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

策展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武洹宇：

黄花岗起义从来不是一座孤岛，而是一条奔涌不息的长河

重构记忆，触摸英雄们的真实温度

南都：你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近现代文化史和公益慈善，过往也策划过徐宗汉相关的革命主题展览，这次策展，你是如何将自身研究积累与黄花岗起义的历史传播结合起来的？

武洹宇：我对黄花岗起义的关注，最初是源于为烈士收殓的慈善家潘达微先生，以及他为黄花岗墓园大门设计的骷髅雕塑。正是这一意象，将公益慈善、文化符号与革命精神这三个看似疏离的领域联结起来。我受教于文化人类学，这门学科教会我如何走进“他者”的内心世界。当我将这种“深描”的方法论引入辛亥革命研究时发现，黄花岗起义的意义远不止于起义当天的枪声，更在于后世如何通过纪念、叙事和符号，去重构这段历史记忆。所以，这次策展我尝试将人类学系统研究的共情视角，与历史学“理解之同情”的实证精神相融，不仅为观众展示历史事件的骨架，更试图还原徐宗汉、潘达微那一代人的血肉与心灵，让观众看到历史背后，那个时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剧烈突围。

南都：这场特展的核心定位是怎样的？你希望通过展览传递给观众什么？

武洹宇：我14岁时第一次读到潘达微的事迹，这座墓园便成了我精神成长的坐标。因此，当特展确定落地于黄花岗，于我而言，这不仅是一次策展，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还愿”。基于这份私人情感与学术责任，我为展览确立了双重定位：在史实层面，我们力求多维、精准，全景式呈现起义百年史事，还原历史本貌；在精神层面，我更希望打破史料的距离感，让观众感受到“英雄也是普通人”。

研读喻培伦家书时的触动，我至今难忘。1905年喻培伦赴日留学后，几乎每周都会给家中写信，诉说自己的思考、日常，关心妹妹的学业，还会画插图教家人如何佩戴口罩。字里行间，能清晰想见他是一位与父母亲密、性格活泼的年轻人。黄花岗起义后，他的家人再未能收到只字片语，余生漫长，唯有石碑仰望。他们并非天生的战士，而是别人的父亲、丈夫、儿子，他们也眷恋生命，却在历史的关键节点，将所有软弱藏于心底。他们不是不惧死亡，而是为了让今天的我们免于恐惧，而选择直面死亡。

诸如此类的故事还有很多，我希望这些曾深深震撼我、给予我力量的真实温度，能流淌进更多人的心里。因此，我希望观众走出展厅时，带走的不仅是1911年的历史知识，更是一场关于信仰与情义的跨时空对话。

多维拓史，构建立体的民族精神坐标系

南都：我们注意到，展览不仅聚焦林觉民、方声洞等七十二烈士，还特别致敬无名英烈，同时融入了台湾志士罗福星的革命历程，甚至延伸到中共三大代表在黄花岗唱响《国际歌》等历史瞬间，为何要拓展这些历史维度？

武洹宇：在我看来，黄花岗起义从来不是一座孤岛，而是一条奔涌不息的长河。我希望打破观众对历史的切片式认知，为大家构建一个立体的精神坐标系。具体而言，这三个维度的拓展，对应着我内心深处的三种“看见”。

致敬无名英烈，是为了看见沉默的基石。历史或许只铭记了七十二个名字，但在他们身后，是无数未留姓名的牺牲者。我深知，即便潘达微先生收殓了那七十二具遗骸，仍有革命者倒在血泊中，无声无息。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友人，始终在寻找这些无名者的踪迹，尽管希望渺茫，即便寻得，他们或许也难被正式认定为“烈士”。但我相信，寻找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良知。没有这些“无名者”的托举，那些响亮的名字也会显得单薄。致敬他们，是对历史的深沉敬畏。

