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崇新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满世界寻找敦煌》是荣新江先生近期出版的又一新著，于2024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以下简称《寻找敦煌》）。在荣先生自己看来，这本书只是他历时四十余年艰辛考察经历记忆的全部呈现（《寻找敦煌》序，1页），但本书的内容远不止此，本书的价值只有细读才能充分了解。《寻找敦煌》的主要内容，是荣先生对自己历时四十年考察流散海内外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的经历的记录，特别是1985年第一次欧洲考察的记录。虽然总题目叫“满世界寻找敦煌”，以敦煌文书为主，但不限于敦煌，也包括吐鲁番、和田、库车、焉耆出土的文书，它们都构成了作者“满世界寻找敦煌”的话题。这一方面体现了敦煌文书与西域文书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也说明作者的学术一开始就是敦煌学、吐鲁番学、西域史并重。但不同于一般的考察记的书写，在《寻找敦煌》中，荣先生仍然非常重视对考察的学术意义的揭示，“每讲……都要介绍一下我的调查对于当年的学术意义是什么，我的收获是什么，当年的收获对敦煌西域文献和历史研究有什么贡献。”（《寻找敦煌》序，2页）这就使得这部著作又具有了敦煌学学术史的意义。

从更高层面看，《寻找敦煌》堪称一部充满探索与发现精神的佳作。书中荣新江先生以其广阔的视野和严谨的考证，第一次全面清晰地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书呈现在国人面前，不仅最大限度地揭示了敦煌文献的价值，更体现了一位优秀史学家的使命担当和对祖国文化遗产的深切关怀。作者通过过程化的叙述，揭示了敦煌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独特价值，更将敦煌置于广阔的欧亚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进一步揭示了敦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展现了其卓越的国际视野。这是笔者阅读此书的总体感受。除此之外，笔者在阅读过程中还产生了不少具体感受，从而对本书的意义与价值更加具象化。概而言之，笔者认为本书的意义与价值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满世界寻找敦煌”欧洲首旅衍生的特殊意义

就在《寻找敦煌》出版前不久，刘诗平、孟宪实出版了他们合著的《寻梦与归来——敦煌宝藏离合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6月）一书，对敦煌宝藏的流散、敦煌学兴起与发展以及敦煌学的回归等，有生动的叙述，因此这也是一部具有敦煌学学术史意义的著作。如果将《寻找敦煌》与《寻梦与归来》对照阅读，相信读者不难得出这样的印象：敦煌学的回归是从我国学者“满世界寻找敦煌”开始的。这当然也是笔者阅读《寻找敦煌》后的第一感受。

20世纪初期，敦煌藏经洞的文献文物开始向世界各地流散，特别是大量珍贵文献被斯坦因、伯希和等探险家带到西方，其中一部分也流入了日本，使得敦煌学一开始就是世界性的学问。但当时中国社会动荡，学术研究条件相对落后，而日本的学术界较早地接触到了这些珍贵文献，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整理和研究，日本的敦煌学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走在世界前列。

我国敦煌学的落后，陈寅恪早已指出，“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壹本第贰分，1930年）但这样的局面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仍没有根本性改变。而当时社会上流传的那句“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不仅伤害着中国学者的自尊，更伤害着中华民族的自尊。

回顾我国敦煌学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改变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的，即从“满世界寻找敦煌”这个时间节点开始的。也就是说，从这个时间节点开始，敦煌学的回归之旅正式开启。

改革开放，迎来了我国学术事业的春天，也迎来了我国敦煌学研究的春天，而春风首先是从北京大学刮起的，时间是1980年前后。北京大学在我国的敦煌学研究中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我国敦煌学发展的重要推动者（荣新江《北京大学与敦煌学》，《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史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因此敦煌学的春风首先从北京大学刮起并非偶然。当时作为本科生的荣新江，在张广达、王永兴等先生的启发指导下，开始进入敦煌学领域。进入研究生阶段后，他师从张广达先生继续做敦煌学。这便是荣新江先生1985年负笈欧洲“寻找敦煌”的学术背景。

