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人类进化的大航海时代（节选）

1492年，哥伦布从深蓝的尽头带回的，并不只是几座海岛的黄金，而是一种足以震碎旧世界秩序的文明能力：人类开始学会用一种新的方式面对未知，从那时候起“走得更远”变成一个可复制的社会工程。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人类发明并磨合出一整套把风险组织化、把未知标准化的制度底座：投资让冒险获得燃料，保险让灾难被定价，会计让远征可审计，航海宪章让权责可交付，地图与测量让世界可记录，港口与补给链让扩张可持续。

而今天，我们正站在一个同等量级的节点上。新的边界不再是海平线之外，而是在我们自身的生物学之内。过去一百年，人类在生物领域的治理逻辑，几乎默认锚定在一个单一以防御为目标的正当性上：治疗。我把它称为“医疗范式”。在这个范式里，干预的合法性往往需要以“疾病”作为通行证。监管会本能地收紧，伦理会本能地警惕，因为我们缺少一套能让增强也像航海一样被安全治理的制度结构：可测量、可审计、可撤回、可追责。

这本质上是一道无形的“生物禁海令”。禁海令之所以看似合理，是因为它建立在一个隐含假设之上：海的那头并不存在更强的海权。

然而，人工智能的爆发正在彻底终结这个假设。我们必须诚实地面对一个现实：AI 没有肉体的束缚，拥有更快的迭代速度、更广的认知带宽，以及近似永生的积累优势。更关键的是，它正在把大量“认知劳动”的边际价值压到接近零——于是，人类社会关于意义、地位与资源的分配逻辑，会被迫重写。

在这样的对手面前，人类真正的短板不在某一项技能，而在碳基个体的上限：寿命、带宽、健康跨度决定了学习—积累—判断的时间尺度。我们拼命奔跑，可能只是为了不被AI拉开距离。保持现状不再是避风港，而可能是最大的风险。所以，我们是否需要一次彻底的范式转移：从单纯的“治病”，转向真正的“进化”？

但必须立刻声明的是：人类进化的航道同样充满危险。我们需要的不是鲁莽的个人冒险，而是复兴大航海时代那套真正改变历史的“发现机制”——把探索从个人赌命，升级为文明协作；把未知从禁区，变成可治理的工程对象。

这套机制至少需要三类角色：

第一类是领航者和水手：用肉身去测绘边界的人。

他们用自身承担的风险，换取全人类的路径信息——哪里有暗礁，哪里有洋流，哪里值得登陆、哪里必须绕行。

第二类是投资者与承保者：把风险分摊成可承受的人。

我们需要真正的“探索承保体系”：失败补偿基金、分层风险池、长期责任保险、不可预期损害的托底机制——让探索从个人孤注一掷，变成一次代价可分摊、风险可对冲的文明协同。

第三类是立法者：写下航海宪章的人。

他们不是来堵死航道，而是来划定红线、定义责任、建立可审计的秩序。我主张的不是“放开一切”，而是“把进化变成可治理的工程”。

在这场生物深海的探索中，技术推动是必要条件。而今天，最关键的推进器之一恰恰是人工智能本身。

我这里所说的人工智能，并不是人们熟悉的那种“生成式 AI”——它们更多在既有知识库里写诗作画、回答问题、做家务、上流水线，争夺的是当下的人类岗位与机会。真正配得上“航海推进器”的智能，应该像科学家一样在未知的数据海洋里完成三件事：提出可证伪的假设、进行逻辑查证、完成因果推演。它应当帮助探险队在茫茫基因组、代谢通路、分子相互作用与临床现象之间，锁定可能的“新大陆航道”。

当外部海权已至，我们不能用停滞换取短暂的伦理宁静；我们需要用制度把冒险变得可治理，用数据集把失败变得可复用，用宪章把红线变得可执行。我们应该重新唤醒探索精神，配上保险，写下宪章，扬起发现式智能的风帆——我们终将找到那片“新大陆”：让碳基生命在保持其独特人性与责任的前提下，拥有与硅基智能并肩而行的未来主权。文/陈天桥（盛大集团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