发甘肃官仓空虚，清军在搜查中发现账册与实储不符，这份触发全盘彻查的原始奏报，书中按原档格式复现，并附作者勘校说明，让读者仿佛亲临案牍翻检现场。

更难得的是，作者善于在档案缝隙里找破绽。王亶望在初审与复审中的供词数度相左，陈辉祖抄家时“抽换”物品清单与后续追查记录亦有出入。作者将这些矛盾点逐一比对，指出其中可能隐含的包庇、灭迹与信息操控，从而让案情不只是线性的“案发—审结”，而是一幅多方角力、真真假假的动态图景。这样的写法，恰似刑侦推理：线索来自档案，推论立于实证，结论拒绝想当然。

“世臣”光环下的双面人生

王亶望的身份，在清代官场堪称“世臣”样板——其父王师官至山西巡抚，门第显赫，子弟入仕自带信任背书。他本人少年得志，办事干练，乾隆中叶即外放地方，历任知府、道员，升任甘肃布政使、浙江巡抚，一路顺风顺水。

然而本书用档案织成的肖像，却让人看到这名“能吏”的另一面：在甘肃任上，他将原本以实物交纳的捐监制度改为收银“折色”，自定远高于常例的捐额，并与蒋全迪、王燧等心腹结成利益同盟。他们利用甘肃连年报灾的便利，虚报灾情，将赈银大半截留分肥。据书中整理的抄家清单与口供推算，王亶望个人经手侵吞的公款逾三百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甘肃全年财政收入的数倍。

更耐人寻味的是他的双面操作：一面在账面上完成“捐监纳粮”“赈灾济民”的政绩，一面在私下行贿网络里安插“坐省长随”，使贪腐覆盖省、道、府、州、县五级；而在调任浙江巡抚后，他又捐出养廉银充作公用，主持海塘工程，俨然勤政为民的模范督抚。档案里的硃批常赞其“办事明白”“实心任事”，可见乾隆对他的信任曾达顶点。直到东窗事发，帝王的信任才化作雷霆之怒，这种反差本身，就是乾隆晚期用人与察吏矛盾的缩影。

多重维度下的历史镜鉴

本书不止步于讲述个案，而是把王亶望案放在更宽阔的制度与社会背景中解析，形成三个相互交织的维度。

制度维度：清代捐监本为体恤寒士、充实仓储而设，但在甘肃因财政窘迫与监管松弛，被异化为公开的敛财通道。折色改革看似简化流程，实则切断了实物核验环节，为虚报与挪用大开方便之门。书中以档案里的捐监名册与实收银数对照，显示“十捐九虚”并非夸张。制度一旦缺少刚性约束与独立核查，再好的初衷也会被蛀空。

社会维度：冒赈的直接受害者是灾民。书中引用地方志与赈灾档册，还原了当时甘肃部分州县灾民在册却未得赈济的情形。一些州县官为配合上级捏灾，甚至逼迫百姓虚报名额，以凑足“受灾”数据来套取赈银。于是，国家的赈灾善政在基层变形为层层盘剥的分肥宴，百姓苦不堪言。这种由上而下的制度性掠夺，比单纯的贪腐更具破坏力。

政治文化维度：本案牵连总督、巡抚、藩司、道府州县官员一百余员，几乎构成一张全省性贪腐网。作者指出，这不是零星的个人失德，而是乾隆晚期官场“上下通同”的生态产物。捐监、采买、工程、进贡等环节皆有可图之利，官员之间长期形成合作与默契，以致查案时竟出现互相包庇、串供灭证的现象。而乾隆在朱批中时而怒斥“丧尽天良”，时而顾虑牵连过广动摇地方治理，显示了皇权在面对系统性腐败时的两难：严惩则伤筋动骨，轻纵则失信于民。

此外，书中还穿插了陈辉祖抽换抄家物资、国泰山东亏空等关联案件，使读者看到同一时期不同地域的腐败形态虽有差异，却共享相似的制度温床与权力逻辑。这种跨案例比较，增强了论述的厚度与说服力。

现实的温度与警示

作者并未止步于历史还原，而是在结语中直言：王亶望的堕落不仅是个人贪欲的结果，更是制度漏洞与监督失灵的必然。捐监成敛财工具，赈灾变分肥盛宴，意味着盛世的治理根基已在内部松动。此案提醒我们，权力如果缺乏透明与制衡，哪怕是最能干的人，也可能在诱惑与惯性中滑向深渊。

全书文风在严谨与可读之间取得平衡，既有档案原文的厚重感，也有细节场景的带入力。涉案人员履历、抄家清单与赈灾统计表，为专业研究者提供了扎实的索引，而故事化的叙述又让普通读者易于进入历史现场。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黄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