而荣新江先生从成为我国敦煌学研究的新锐到逐渐成为我国敦煌学研究的领跑者，以及与世界敦煌学界对话的主要中国学者之一，与他1985年的欧洲“寻找敦煌”之旅的关系实在太大了。这里仅举他的归义军史研究为例。在荣先生之前，日本学者藤枝晃、土肥义和等对归义军已做了较深入的研究，如何在日本学者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是他首先要面对的问题。荣先生坦言，其归义军史研究使用的基本上是1985年伦敦、巴黎之行获得的材料（《寻找敦煌》，50页）。而从敦煌学学术史的角度看，荣先生《归义军史研究》的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可以视为中国学者在归义军史研究议题上首次超越日本学者。因此，今天我们站在世界敦煌学学术史的高度看，可以这么说，敦煌学的回归是从中国学者开始“满世界寻找敦煌”开始的——这便是荣新江先生1985年“满世界寻找敦煌”欧洲首旅衍生的特殊意义。

敦煌国宝的流散以及我国敦煌学研究的艰难历程，注定了敦煌学的回归具有了太多的特殊意义，远不止是学术阵地的回归。

二、对敦煌学学术规范的再强调

就方法论而言，敦煌学与传统的文史研究有所不同，敦煌学研究首先直面的是未经任何整理的原始写本，因此研究的起点往往从“认字”开始，从准确地录文开始。而一件文书的最佳录文，往往是学界“接力棒式”传递的结果，每一棒的成果都不应忽视。这就意味着，强调敦煌学的学术规范要从录文工作开始。荣新江先生一直在为建立我国的敦煌学学术规范而努力，一直在为此鼓与呼。早在上世纪末，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从目前的敦煌学界所发表的大量成品来看，也和其他许多学科一样，存在着大量不符合学术规范的作品。……最大的问题是录文。……现在有的研究者只图省事，所引写本往往只注编号，似乎都是他一人从原卷录出，其实不然。”（荣新江《<鸣沙集>序》，《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2期，2页）因此他呼吁，“面对着突飞猛进、玉石混淆的敦煌学的过盛期，我们需要利用各种形式的文章，大到一篇专论，小到一个脚注，来表彰先进，黜退陈腐，使敦煌学健康地发展。”（同上，1页）

在《寻找敦煌》中，仍能见到荣先生对不规范的敦煌学研究的批评与警示，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一例。荣先生在谈到他撰写的一系列归义军史研究论文时指出，他的论文虽然大多数都给前人录文的出处，但他的录文往往在关键点上跟前人不一样，就是因为他看了原件。而今天有些研究论文，写论文出处是直接上来给一个编号，或直接给图版或IDP的出处。于是他反问道，这个录文是他第一个录的吗？不是，是前人辛辛苦苦录的（《寻找敦煌》，17页）。

那么，对于敦煌文书的研究到底如何操作才是符合学术规范的呢？荣先生也有明确的提示：“要对每一件写本都弄清楚学术史之后再下手，找到有用的资料，在前人的工作之后进行研究。”（《寻找敦煌》，272页）这个学术史梳理，当然也应包括要明晰前人“接力棒式”录文工作的贡献。

三、对敦煌学研究方法的提示

毋庸置疑，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方法具有相当的特殊性，因此正确的研究方法对初学者相当重要。荣先生强调，对敦煌吐鲁番学而言，查看原件至关重要。他一直强调查看原件的重要性，他说，利用敦煌文献所做的研究，首先应当重视原本（荣新江《<鸣沙集>序》，2页）。针对现在高清图版越来越多，他指出，虽然现在的彩色高清照片使文书的识读质量有了质的飞跃，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不用查看原件了。在《寻找敦煌》中，荣先生举了很多例子以说明查看原件的重要性。例如，研究唐朝的某些户籍文书，必须查看原件，否则极易出问题，因为造籍的年份信息往往被粘在了纸的下面，必须将文书用灯光来照，才能看清（《寻找敦煌》，48页），将前人拟名为“唐开元年间西州高昌县顺义乡籍”的一件吐鲁番文书进一步定名为“唐开元二十五年（735）西州高昌县顺义乡籍”就是一例，缘因文书纸缝处有“开元贰拾三年籍”字样（荣新江、史睿主编《吐鲁番文书散录》，中华书局，2021年，487页）；再如，一些用淡朱笔书写的文书，拍摄时即便换了滤光镜，效果仍然达不到最佳状态，因此这类文书只有查阅原件才能获得最佳的录文，如《李君莫高窟佛龛碑》的抄本（编号P.2551v）就是如此（《寻找敦煌》，49—50页）。至于文书的辨伪，就更要看原件了，如荣先生对日本杏雨书屋所藏羽459《序听迷诗所经》、羽460《一神论》的真伪有所怀疑，就坚持要看原件，在查看了原件后，他断定文书是民国时期伪造的（《寻找敦煌》，159页）。另外，仅据录文或摹本做研究，有可能被带进沟里，因为录文或摹本或有瑕疵，所以能看原件尽量看原件（《寻找敦煌》，36页）。

