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晚，国新办公布2026年中央和地方新闻发言人名录。其中，中央国家机关发言人达194人，较上年新增7人，46人是“新面孔”。

从2004年首次公布62个部门75位发言人，到如今96个部门配备近200人，这支发言人队伍22年间规模稳步扩容、层级持续提升，已成为政务公开和民意沟通的关键桥梁。

2026年，恰逢《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意见》及实施细则出台10周年。10年前出台的这份文件，明确了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五公开”要求，还立下不少硬规矩：明确部门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解读人和责任人”；重大突发事件最迟5小时内发布权威信息、24小时内召开发布会；重要政策决策前要公开草案听民意；对公众认识模糊认识的事项，要主动解疑释惑。

十年间，政务公开从单纯“发布信息”转向“精准服务”，成了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缩影。不过发展路上也面临不少挑战，比如有些单位应对舆情仍反应迟钝、选择沉默。对此，南都N视频专访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院长、国防部原新闻发言人杨宇军，探讨十年政务公开路背后的发展路径、现实挑战与破解方法。

在他看来，过去10年，中国的政务公开的发展之路虽然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也会经历爬坡过坎，但总体方向始终是向前推进的。

杨宇军呼吁，社会要给新闻发言人“纠错权”，支持鼓励他们面对媒体、面对镜头、面对公众，让他们有敢说、会说、善说的底气，只有营造包容的环境，他们才更敢于实践。他也建议，发言人不回避记者提出的敏感问题。尖锐、有挑战性的敏感问题，恰恰是发言人宣讲政策、介绍情况、澄清事实、引导舆论的最佳契机。很多敏感问题一旦开诚布公回应，把实际情况讲清楚，自然就会“脱敏”。

提及过去一年个别新政引发的争议，他认为，很多时候舆情爆发，不是政策本身有问题，而是沟通不到位。如果有关部门能把政策初衷、影响、过渡方案等提前讲清楚，让公众有充分时间理解消化，很多争议是可以避免的。

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国防部原新闻发言人杨宇军。

南都N视频：每年新闻发言人都会增添新面孔，有些新机构还首设发言人，如何看待这10年的变与不变？

杨宇军：从机制建设来看，这十年的进步值得肯定。一方面，发言人数量大幅增加，覆盖层级更全面，上至省部级高层，下到市、区、县各级，体系比以往更加完善；另一方面，新闻发布会的场次、参与人员规模显著提升，很多部委建立了例行发布机制，有时甚至有七八个部委同一天召开例行发布会，国新办发布会的层级和影响力也在持续扩大。

当然，最大的变化源于舆论场本身。随着社交媒体和新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发展，舆论环境对新闻发布的冲击力度是过去无法比拟的。如今5G时代，社交平台互动性、传播效能力远超以往的两微时代（微博、微信），多源信息、碎片传播、全民围观、实时反馈，反馈及时，这让新闻发言人面临的更大挑战更大，过去的“明星发言人”或“爆款发布会”场景很难再出现。

首先，信息渠道过多压缩了官方发布的时效空间，发言人尚未完整发布信息，大V、自媒体可能已抢先传播，媒体也争相提速，多源发声形成信息过载；其次，短视频带来的碎片化传播冲击传统发布方式，以前两三百字的口径现在都很难被完整阅读，公众往往只关注一句话的标题甚至几个字的关键词，导致政策完整意思和准确理念难以传递；此外，公众对信息要求更高，但又易被情绪引导，权威声音有时难以成为主流，官方影响力、公信力构建面临更大考验。第三，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发言人一开口，就有网友品头论足，发言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每一个表情动作都在接受网民的审视评判。

对党政部门的发言人来说，需要抵御这些压力，经受各种考验，让新闻发布工作更好地发挥“定题”“定调”“定量”作用：“定题”让公众聚焦关键议题，“定调”传递核心观点，“定量”吸引更多人倾听认同，在复杂舆论场中巩固主流舆论话语权。

南都N视频：这两年，围绕经济形势下的政务信息发布与信心传递备受关注。大家也知道，“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但公众仍会有些“体感温差”，甚至有网民吐槽说是“画饼充饥”。您认为，政府在这方面如何做好引导？

杨宇军：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已加大经济和民生领域的信息发布力度，也取得了一定成效，这一努力值得肯定。信息发布工作不是“画大饼”，需要各项业务工作务实高效、扎实有为，“做得好”是“说得好”的前提和基础。信息发布要贯彻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急人民所急，积极回应公众关切、既要传达出有效信息，又要传递出情感温度，接地气、说人话，做到与公众共情共鸣共振。

当前，我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增速放缓是转型期的正常现象；同时全球经济整体低迷，中国经济表现优于多数国家。个体感受与宏观形势存在差异是正常的，不能用个体体验替代对宏观经济的整体判断。此外，我们社会整体发展和民生水平已有大幅提升，当前面临的困难挑战比改革开放初期要小得多。信心的构建既来自政府工作和媒体传播，同样也需要我们自身更多的积极心态。

