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有大行持续下沉，“掐尖”优质小微客群，生存空间被挤压的中小银行路在何方？在普惠金融的战场上，除了“信贷，还有怎样更广阔的天地可被开拓？

近期，在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指导下，南都湾财社开启“中国普惠金融行”广东银行业普惠金融创新实践案例征集和推广活动，百余家机构携案例参与。在此背景下，结合当下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特点、面临的挑战，以及不同规模银行如何错位竞争等，南都湾财社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院长贝多广。

在贝多广看来，大行下沉影响持续显现，中小银行亟需在大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明确自身使命。而普惠金融的未来，更在于超越信贷的广阔图景——普惠保险、资本市场、理财投资，以及AIC（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正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院长贝多广。

建议对不同规模银行

设不同普惠考核标准

南都湾财社：我国普惠金融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您认为当前我国普惠金融呈现出哪些显著特点？

贝多广：不同于世界上已有的模式，普惠金融在中国走出了一条非常独特且快速的发展之路。2013年，“发展普惠金融”首次被正式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普惠金融”在中国的语境下被正式提出；2015年，我国首个发展普惠金融的国家级战略规划——《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出台，从普惠金融服务机构、产品创新、基础设施、法律法规和教育宣传等方面提出了系列政策措施和保障手段，并非常可贵地倡导“政府引导、市场主导”。2017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求大型商业银行要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聚焦小微企业和“三农”等提升服务能力。随着数字化技术对金融业态的影响不断深入，中国人民银行还在G20框架下发布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推动通过使用数字金融服务来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据世界银行2022年6月发布的全球普惠金融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在多项普惠金融指标上排位居于中高收入经济体前列，如账户拥有率、移动支付普及率和储蓄参与率等。总体上，从政策支持“红利”和金融指标改善来看，中国普惠金融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依托科技进步和政策指引，中国的普惠金融发展呈现出显著的特点。一是数字技术在普惠金融服务降本增效、量增面扩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二是充分利用原有的金融体系，比如鼓励银行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积极开展支农支小服务，并没有“另起炉灶”成立新的普惠金融机构；三是发展速度非常快而且内容日渐丰富，目前已经从早期的侧重信贷逐步发展为建设包容度更高的普惠金融生态体系。

南都湾财社：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目前面临哪些关键性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贝多广：在建设普惠金融生态体系的过程中，还面临一些需要关注的挑战。一是普惠信贷、普惠保险、普惠理财、资本市场等不同的金融服务领域还需要持续以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的思维方式去设计产品、服务客户；二是大中小型规模不同的银行，需找准各自定位，良性竞争，考虑用不同的标准来对他们进行考核，进一步发挥他们各自的优势作用；三是无论在哪种金融服务领域中，都需要将金融健康的原则考虑进去，因为普惠金融服务的对象都是“中小微弱”群体，他们的金融素养和能力都有待提升，需要更多地解决能力不足问题。

大行下沉影响持续显现

中小银行需要明确使命

南都湾财社：金融监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9月末，大型银行、股份行、城商行和农村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较上年末分别增长了16.38%、3.85%、6.18%、4.18%。您认为导致这种增速分化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在此格局下，不同类型的银行应如何找准自身定位，实现普惠金融的错位发展与良性竞争？

贝多广：在国家政策的不断推动下，近些年来，大型银行下沉到县域和乡村，凭借着数字技术的优势和规模优势，确实对很多小银行、农商行、信用社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问题中提到的不同的增长百分比也能够体现出来这一点，就是大行下沉的影响还在持续显现。

CAFI曾到全国的多个金融改革试验区进行调研，也与不同规模的银行都做过访谈，并结合国际经验进行了研究。我们提出，在整个国家的银行业结构中，大中小银行应该是一个生态体系。而且从国外的经验来看，银行业结构中大中小银行往往各有定位，或者是批发与零售的生态，或者是专业化分工的生态。

不同类型的银行，特别是目前生存空间被挤压的中小银行如果想找准自身定位，实现错位发展，首先应该明确他们的使命。明确小银行、农商行的使命和责任，可以把这个问题放到大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来思考。首先是我们国家正在推动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其次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数字化都在被大力提倡，要赋能各行各业。再次我们要从扶贫攻坚进入到乡村振兴发展阶段，要用5-10年的时间完全改变中国乡村的面貌，这也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最后，“双碳”“3060”目标也是都要在城乡范围内实现。

所以在国家大的战略背景下，作为中小银行代表的农商行需要担负起助力实现四大目标的任务。这和70多年前我们建立农信社系统的初衷及后来的演变过程有关系。实际上农信社也好、农商行也好，都是按照行政区划设立的，行政区划的概念也就是某种程度上要替代政府去实现一些社会的功能，它要承担建设社区服务的功能。很多县政府也是非常依赖当地的农商行业务的发展。

再从普惠金融当中的“最后一公里”的角度来看。比如浙江省海岛众多，如果在每一个岛上都开设分行和分支机构，势必会影响到所在行的经济收益，但有且只有浙江农商联合银行在海岛上设了点，承受着有些网点支大于收的压力，但是它承担了“最后一公里”的责任，承担了金融必须服务到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国家要求。这种普惠金融服务好“最后一公里”的理想的实现，背后很大程度上是靠我们的农商行系统、基层的农商行在发挥重要的作用。

再从国际经验来看，如果要实现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银行的错位竞争，有这样一些经验可以借鉴。一是非常基层、服务乡村的银行有自己独特的定位，从设立之初起就明确他们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业机构，而且确立了双重目标，一方面是金融，另一方面是承担起社会责任。二是要有专门的针对这一类机构的法规来约束它，明确其特殊的定位。三是鼓励并支持他们拥有经营方面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四是这些机构一定要服务本地客户。五是要有规模效应的解决方案，要有一个上一级的系统。