而敦煌绘画资料的研究，荣先生认为接触实物原件同样重要，只有通过接触实物，才能发现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例如，斯坦因收集品中有些绘画带有密集的刺孔，由刺孔连成一条条曲线，由曲线最后形成佛像的轮廓，这是研究敦煌壁画绘制过程的绝好材料。虽然现在已有高清数字化照片，但做最精细的研究还是要到现场看（《寻找敦煌》，7—8页）；再如，变文纸本画，它的一面写着敦煌变文的唱词，一面画经变画。这种画是僧人讲故事用的，有画的一面对着观众，背面写着提示词，僧人讲故事的时候可以偷偷看词，以免忘词，因此文和图是对应的。如果不亲眼实见，难以知晓这种对应关系（《寻找敦煌》，35页）。

另外，荣先生认为，接触文书原件，对写本书籍史的研究也至关重要。他说，“写本书籍史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是除了像传统文献学那样关注‘文字’之外，同时关注文献材料的物质属性。”（荣新江《谈谈敦煌学研究的新问题与新方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62卷第2期，2023年，2页）因为写本书籍史研究需要关注文本的物质属性和物理形态，如纸张的厚薄、材质、色泽以及书写工具、书写方式、装帧形式等，若不接触实物，是很难有强烈的感性认识的。这些在《寻找敦煌》中都有所强调。

四、对研究线索和学术增长点的提示

《寻找敦煌》中提示了大量的研究线索，兹举数例。

对老照片特殊资料价值的提示。荣先生提示道，有些文书，特别是比较残碎的文书，在后来的保存过程中，又出现进一步残损，甚至关键信息残损，这样老照片的信息比现存原件的信息可能更全面（《寻找敦煌》，232—235页）。如他指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所藏罗寄梅拍摄的莫高窟老照片的资料价值（《寻找敦煌》，251页），指出很少有人措意的王重民拍摄的敦煌文献老照片的价值（《寻找敦煌》，251页）。王重民所拍吐鲁番文书“唐开元二十五年（735）西州高昌县顺义乡籍”的老照片较现存原件多出三行文字，就是一例（荣新江、史睿主编《吐鲁番文书散录》，487页）。

对西方探险队档案资料价值的提示。如对法国集美博物馆藏伯希和档案资料价值的提示（《寻找敦煌》，187页），对俄罗斯科学院藏奥登堡档案资料价值的提示（《寻找敦煌》，190页）等。

对某些海外收藏机构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中某类文书价值的提示。如对俄藏敦煌文献中各类世俗文书以及非佛教文献学术价值的提示（《寻找敦煌》，192页），对俄藏科罗特科夫收集的吐鲁番文书的学术价值的提示（《寻找敦煌》，193页）等。

这些提示无疑为后来者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研究线索，使他们可以按图索骥，少走弯路，事半功倍。

《寻找敦煌》对学术增长点的提示，这里仅以敦煌写本学书籍史研究为例。

荣新江先生以其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对国际学术动态的及时掌握，近年来，积极倡导敦煌文书的写本学书籍史研究，在他看来，这是未来敦煌学新的学术增长点。他说，“我们必须采用‘书籍史’的方法，引入‘写本学’的技术手段，来重新整理敦煌写本文献，重新评估写本文献较之于版本文献的特点和价值。”（荣新江《谈谈敦煌学研究的新问题与新方法》，2页）

在《寻找敦煌》中，这一理念得到进一步强调。如荣先生以一件敦煌《文选》写本为例，生动揭示了敦煌文书的书籍史价值。该件《文选》写于长安弘济寺，应是当时科举考试的学生在寺院复习功课的课本。但有意思的是，该件《文选》后边还有一句藏文，是“文选”这两个字的藏语音译，表明这个卷子汉人读，到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藏人也在读。这样的文书是一个活的文物，表明不断有人读。于是他总结道，现在有了新的书籍史的概念，敦煌文献被重新赋予了书籍史价值（《寻找敦煌》，34页）。

