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6日，肇庆星湖建设治理迎来七十周年纪念日。七十年前，这里曾是西江古河道淤塞形成的“沥湖”，内涝频发，民生多艰；七十年后，这里已成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湿地公园，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一颗璀璨明珠。

从1955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启动星湖建设治理工作至今，肇庆人民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接力奋斗，将一片饱受水患的沼泽洼地，改造成了集防洪、灌溉、旅游、生态于一体的“人工奇迹”。这一过程不仅彻底改变了肇庆的城市格局，确立了“山湖城江”的独特风貌，更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本文将回顾这段波澜壮阔的治水历史，解析从“治理水患”到“经营城市”的演变逻辑。

如今七星岩景区碧波万顷、绿树成荫。梁亮 摄

历史困境：从古河道淤塞到“十年三收”的民生之痛

追溯星湖的历史渊源，必须回到其地理成因。星湖所在的区域，地处肇庆城区北部，南临西江，北倚北岭山。据地质史料记载，自北宋时期开始，由于西江古河道的变迁与淤塞，七星岩周边的水域逐渐变浅，排水不畅，形成了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与沼泽洼地并存的“沥湖”地貌。

“沥湖”，在当地方言中意指地势低洼、水流滞缓且难以排泄的湖荡。这种独特的地形在自然风光上虽保留了原始野趣，但在农业社会，却成为了当地百姓的生存梦魇。由于缺乏有效的水利设施，该区域的水系极为紊乱，每逢雨季，北岭山的山洪与西江上涨的水位形成夹击之势，洼地内的积水无处宣泄，导致严重的内涝。

据《肇庆市基本情况原始资料》（1975年编）及相关县志记载，直至新中国成立前的1944年，景福围内的内涝灾荒面积仍高达三万七千五百亩，占当时该区域耕地总面积的74%。在漫长的岁月里，七星岩附近的农民面临着极为严酷的生存环境，农业生产极不稳定，民间素有“十年三收”的说法，即在十年的耕作周期中，往往只有三年能获得相对正常的收成，其余年份多因水旱灾害而减产甚至绝收。

水患不仅摧毁了庄稼，更深刻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结构与民俗心理。当时肇庆民间流传着一句辛酸的民谣：“有女唔好嫁岩前头”。“岩前头”即如今的岩前村一带，因地处低洼，常年受水浸之苦，房屋甚至需要在此消彼长的洪水中反复修缮，生活极度贫困。这句俗语，成为了那个时代星湖周边居民生存困境的最真实写照。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如何治理这片“烂泥塘”，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与安全问题，成为了摆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面前的一道必答题。这不仅是水利工程的问题，更是关乎民心向背的政治任务。

星湖的前身“沥湖”，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是肇庆城市发展的痛点与短板。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导致了长期的水患贫困，这种深刻的民生危机，为后来大规模的工程治理提供了最根本的动力与合法性基础。

战略抉择：保护与开发的“肇庆辩证法”

1949年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肇庆的城市建设提上日程。面对七星岩这片独特的喀斯特山水资源，在当时百废待兴、急需工业原料的背景下，曾出现过不同的声音。

20世纪50年代初期，鉴于七星岩地区丰富的石灰岩资源，曾有提议在此开山炸石，兴建石灰厂，以满足当时建设急需的水泥等建材需求。这在当时“工业优先”的普遍思维下，似乎是一个符合经济逻辑的选择。

关键时刻，高层领导的战略远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953年夏，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的叶剑英视察肇庆。在实地考察了七星岩、鼎湖山的山水格局后，叶剑英敏锐地意识到这里不可复制的景观价值。他明确作出批示：“七星岩及其周围的保护范围内采石都是不可行的。”

叶剑英的这一论断，在那个年代极具前瞻性。他不仅叫停了破坏性的采石计划，更进一步提出了将肇庆建设成为“东方日内瓦”的宏伟构想，主张借鉴国际著名风景城市的经验，将七星岩打造为“华南有名、全国知名、世界闻名”的风景区。

这一决策确立了星湖“保护性开发”的基调。随后，广东省委、省政府将星湖的治理建设提升至全省经济文化建设的高度。1955年11月，广东省同意成立鼎湖山建设委员会，并随即成立“七星岩沿湖蓄水排灌工程指挥部”，正式将该工程列为广东省重点水利工程。

此时的决策者们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要解决困扰百姓的洪涝灾害，保障粮食生产；另一方面要通过工程手段营造景观，发展旅游。经过深入调研与反复论证，肇庆市确立了“水利与风景结合”的治理思路——即通过修筑堤坝、疏浚河道，将零散的沼泽洼地连通为大型湖泊，既作为蓄水排涝的调节水库，又作为风景游览的核心载体。这种“一举两得”的融合创新思路，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也解决了“发展”问题。

