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在北京开幕。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画院院长吴洪亮主要关注了 “非遗的当代转化”和“艺术学科残疾人就业问题、公共文化设施的残疾人场景建构问题”两个方向的问题。

2025年9月，在山东文旅厅等机构的指导下，多个市、多个机构共同发起 “齐白石在山东”文旅融合项目。其中，北京画院和山东美术馆举办的“学我者生——齐白石与山东弟子”艺术特展大获成功的同时，文创产品软陶小马“马彪彪”也劲爆出圈。结合此次经历，吴洪亮对非遗的当代转化有了新思考。他认为，非遗的未来不仅在于把技艺保存得多好，更需要一个崭新的人群基于它去进行再创造，基于大众的媒介去再推广。

残疾人群体在当代社会的生存发展，是吴洪亮近年来一直关注的问题。今年，他特别关注了艺术学科残疾人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吴洪亮告诉南都记者：“在东北，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有残疾人艺术方向的高等教育，这在中国是非常早的，但孩子们研究生毕业没有工作。最近他们找到了一个点挺有意思，给人工智能做标注，就是做教人工智能怎么成长的工作人员。他们发现残疾人学生干这个合适，希望通过政协给他们争取相关政策。”

3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开幕，“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谈及我们时代轰轰烈烈的“新大众文艺”现象，吴洪亮感慨，自己80岁的母亲也学会了制作AI视频，且玩得不亦乐乎。“新大众文艺”的发展与AI技术的成熟与落地密切相关，吴洪亮说：“人工智能虽然暂时做不到那么精美，但它已经可以让公众在一个小屏上自己创作和传播，并且通过一个‘接受’的逻辑，一些评价体系的生成，让创作门槛被降低了，而传播能量又加大了，这些成果就变得很凸显。”

南都专访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画院院长吴洪亮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画院院长吴洪亮。

南都：“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作为艺术从业者，您怎么理解“新大众文艺”这个现象？

吴洪亮：对我来说，“新大众文艺”不是新问题，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具有时代特点的新表达。现在被特别提出来，可能是因为网络迅速发展以及一些技能的扁平化。比如说画画这件事，以前我们要读中央美院这样的艺术院校，你得经过多么长的时间的基础训练才能获得这项技能。包括摄影、影像，以前拍个短片是多么高精尖的团队工作，现在人工智能虽然做不到那么精美，但它已经可以让公众在一个小屏上自己创作和传播，并且通过一个“接受”的逻辑，一些评价的体系的生成，让创作门槛被降低了，而传播能量又加大了，这些成果就变得很凸显，一时间大家都很有热情。

你说这个算不算已经进入大众的文艺？我还有点拿不准。但是至少是进入了一个公众自创自享、共情开心的过程。对我们来说文艺是一种创作，并可进入评价体系和进入历史。“新大众文艺”能否发展到这个程度还需观察。但是公众以“艺术”的方式创作和共享，大家一起happy，绝对是没问题的。

南都：安迪·沃霍尔曾经说“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现在我们是不是已经到了“人人都是艺术家”的时代？

吴洪亮：我是研究美术史的，这个事情要谨慎地来谈。其实无论安迪·沃霍尔还是他最崇拜的博伊斯都是精英艺术家，但他们也都有一种愿望，希望他的艺术能更多地和人进行交流，跟公众进行交流。所以，你看安迪·沃霍尔用丝网印刷、影像等方式来触达公众。当然，他也依靠偏广告的方式来建构自己更强悍的影响力，这和我们今天的公众的这种创造其实又不完全是一回事。

南都：所以，“新大众文艺”不包括严肃的艺术创作？

吴洪亮：我也不敢这么说。为什么这么讲？艺术本身的生成，最终能不能精英化或者进入历史，是由历史做判断的。比如说相声，当年无论侯宝林还是马三立，都曾经撂过地摊。1949年以后，当整个对于文化和艺术的评价体系发生变化之后，这些人，或者说其中的优秀分子登堂入室，并且我们现在可以称他们为真正的艺术家了。

能否从大众文艺的逻辑转变成精英艺术，需要经过时间的考量。所以你说公众的创作是不是有可能真的变成人类艺术或文化中华彩的部分，还一时判定不了。但我想说的是，能进入这个板块的一定是少数，大多数作品进入历史可能性是不大的。

南都：北京画院的工作和新大众文艺有接轨的部分吗？

吴洪亮：从创作的角度讲，画院的艺术家可能偏比较专业的艺术家。当然我们有一些公众的互动，比如说共创甚至培训，共同传播等等。

另外，我作为美术史的研究者和策展人，部分与“新大众文艺”相关。最近我参与了两个活动比较破圈。一个是在山东，我们做了一个“齐白石在山东”的文旅项目。这个项目尤其在山东美术馆展出的时候，一推出就排队。我们还结合非遗做了一个文创叫“马彪彪”，挺红火的，最近无论是央视还是《人民日报》都还在继续报道。这个算不算大众文艺我不知道，但是在大众传播上它肯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前我们做美术馆中的所谓白盒子里头的展览，很难会有这样的成果。