需建普惠金融生态体系

涵盖保险、理财投资等

南都湾财社：您之前在演讲时曾提到，普惠金融不应局限于普惠信贷，而应涵盖整个金融体系。能否具体讲讲，尤其是普惠保险这一块？

贝多广：CAFI多年来一直倡导，普惠金融不是仅仅局限于普惠信贷的理念，它需要整个金融体系的包容普惠，需要建设一个普惠金融生态体系，而普惠保险是其中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从更长远来看，资本市场、理财投资等都会在普惠金融生态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所理解的普惠金融生态体系是一个广义的、变得更加包容的金融体系，能够为原本被排斥的中小微弱群体提供公平合适负责任的服务。其中必然是所有金融服务内容，包括支付、储蓄、信贷、保险、资本市场、理财，甚至期货等。

普惠保险产品是指面向未被传统商业保险市场服务或未得到充分服务群体的所有保险产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普惠保险的潜在目标和服务群体也有所扩大，不仅包括低收入人群，还涵盖更广泛的群体。例如中小微企业主，他们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着市场波动、资金周转、自然灾害等多种风险，普惠保险可以为他们提供相应的保障，助力企业的稳定发展，以及灵活就业的人群、从事高危职业的人群、次健康标准体等等，这类人群往往难以通过传统的保险渠道获得充分的保障，普惠保险则能够根据他们的特殊需求，设计出更具针对性的专属保险产品等。

南都湾财社：与传统保险业务相比，普惠保险往往面临高风险、高成本、高赔付、低利润等困境。在您看来，破局的关键是什么？是通过科技手段压降成本，还是开发与特定场景、产业链深度绑定的创新产品？抑或有更优路径？

贝多广：具体到普惠保险的“破局”，也就是想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低保费”与“高保障”的目标，科技手段降低成本肯定是一条道路，这一点可以从普惠信贷的发展历程中得到一些宝贵经验。同时，根据CAFI团队的研究，可通过“精细化风险管控”与“场景化产品创新”实现平衡。具体实践中，保险公司可以采取以下三种方式：

一是数据驱动，实现“风险与保费挂钩”。近年来，保险机构开始依托平台数据，构建“多维度风险定价模型”，实现差异化收费，例如针对建筑工人的意外险，根据“工种风险等级”（如高空作业、地面作业）、“安全培训完成情况”、“历史工伤记录”定价，有效引导企业重视安全生产、工人重视安全培训。

二是场景化保险，从“事后理赔”转向“事前控险”。保险的核心价值不仅是“事后补偿”，更在于“事前预防”。通过风险减量，降低事故发生率，减少理赔支出，从而在“低保费”的前提下维持“高保障”。保险机构可通过“风险知识培训+智能设备监测”，实现风险预防。

三是共保与再保险结合，分散高风险领域压力。比如针对建筑工人、高空作业者等高风险群体，可由多家保险公司组建“共保体”，按比例分担保费和赔付责任，实现“降费提额”。此外，将部分风险转移给再保公司，在赔付超限时进行补偿，保险公司就敢于推出“低保费、高保障”产品。

专业人才培养和资金管理等

是AIC发展面临的关键挑战

南都湾财社：关于股权投资，今年以来，兴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旗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陆续开业。与传统信贷思路不同，AIC为破解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困境提供了“股债结合”的新思路。但要让AIC成长为普惠金融生态中一个有力的补充者，您认为当前最亟待突破的瓶颈是什么？

贝多广：在CAFI所倡导建设的普惠金融生态体系中，畅通而获得感强的、服务普惠群体的直接投融资服务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来看，这一部分的作用确实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直接投融资服务能够做到与初创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初创的小微企业共担风险、共同成长，这是传统信贷所不具备的特点。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银行的间接融资在整个的金融系统中占据优势主导，因此AIC如果能够良性运转，应该可以也为普惠金融的发展贡献力量。

但AIC在发展和壮大的过程中，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一是人才方面，运营好AIC，需要有这个细分领域的专业人才，也许要从银行外进行选拔挑选。二是资本管理方面，AIC的资金来源需要与银行的储蓄资金清楚分割，切不可用社会存款作为AIC的投资资本，以防止风险扩大。三是AIC在从事普惠金融业务时，需要具备普惠金融领域共同的素质和特点，比如拥有匹配科技型小微企业风险特征的产品设计能力，以及关注客户的金融健康的意识等。

南都湾财社：您曾提到，普惠金融未来发展方向是数智化。数字技术对普惠金融的推动作用显著，但数字鸿沟会否加剧部分群体被排除？在推动普惠金融数智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应如何确保技术不仅提升效率，更能实现公平包容，让弱势群体不被排除在服务体系之外？

贝多广：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大力倡导CAFI近几年来在一直研究和呼吁的金融健康理念。金融健康是检验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成果的一项重要标准，在现阶段，应重点关注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关注每个金融消费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提升金融消费者的金融健康。其中就包括在享受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服务变得更便捷更包容的同时，还应关注到被数字鸿沟所排斥的群体。一方面要从产品设计上适应“数字弱势群体”的特殊需求，操作简单明了；二是不仅为消费者提供商业性质的服务，还应同时对他们的数字能力进行引导和帮扶，使他们能够有能力并且有信心去使用普惠金融的“线上服务”；三是提升数字技术的安全性，提升风险防控的能力，减少利用网络进行诈骗的恶性事件的发生几率，使得所有人都能减少对使用数字金融服务的顾虑。

统筹：任先博

采写：南都湾财社记者 刘兰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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