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选择，我承担，故我在（节选）

我们引以为傲的专业技能正在经历AI带来的恶性通胀，我们基于“理性”的主体价值将被数字分身逐渐侵蚀，我们的大脑因为长期向机器直接索取答案，而被逐渐冷却、固化，我们不得不思考：究竟什么才是AI无法逾越的人类最强防线？

答案可能恰恰隐藏在我们的“弱小”之中。

在执行层面，我们因为肉体的脆弱和决策的非理性，而完败给机器，我曾因此预测管理学的黄昏即将到来！但当我们退无可退的时候，又正是这些“缺陷”奇迹般地转化成了人类不可被逾越的防线：因为肉体的脆弱，人类能懂得代价；因为决策的非理性，人类可能变得伟大。在执行层，缺陷是Bug；但在决策层，缺陷可能是Feature。

AI的本质是计算，人类的本质是博弈。这就好比德州扑克：如果桌上是虚拟筹码，依靠数学家算概率就行；但一旦押上身家性命，我们的决策就变得沉重无比，这种重量，正来源于我们肉体的“不可溯性”：我们的财富会归零，名誉会扫地，生命会终结。而AI因为可以在虚拟空间里无限重开，失败只是参数调整，他无法付出人类因为肉体的不可溯性而带来的代价，而代价，是商业社会交易的基础，谁承担“不可撤销”的后果，谁才拥有上牌桌的权利。

理性可能强大，因为AI的底层逻辑是基于概率论和历史数据寻找“统计学最优解”，但这也意味着AI的天性是收敛和避险。它的任务是拉平曲线，消除噪音，让一切回归均值。但在文明进化的尺度上，“回归均值”往往等同于“平庸的死寂”，因此绝不可能伟大。试想一下，如果15世纪有一个AI担任哥伦布的顾问，它会根据当时所有的航海数据计算出：向西航行是死路一条，它会用完美的理性劝阻哥伦布：“请留在港口，那是局部最优解”。同样，AI绝不会建议凡高画下那扭曲的星空，因为它违反了当时所有的透视学算法。在AI的算法里，哥伦布和梵高都是必须被优化掉的“噪音”“错误”和“离群值”。但恰恰是这些“离群值”引爆了人类文明的每一次伟大的跃迁。我们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不是因为我们比机器更理性，而是因为我们拥有“神圣的非理性”。

选择和承担正是人类最后的防线。对于AI来说，因为商业的本质是“利益的交换”，所以AI永远无法坐上主桌——它拥有永不减少的寿命，所以它付不出同等的“代价”；它拥有完美的逻辑，所以它给不了伟大的“变异”。AI就像是一个对着空气出拳的拳击手，没有人类替它“选择”，它只是耗散的热量， 而非物理学上的“做功”。 没有人类替它“承担”，扮演价值传递的介质，AI就没有来自拳击的回馈和反作用力，只有形成了价值回馈和闭环，AI的运算才从“数据处理”变成了“商业价值”，意义才得以确立。

当然，在AI原生阶段，不需要人人都能成为马斯克，但我们有必要尽快构建出个人主体价值的支点，将自己从随时可被替换的“执行者”，跃迁到不可替代的“责任主体”，我把这个支点称为MVR（最小可行性责任），具体可以分为三级：

第一级：建立“人机防火墙” ,我们要做现实世界的守门人。哪怕AI的产出再完美，也必须经由我们的逐行检查和肉身签名。我们签下的不是名字，是信用。我们要敢于对着世界说：“此方案经我验证，我为此负责。”

第二级：学会“概率预测”，做好守门人后我们还要做预言家。AI只能拟合过去，而我们能直觉未来。试着在方案后附上我们的赌注：“我有七成的把握成功，但也做好了三成失败的准备。”这每一次的下注与复盘，都是对我们认知的一次淬火。

第三级：主动认领“混乱”，AI喜欢秩序，喜欢收敛。我们的终极使命，是拥抱混乱。去寻找那些数据缺失的角落，去解决那些人心博弈的难题。当其他人都退缩时，请举起我们的手。因为我们的价值，不在于处理了多少公文，而在于解决了多少连Prompt都写不出来的离散与荒谬。

签名确权，概率预测，驾驭复杂。不断练习，我们就不再是冰冷的算力接口，我们成了拥有信用记录和决策能力的超级节点。而组织将进化为一个“责任容器”。它存在的唯一理由是作为一个法律实体和资本实体，去替这些超级节点承载那些一个人背不动的物理代价和无限责任。

文/陈天桥（盛大集团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