1950年代关于星湖命运的抉择，体现了极高的政治智慧与长远眼光。在工业化起步阶段能够抵制短期资源变现的诱惑，确立“生态优先、综合利用”的方针，这为肇庆保留了最宝贵的战略资源，也成为了后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广东最早的实践雏形之一。

四万五千人次的手工“大会战”

1955年冬，星湖建设治理工程正式启动。这是一场在极度缺乏现代化机械设备条件下进行的“万人大会战”，也是肇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群众性治水运动。

根据档案资料，星湖建设工程主要分为两期进行。第一期工程始于1955年11月，历时6个多月；第二期工程于1957年底启动，至1958年4月完工。整个工程期间，累计发动群众参与人数达4.5万人次。

建设初期的七星岩景区。资料图片

施工现场的条件极为艰苦。当时正值寒冬，气温一度降至五六摄氏度。面对广阔的沼泽泥潭，建设者们手中只有锄头、铁锹、簸箕等原始工具。没有挖掘机，就靠人工一锄一锄地挖；没有运输车，就靠肩挑背扛一担一担地运。

据百岁老人欧蕙芳回忆，当时的动员是全社会性质的，“天刚亮就上工，每家每户都去”。在施工高峰期，每天有超过13000人同时奋战在工地上。这支队伍中，既有当地的农民，也有机关干部、工人、学生，甚至还有驻地官兵。为了抢抓工期，许多建设者吃住在工地，日夜兼程，每日劳动时间长达十四至十六个小时，甚至在春节期间也坚守岗位。

在管理模式上，星湖建设也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为了体现公平、提高效率，工地上创新推行了“按筹记分法”。即不再简单地按体格强弱评工分，而是根据实际挑土的担数发放竹筹，以此计算工作量。这一机制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出现了许多瘦弱妇女劳动量超过壮年男子的感人案例，真正实现了“多劳多得”。

除了劳动力的投入，土地的调整也是工程面临的巨大挑战。建设水库需要淹没和占用大量土地，涉及周边4个乡、13条村。在党员干部的深入动员下，沿湖村民表现出了极高的大局意识。例如，黄岗独面三村主动申报贡献良田八百余亩，岩前村的青年带头配合调整田亩。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是工程得以顺利推进的关键。

经过两期工程的艰苦奋战，肇庆人民凭着一双双粗糙的手，硬是挖出了135万立方米的土方，修筑了近20公里的湖堤。1958年工程全面竣工时，原本破碎的沥湖被整合为中心湖、波海湖、青莲湖、里湖、仙女湖五大湖区，水域面积扩大了40倍，达到6.2平方公里（约630公顷），总蓄水量近2200万立方米。

星湖的建成，是典型的“人定胜天”精神的产物。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肇庆人民通过严密的组织发动、科学的劳动管理和巨大的牺牲奉献，完成了这一改变城市命运的超级工程。这不仅是一项水利成就，更是一座由四万五千人次共同铸就的精神丰碑。

生态重塑：从“工程水利”到“景观园林”的进化

1958年水库主体的建成，仅仅是星湖新生的开始。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肇庆持续推进星湖的生态修复与景观提升，使其逐步从一个单纯的功能性水库，进化为生态优美的风景名胜区。

绿化是生态重塑的第一步。早在1956年首期工程建设期间，肇庆便成立了星湖绿化委员会，确立了“水利、景观、生态三位一体”的建设理念。当时的建设者在修筑堤岸的同时，发动群众和官兵在沿湖十余个荒山秃岭上开展大规模植树造林。针对当地土质贫瘠的特点，初期主要选择了台湾相思、马尾松、桉树等耐贫瘠、生长快的先锋树种。

据统计，仅建库初期，植树数量就接近50万株。这批树木迅速覆盖了曾经的“马兰岗”等荒山，将其变为郁郁葱葱的“万松岗”。此后，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景区又进行了多轮林相改造，引进了紫荆、落羽杉、凤凰木等观赏性更强的树种，逐步构建起“四季常绿、季季有花”的复层林景观体系。如今，星湖堤岸的落羽杉林已成为冬日里最红火的网红打卡点，这正是七十年来持续生态接力的成果。

1985年的七星岩景区。沈建平 摄

在文物保护与文化重塑方面，肇庆同样不遗余力。1957年至1962年间，景区管理部门重点对水月宫、天柱阁、桂花轩、湖心五龙亭等25座古建筑进行了系统性修复与重建，建筑面积达18606平方米。特别是对七星岩摩崖石刻的保护，采取了用黄泥沙封存等土办法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手段，使得这一千年文脉得以完好保存。