还有一个就是在成都，今年我是总策展人，策划了“烟火指数·成都双年展”。这个双年展春节期间有近14万人参观，虽然跟商场、游乐园比不了，但是一个美术馆的当代艺术展览有这么多的观众量，已经算是很了不起了。双年展里有一部分户外的作品，也得到很多反馈，尤其是年轻人的反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当你把相对离公众较远的当代艺术进行一些转换，再把它和公共空间相融合，或者说将一部分作品公共艺术化，就会产生积极的反响。这次展览的主题我把它叫做“烟火指数”，我曾经写过一篇论文《艺术溢出与烟火指数——基于城市肌理的美术馆与城市情感建构》，刊发在《美术观察》上，算是做过一些相关的研究，运用在实践里我觉得还是很有效果。而在展览中“哪里值得”这个板块，创意总监唐胜以作品强化在信息过载的时代，我们如何选择、如何奔赴，又如何确认那些值得投入时间、情感与信念的所在，让“烟火”有了重力。而很多观众运用他们的自媒体，以展览为线索创作了自己的作品，更是意味深长。

南都：AI技术已经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您认为生成式AI将对文艺创作产生什么影响？

吴洪亮：AI现在已经变成我们创作传播的日常了。面对AI和未来，我不是恐惧者，我是拥抱者。当然会有问题，但是我们一定是在这过程中要有所研究、实践、再优化，恐惧是没有用的。而且现在明显AI会让我们的生命体验更丰富，更便利，所以那些令我们紧张的部分，包括伦理的部分，知识产权的部分，我认为是人类发展中一个新的技术和新的维度打开的时候必有过程。

南都：在社交媒体上会看到一些艺术工作者，可能他不是职业艺术家，而是从事设计或者影视动画方面的职业，他们觉得AI有可能取代他们的工作，确实也会表达一些焦虑和恐慌。您怎么看这样的问题？

吴洪亮：我觉得这个时候是一个自我提升的绝好机会。因为每个人都会懒惰。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当年大学毕业曾经有一度是失业的状态，人必须得活下去，所以误打误撞，我就学了些软件，后来到苹果电脑公司培训中心去教Photoshop、Illustrator什么的。我教的学生，当时不少都比我大个十几二十岁，这些人有可能来自印刷厂或者别的地方。因为桌面出版系统的运用，后来印刷厂里原来捡铅字、制图的这些工人确实就下岗了，这是时代的必然。但是你会发现，这里面的聪明人就是跑到这来给我当学生，比我大挺多岁数，那时候我二十多岁，他们四十岁，愿意去学习的人后来就有工作，不愿意学习的可能就只能去下岗。没办法，这个世界它不是今天才残酷，它永远是残酷的。

面对新的可能性，我觉得一个积极的人一定要以最快速度学习，哪怕研究完了以后，你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批评它。但是不去了解，一味躲避、拒绝肯定是没有用的。

南都：齐白石作品一直是大家喜闻乐见的，有没有考虑怎么去使用新的AI技术和平台，把它进一步地推荐给观众？

吴洪亮：这个我们也一直在做。今年某互联网大厂有一个AIGC的比赛，他们安排了一个齐白石的赛道，用AI做了一些齐白石的短片，挺有意思。还有评比，还有传播。我们这些年的国际交流的部分，比如说前几年英特尔中国跟我们合作，用齐白石的画法画北京，开始画什么颐和园、北海，我说这有什么意思？你应该画画鸟巢、水立方、中关村，包括我住望京，画画望京soho，结果画得还挺有意思的。

齐白石是1864年生的，前年正好是齐白石诞辰160周年，北京画院做了一个全球项目，在全世界做了20多个展览及活动，其实10年前我就考虑齐白石展要不要去美国，后来就在美国的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做了首站，第二站去了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在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展览的时候，我们和同济大学的“限像工作室”合作，他们的研究领域也是创意多媒体、人工智能、高科技和艺术结合，我们跟他们合作，用中国水墨的方法画旧金山。

又比如全国政协前几年有一个课题《新时代中国画的传承与发展》，好多专家一块做了大概两年。我写的是关于国际传播和在虚拟或数字世界里中国画的发展问题。政协的主题在国家角度可能具有战略意义，我把它转化成了一个可感的，或者更大众的表述，我借用了诗人西川的一句诗，叫“把竹子种在5G的时代”。

其实，我们今年的很多工作都是依托这样一个概念来完成的。从窄的方面讲，竹子象征着中国画，往大的方面讲可能象征中国的文化。因为中国在5G的时代变得更不一样了。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黄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