南都N视频：政府通报本应承担还原真相、澄清谣言、平息纷争的作用，但现实中不少通报不仅没能平息舆情，反而引发“二次舆情”，您认为这类“翻车”情况的出现，反映哪些问题？如何看待有些单位在政务信息公开时的迟钝反应与沉默现象？

杨宇军：突发事件发生后，有的地方政府和部门单位期望靠一次通报即可平息舆论。但是不同事件性质特点不同，复杂程度不一，公众关注度各异，有时可以一锤定音，有时又需要持续发声。

尤其是社交媒体舆论场，具有层层递进的特点，很多问题无法靠一次通报“毕其功于一役”。有的部门急于快速处置舆情，想通过一次发布把事情说清楚，却忽略了问题的复杂性，反而达不到预期效果。重大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往往需要分阶段、多次回应、持续发布，才能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

近期香港火灾事件的高频次发布模式值得借鉴。有观察显示，香港特区政府在7天内召开了17场新闻发布会，同时官网配套发布八十余条文字信息，累计达10万字，这种多渠道、高频次、大体量的信息发布模式，可以防范谣言的生成扩散，更有利于社会舆论引导和公众情绪疏导。

南都N视频：您过去一直在呼吁新闻发布工作应当建立纠错与包容机制，提出这个建议有何考虑？

杨宇军：发言人在发布会上或者接受媒体采访时偶尔出现的一般性错误，比如表述不严谨、用词不精确等等，主管部门要允许他及时改正、持续发声，而不能因此打棍子、扣帽子。主流媒体也不要揪住问题不放，给予发言人群体更多宽容鼓励。社会各界也应保持理性看待，可以有正常的批评指正，但不要过度指责、丑化，更不能够网暴。对于发言人自身来讲，一方面要高度重视、精心准备，另一方面，也不必追求字斟句酌、十全十美。要理性看待舆论场的多元声音，希望所有人都理解和支持是不现实的。只要发布的内容合法合规、合情合理且有说服力，获得多数公众的认可与信任，就是有效的和成功的。发言人不要因为害怕说错话而不敢发言，要敢于面对媒体、面对镜头、面对公众。只有在不断的发言实践中，才能熟能生巧、炉火纯青。就像有的外交部发言人，即便口才出众，能力超群，刚上岗时也难免略显生涩，正是在日复一日的高强度历练中，才逐步提升了应对能力。

南都N视频：如何看待敏感问题？有声音认为，有些新闻发布会“流于形式”，您怎么看？

杨宇军：敏感问题并非坏事，反而能成为政策宣传的良好契机。将负面、敏感问题转化为正面引导的机会，发出权威、真实、立体、全面的声音，是对新闻发布工作者能力与水平的考验。

我认为，发言人应当重视记者提出的敏感问题，因为绝大多数敏感问题其实都是“好问题”。平淡的问题难以引发关注，既无法调动在场记者的积极性，也难以吸引广大网民、观众的关注；而尖锐的、有挑战性的问题，恰恰是发言人宣讲政策、介绍情况、澄清事实、引导舆论的最佳契机。更重要的是，很多问题之所以“敏感”，正是因为长期被回避，一旦坦诚公开地回应，把真实情况讲清楚，公众的很多疑虑便会释然，问题本身也就实现了“脱敏”。提升媒体开放度，能倒逼发言人能力提升，让发言人直面尖锐提问，在实战中增强随机应变能力，促进专业素养提高。

南都N视频：过去一年，个别新政推出引发的社会争议值得关注，有声音再次呼吁“开门问计”的重要性，您认为政策出台前的充分讨论和提前解读，对降低舆情风险重要吗？如何看待有些新政出现公众“不买账”现象？

杨宇军：政策制定需要遵循法定流程，这是底线要求，其中就包括充分征求意见等环节。为减少政策出台前后的争议，新闻发布和公众沟通工作可以从三方面入手：

第一，法规政策发布前要密切监测舆情，科学研判可能出现的舆论敏感点、公众分歧点、媒体炒作点，预判稿件发布后记者会提什么问题、自媒体大V关注什么话题、老百姓会在哪些地方产生误解，提前制定应对方案和解读口径。

第二，政策公布时要围绕发布主题，做好解读宣讲。不仅要介绍政策内容、修订要点等，更要介绍制定和调整政策的背景考量、法规依据、目的意义，还要介绍政策的制定出台过程，以及预期效果、落实路径等等；重要政策事前要有铺垫预热，事后要有跟进解读。

第三，政策法规的发布需要采取官方发布、专家解读、媒体采访、自媒体跟进等多管齐下，制造舆论声量，掌握信息主导权。特别是涉及民生议题，要尽量使用公众乐于接受的平台、方式和话语体系进行传播。

很多时候舆情爆发，不是政策本身有问题，而是沟通不到位。如果能把政策的初衷、影响、过渡方案提前讲清楚，让公众有充分时间理解和消化，很多争议是可以避免的。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潘珊菊 发自北京

编辑：梁建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