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真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7月版。

吴真耗时十余年著成的《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简称《暗斗》)，以书籍史为独特视角，将古籍推至历史舞台中央，揭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文化抗战往事。该作跳出传统抗战史叙事框架，通过郑振铎牵头的古籍抢救行动，串联起1937至1945年间江南古籍“流散—抢救—劫掠—索还”的完整轨迹，让读者看到一群书生以文献为战场，在商战、谍战与文化战的三重博弈中，守护中华民族精神根脉的壮阔历程。

不同于以往聚焦军事与政治的抗战核心叙事，《暗斗》以书籍为主角，还原了古籍在乱世中的颠沛流离。1937年战火蔓延江南，藏书楼典籍在炮火中流散至上海“孤岛”。郑振铎顶着生存压力，通过中国书店、来青阁等旧书店悄悄聚拢珍本；“文献保存同志会”在日军眼皮底下将3万多册典籍抢运至香港，却终究难逃被劫掠至东京的厄运；直至战后，这批典籍才从日本索回，部分又随政权更迭押运至台湾。这段跨越十余年的漂流历程，既是一部书籍的命运史，更折射出个人与时代命运的同频共振。

吴真深耕中日两国海量史料，让漂流古籍成为历史的鲜活见证者。郑振铎的“西谛七七以后所得书”藏书章，堪称中国藏书史上罕见的“书厄”实证，背后是文人面对文化浩劫的痛心与坚守。嘉业堂夺书的细节更令人动容:面对日方势力、伪政权与北平书商的多重觊觎，郑振铎避开宋元版古籍的争夺焦点，以专购明代方志与史籍的策略，既契合藏书家刘承幹的心理，又以有限经费拿下关键文献，尽显冷静与智慧。这些细节让宏大的文化守护主题落地于具体时代场景，使读者得以触摸古籍背后的温度与力量。

《暗斗》最具突破性的贡献，在于揭示了郑振铎的古籍抢救是一场同时对抗商战、谍战与文化战的三重博弈，打破了对文化抗战的单一认知，尽显其复杂而残酷的本质。商战的核心是文献归属权的争夺。抢救《古今杂剧》时，日方试图以高价拉拢书商，郑振铎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通过灵活合作争取支持；面对北平书商“谁出价高就与谁合作”的功利心态，他以更优厚收购价建立合作，甚至感化书商陈济川，化“敌”为“友”。这场无硝烟的价格战，本质是文化阵地的拉锯。而谍战维度凸显了古籍的战略价值。日军武力劫掠古籍，更欲通过地方志中的地图、人口、矿产等信息，将古籍转化为侵华战略情报。郑振铎对此有着清醒认知，优先抢救保护这类带情报属性的文献，让文化守护超越单纯学术意义，成为抗战大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暗斗》并非单一的英雄叙事，而是描绘了国家力量缺席时，民间力量抱团取暖的时代群像。郑振铎的古籍抢救从未孤军奋战，“文献保存同志会”这一“上海文化界大佬联盟”是核心支撑: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提供官方保障，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凝聚各方资源，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调动资金与人脉，42岁的郑振铎则以“先锋官”身份冲锋在前。四位学者分工协作，构建起覆盖官方、学界与商界的支援网络，成为文化抗战的坚实后盾。除核心团队外，书中还刻画了开明书店文人圈、旧书店商人群体等鲜活形象。

更令人称道的是“文献保存同志会”组织严密的运作机制。为严防贪腐，同志会设计了分权制衡流程:郑振铎负责选书与谈判却无定价权，书籍样本需经张寿镛鉴定，意见不合则由张元济裁夺；付款时支票需经何炳松签名、张寿镛盖章方可生效；购入古籍后必须先编制文献学目录，标注册数、版本、缺页情况再装箱存放。这套严谨的制度设计，即便放在当下也极具参考价值。

《暗斗》的学术价值，既体现在吴真教授扎实的史料考证中，也源于郑振铎超越时代的学术眼光。为还原历史真相，吴真辗转中日两国，系统梳理郑振铎日记、陈君葆日记等中方文献，多次赴日翻阅日本防卫省档案、国会图书馆藏资料及汉学家回忆录，更发掘出书籍题跋、书店账目等“无意史料”。通过“多方文献比勘”的方法，她修正了学界对“文献保存同志会”成立时间等关键问题的认知，填补了诸多研究空白。

郑振铎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行动，更在于其学术眼光的前瞻性。他打破传统藏书家“唯宋元版论”的局限，重视易散佚的“晚近文献”，1943年后虽经济困窘，仍搜集800余种清人文集。他不看重文物价值，只关注史料价值，认为这些文献是民族历史的完整记忆，可避免因晚近文献丢失导致历史断层。这种超越时代的认知，让抢救工作跳出收藏癖好的局限，直指文脉延续的核心。而郑振铎1939年日记的面世，更印证了他未雨绸缪的战略布局——早在同志会成立前，他就已搭建好与重庆的秘密联络渠道，让历史逻辑更趋完整。

《暗斗》不仅是一部历史研究著作，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吴真教授通过细腻叙事，让我们见证郑振铎等文人在低谷或绝望时，如何以“守护民族文脉”为精神支点，在黑暗岁月中坚守前行。郑振铎等人“一切看在书之面上”的执着，他们在原则与变通间的挣扎，在利益与大义前的抉择，都为当代人提供了宝贵的精神启示。《暗斗》提醒我们，文化遗产是民族的精神根基，守护文脉就是守护民族的未来。　(周佩文)

编辑：刘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