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让中国传统文化以更具现代性与国际性的方式走向世界，是当代文化艺术传播的重要课题。由黄智骞作曲、匈牙利布达佩斯电影交响乐团演奏的《国韵大同》原创国风作品音乐会，作为广东外宣品牌“岭南文化世界行”的重点项目，正是这一探索的典范。音乐会以西方交响乐编制融合中国传统民乐器，通过精心编排的曲目，既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多元地域特色，又以国际化的音乐语言实现了跨文化传播。在这场音乐盛宴中，观众既能感受到《<率土之滨>十三州府组曲》中十三州府风土人情的音乐地理志式呈现，也能领略《楚祀·山灵》将屈原《九歌》神话转化为宏大交响叙事的艺术张力，更能体验《<时空中的绘旅人>国风印象》等游戏配乐如何以现代国风语言吸引全球年轻受众。从选题策略到民乐叙事，再到中西乐团合作，《国韵大同》通过层层递进的创新实践，构建了一个“国韵”与“大同”对话的舞台，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值得深入探讨的范例。

《国韵大同》的曲目选题首先体现了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在地性”与“国际化”的精妙平衡。音乐会涵盖了中国文化的多个维度：既有《<率土之滨>十三州府组曲》这样以古代十三州府为蓝本的“音乐地理志”，通过扬州的笛声、凉州的琵琶、幽州的大鼓等民乐器，生动再现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让听众仿佛穿越时空，亲历中华大地的东西横跨五千里、与多国接壤的壮阔疆域；也有《楚祀·山灵》这类基于屈原《九歌》的交响诗，将古典文学中的神性与人情转化为宏大的音乐叙事，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更值得关注的是，音乐会还纳入了《<时空中的绘旅人>国风印象》《决战！平安京》等游戏配乐，这些作品虽源自现代数字娱乐，却以国风为基调，成功吸引了全球年轻受众。

这种选题策略既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根脉，又贴近当代流行文化的表达形式，实现了文化传承与时代创新的有机结合。作为“岭南文化世界行”的重点项目，《国韵大同》不仅聚焦岭南，如《箫笛协奏曲<禅院钟声>》的广东音乐改编、《星槎渡梦》的七星岩音画，还通过《<率土之滨>十三州府组曲》等曲目展现中华文明的宏观气象，形成了“地方特色+国家叙事”的选题方式，既符合国际传播中“以小见大”的策略，也呼应了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的特质，使海外观众既能感知岭南文化的细腻，又能领略中华文明的广博，从而在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之间找到了最佳的传播平衡点。

如果说选题决定了《国韵大同》的文化高度，那么其在民乐器使用与叙事表意上的创新，则构成了这场音乐会的艺术筋骨。整场演出系统性地将琵琶、古筝、二胡、笛子、中国大鼓等民乐器与西方交响乐团对话，并非将民乐器作为点缀性的“异域色彩”，而是赋予其结构性的叙事功能，形成独特的音色对比与和谐统一。

以《<率土之滨>十三州府组曲》为例，不同州府配以专属主奏乐器：扬州用水润笛声勾勒江南烟雨，凉州以琵琶轮指模拟驼铃与风沙，幽州则借二胡的苍凉与大鼓的雷霆之势再现边塞烽火。这种“一地一器”的配置，实则是将乐器本身转化为文化符号，以中国地域文化的多元音色描绘出地域性格。而在《楚祀·山灵》中，笛子不仅是旋律载体，更是山鬼情绪的延伸，特别是在开篇《风雨祭》中，笛子、大鼓与交响乐团的配合营造出疾风暴雨的画面感；而在《徒离忧》段落中，笛声孤绝如泣，与无词合唱交织，构成命运叹息的声场；至《归大荒》段落，清脆铃声与交响齐鸣，则象征个体意识融入宇宙洪荒的顿悟时刻。

更值得称道的是中西乐器的深度融合。在圆号协奏曲《星槎渡梦》中，圆号与古筝、打击乐共同建构了广东七星岩“星湖八景”的声景空间，岭南“三雕”镂空技法与西方交响乐织体形成奇妙共振，如《月魄松涛》传递了月光洒在仙掌岩树枝上的细腻而温柔的触感，当音乐转入下一段《太极回澜》时，音乐表现逐渐开阔，有一种拨开山雾又见一峰的回荡，高潮处又表现了登顶的不易和征服感，展现出鼎湖山开阔的雄浑气魄。《箫笛协奏曲<禅院钟声>》节选则以低音贝斯铺底，箫的吐音制造断裂哀愁，管乐号骤然爆发情绪高潮，两次钟响如时空锚点，最终回归箫独奏，展现了现代管弦思维对传统粤调的创造性转化。这种“器以载道”的实践，不仅保留了民乐的抒情传统，更体现了中国音乐独有的叙事能力，使中国文化故事更具国际听众的接受度，成为参与当代音乐话语建构的活跃主体。

音乐会中民乐器与交响乐团相互补充，更适合国际舞台的声场需求，既满足西方听众对结构清晰的偏好，又保留东方音乐的留白美学，形成了审美共通性。例如，在《箫笛协奏曲<禅院钟声>》中，低音贝斯的沉稳铺垫与箫的吐音哀鸣形成张力，而乐团对《<决战！平安京>绮宴乐章》探戈节奏的精准把握，展现了非中国乐团演绎国风作品的独特优势，以文化“他者”的视角赋予传统音乐新鲜感。这种合作模式还通过西方交响乐团的编制增强了民乐的表现力，如《<时空中的绘旅人>国风印象》中，在交响乐营造的宏大时空感中，二胡的加入增加故事感，而笛子过渡转换叙事段，琵琶、古筝与后续的合唱人声加入，仿佛在交响乐营造出的混沌的历史时空中勾勒出人的轮廓。

通过中西乐器的创造性对话，《国韵大同》音乐会打破了“单向输出”的传统外宣路径，形成“中国故事+国际表达”的双向对话，显著提升了中国文化的亲和力与感染力。这种合作和对话也强化了中国原创内容的国际合法性。音乐会中的多个作品，如《<率土之滨>十三州府组曲》《<时空中的绘旅人>国风印象》等，屡获好莱坞音乐传媒奖提名，本身就证明其音乐语言具备全球流通潜力。而由来自欧洲的布达佩斯电影交响乐团现场演绎，更将这种“被认可”转化为“被共情”。不仅如此，在全球数字娱乐文化盛行的今天，《国韵大同》中的曲目《<率土之滨>十三州府组曲》《<时空中的绘旅人>国风印象》《<决战！平安京>绮宴乐章》巧妙借力游戏IP吸引年轻受众，再以高艺术水准提升其文化深度，形成“流行入口—艺术升华—价值认同”的传播闭环。

《国韵大同》之“大同”，并非消弭差异的同质化，而是“和而不同”的共生理想。它以岭南为起点，却不止于地域；以民乐为根基，却不囿于传统；以交响为载体，却不盲从西方。在这场音乐会中，我们听到的不仅是琵琶与圆号的协奏，不仅是音符的碰撞，而是历史与当下、地方与全球、个体情感与宇宙哲思的多重对话，更是文明互鉴的深邃共鸣。

 撰文：陈希

编辑：陈逸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