正如荣先生所说，书籍史的研究给敦煌文献的整理提出了许多新问题（荣新江《谈谈敦煌学研究的新问题与新方法》，2页），因而前景广阔。

五、视学术为天下公器

我曾在一篇读书笔记中说过，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资讯还很不发达，学者出国也很不方便，海外学术研究成果难以知悉，更难获得，散藏世界各地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也尚未正式公布，中国学者的研究困难可想而知。因此国内从事敦煌吐鲁番研究的同行有不少都得到过荣先生的帮助，帮助的内容既包括提供海外研究信息，也包括海外相关研究成果，甚至包括不少他辛苦抄录的文书资料（姚崇新《学缘与学术的养成——荣新江<从学与追念>读后》,《中华读书报》2021年8月4日）。

在《寻找敦煌》中，这方面的信息更多。首先，帮学界的朋友在国外校录文书，这是他出国期间经常做的事情。比如，帮郝春文先生校社邑文书、帮李正宇先生校录P.3829《吐蕃论董勃藏重修伽蓝功德记》、帮徐俊先生校录敦煌诗歌等（《寻找敦煌》，181—182页）。荣先生帮徐俊先生尽最大努力校录了敦煌写卷翁郜诗集的文字，这些校录成果，都体现在徐俊先生后来出版的《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一书中（《寻找敦煌》，184页）。

其次，将自己从国外辛苦抄录的部分文书资料毫无保留地转让给其他学者（包括外国学者）或自己的学生研究，也是荣先生回国后经常做的事情。《寻找敦煌》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他明确说，“我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有的我交给相关的同事或者朋友，由他们去做研究。”（《寻找敦煌》，174页）限于篇幅，这里仅举数例：把收集的长行马文书资料悉数送给了日本学者荒川正晴研究（《寻找敦煌》，120页）；把收集的瀚海军文书交给了孙继民先生研究，他写成了一本书（《寻找敦煌》，166页）；把收集的《下女夫词》交给了张鸿勋先生研究（《寻找敦煌》，170页）；把自己收集的《玄应音义》资料全部送给张丽娜女士研究（《寻找敦煌》，234页）；把自己花不菲的钱购买的德藏吐鲁番文书《新唐书》印本残片交给他的研究生林晓洁研究（《寻找敦煌》，236—237页）；把自己对德藏吐鲁番出土六朝写本《幽通赋注》所做的录文交给自己的研究生徐畅整理发表（《寻找敦煌》，238页）。

至于他把大量从国外复印的西文、日文论文资料以及辛苦搜集的论文抽印本，与国内同行一起分享，则更是司空见惯的事了，这里不再举例。

我想强调的是，这些慷慨赠予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因为这背后都隐含着辛苦的付出，因此，荣新江先生是真正将“学术乃天下公器”这句口号落到实处的学者，足以垂范后学。

六、该书虽具敦煌学学术史性质，但又不仅仅限于敦煌学学术史

《寻找敦煌》的另一特色，也是容易被一般读者忽视的地方，是对所涉及到的大量的欧洲、日本的重要学者的学术背景、学术专长、学术贡献的介绍，包括某些研究机构的介绍，从而使该书具有了对欧洲、日本的学术辨章考镜的意味。其范围包括各国的中亚探险史，各国藏品收集史，敦煌吐鲁番学、印度学、伊朗学、汉学、丝绸之路研究，东洋史研究，内亚史研究等众多领域。这些内容虽然不是本书的重点，但对读者尤其是初学者极有帮助。如对英国于阗语大家贝利（H. W. Bailey）的介绍（《寻找敦煌》，27—28页）、对法国科学研究中心敦煌研究小组（438小组）的介绍（《寻找敦煌》，42页）、对欧洲突厥回鹘学家哈密顿（J. R. Hamilton）的介绍（《寻找敦煌》，53页）、对欧洲伊朗语顶级学者恩默瑞克（R. E. Emmerick）的介绍（《寻找敦煌》，60—61页）、对日本著名东洋史学者羽田亨的介绍（《寻找敦煌》，144页）以及对欧洲回鹘语顶级学者皮特·茨默（Peter Zieme）的介绍（《寻找敦煌》，239—240页）等。

编辑：黄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