1961年4月，叶剑英元帅重访肇庆，看到昔日的沼泽已变成堤柳成行、画船往来的美景，欣然赋诗：“借得西湖水一圜，更移阳朔七堆山。堤边添上丝丝柳，画幅长留天地间。”这首诗成为了星湖最著名的文化注脚。

进入21世纪，随着环保理念的提升，星湖的治理更加注重水质与生物多样性。2012年至2013年，星湖水质整治连续两年被列入肇庆市“十件惠民实事”。2018年，启动七星岩里湖生态修复项目，通过种植沉水植物、投放食藻鱼类等生态手段，使核心区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Ⅱ类标准。

制度建设也紧随其后。2021年1月1日，《肇庆市星湖风景名胜区七星岩景区保护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这是肇庆获得地方立法权后制定的第七部法规，标志着星湖的保护管理步入了法治化轨道。

从荒山造林到景观营造，从水体治理到立法保护，星湖的后半程治理史，是一部生态文明观念不断进化的历史。肇庆通过持续七十年的精细化管理，将粗放的水利工程打磨成了精致的园林艺术，实现了人工建设与自然生态的完美融合。

价值裂变：全域旅游视角下的“金山银山”

经过七十年的建设与沉淀，星湖的生态价值开始全面转化为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成为推动肇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目前的星湖，已集聚了多项国家级荣誉：1982年入选国家首批重点风景名胜区，2013年成为广东省首个国家湿地公园，2020年成功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这些金字招牌直接带动了客流的爆发式增长。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星湖景区年接待游客量已突破1000万人次，其中七星岩夜游项目累计接待游客超75万人次。

生态环境的改善，最直观的体现是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如今的星湖湿地被称为“小鸟新天堂”，栖息着包括丹顶鹤、白鹭、夜鹭在内的188种鸟类。越来越多的候鸟从“过客”变为“住客”，在湖心岛繁衍生息，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成为了景区最大的卖点。

星湖湿地公园已成为“小鸟新天堂”。何异能 摄

更为显著的变化发生在景区周边的乡村。曾经流传“有女唔好嫁岩前头”的岩前村，依托星湖的景观辐射效应，通过“三旧”改造，华丽转身为大湾区知名的文旅特色街区。村内聚集了大量的精品民宿、咖啡馆、文创空间和特色餐饮。每当夜幕降临，湖光与灯火交相辉映，这里成为了年轻人的消费热土。村民们通过出租房屋或自主经营，收入大幅提升，坊间俗语也变成了“有车有楼，不如有个岩前户口”。

星湖的存在，还深刻重塑了肇庆的城市空间格局。在“湖城共建”思维的指引下，肇庆城区围绕星湖向东、向南扩展，形成了独特的“山湖城江”城市肌理。星湖不再是城市的边缘，而是成为了城市的“绿心”和“会客厅”。全长近20公里的星湖绿道，被誉为“中国最美绿道”，串联起了波海公园、牌坊广场等城市节点，极大地提升了市民的生活品质和城市的宜居指数。

此外，肇庆市委、市政府正以星湖建设治理7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挖掘其文化内涵。通过举办星湖赏花季、龙舟赛等品牌活动，以及开发端砚、广府文化等研学旅游产品，推动“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变，全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的门户枢纽城市。

七十年的治理成效证明，绿水青山不仅是自然财富，更是社会财富和经济财富。星湖通过全域旅游的开发和周边业态的升级，成功实现了生态产品的价值变现，让当年的治水投入变成了长期的发展红利，为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肇庆样本”。

接续奋斗，再造城市新光彩

七十载岁月峥嵘，星湖水碧波荡漾。

从1955年到2025年，星湖完成了从“沥湖”到“名湖”的华丽蜕变。这一过程，是肇庆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利用勤劳与智慧改造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缩影。

回望历史，星湖治理的成功，得益于历届党委政府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得益于科学规划与综合治理的系统思维，更得益于数万建设者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力量。这湖碧水，既解决了肇庆的生存之虞，也奠定了肇庆的发展之基。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肇庆正面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机遇。星湖作为肇庆最核心的生态资产和城市名片，其保护与发展依然任重道远。未来，肇庆将继续赓续“万人会战”的奋斗精神，在更高水平上统筹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努力将星湖打造成为人文之城、山水之城、活力之城的核心载体，让这片绿水青山在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焕发出更加璀璨的时代光彩。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蔡雯  通讯员陈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