纳入罗福星等台湾志士的故事，是为了看见两岸血脉的同频共振。罗福星是黄花岗起义的亲历者，更是后来台湾抗日运动的领袖。将他的革命历程融入展览，不仅是为了还原史实，更是为了强调一个不可分割的历史真相：在反抗压迫、追求民族独立的道路上，海峡两岸的命运从未分离。罗福星从大陆到台湾的足迹，正是革命火种跨越海峡的鲜活见证。这一维度的加入，让展览超越了地域限制，升华为跨越海峡的民族大义与家国情怀。

延伸至中共三大与《国际歌》的历史瞬间，是为了看见革命精神的赓续传承。很多人认为黄花岗的故事止于1911年，但在我看来，那只是序章。1923年，中共三大代表在瞿秋白、张太雷的带领下，面向黄花岗烈士唱响《国际歌》，这绝非偶然。这一画面，象征着革命精神的薪火相传，辛亥志士的“碧血”，最终化作了后来者追求真理、救亡图存的信仰基石。这一笔延伸，打通了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精神脉络。我们今日得以拥有更广阔的视野，正是先辈用生命奠基的地平线。

更让我感到跨越时空的震撼与慰藉的是，我所在的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的首任系主任正是瞿秋白，张太雷也在同一时期于此任教。这份奇妙的缘分，让我在上海大学校园里策划这场展览的每一刻，都仿佛能真切听见历史的回响。

所以我相信，拓展这些历史维度，并非简单的内容加法，而是精神的乘法。我希望观众走出展厅时，能带着关于民族认同、人民史观与信仰传承的深刻思考。

南都：展览中重点呈现两岸相关的革命记忆，这样的设计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武洹宇：我们常说“血浓于水”，但在政治的喧嚣中，这份情感有时会被消磨。通过展览重现两岸的共同革命记忆，我想拨开历史的迷雾，还原那个原本一体的历史现场。

因此，我们在展览中特意强化了台湾志士罗福星的形象——他不仅亲历了黄花岗起义的硝烟，后来更回到台湾，成为当地抗日运动的领袖。展示罗福星的经历，是想告诉观众：在那段救亡图存的岁月里，台湾同胞从未缺席，两岸青年的热血始终相融。这种共担历史命运的事实，是任何政治操弄都无法抹杀的根基。因此，于我而言，这并不是策展策略，而是历史责任的回归。

罗福星写于1911年冬至的亲笔诗稿：

一方墓碑，见证“利物浦是黄花岗”的悲壮

南都：在整个展览中，你最受触动的一个细节是什么？它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武洹宇：展览中有一帧并不显眼的照片，定格着英国利物浦安菲尔德公墓里一方孤寂的墓碑，碑上镌刻：“中国蹈海烈士杨先生守仁墓”。这里长眠的，正是辛亥革命时期被誉为“炸弹专家”的杨笃生。1911年，黄花岗起义惨败的噩耗传至英伦。同年8月5日，他毅然投身利物浦冰冷的海水，以死明志，化作投向革命事业的最后一枚“炸弹”。这块方尖墓碑冲破了地理的隔阂，让我真切明白：黄花岗的热血从未局限于岭南大地，而是悲怆地播撒在全球每一个有华人的角落。最令我动容的，是杨笃生挚友于右任那句“利物浦是黄花岗”的泣血诗句。于右任担心客死异乡的挚友被历史尘封，于是以诗为碑，将利物浦的惊涛骇浪，也化作了黄花岗的巍巍厚土。这是友情的极致表达，更是对历史的温柔救赎。而这份感动，因一个特别的巧合而愈加深沉——于右任，正是我所在的上海大学的首任校长。

位于英国利物浦安菲尔德公墓里的杨笃生墓，墓碑上镌刻：“中国蹈海烈士杨先生守仁墓”。

辛亥革命时期被誉为“炸弹专家”的杨笃生。

巾帼立传，重焕湮没百年的女性革命风采

南都：本次特展中“全球募款 筹备起义”篇章专门聚焦女志士群体，你是如何通过展览展现她们“女中豪杰国中师”的革命风采的？

武洹宇：黄花岗起义的叙事长卷里，这群巾帼志士的身影曾长久湮没在历史尘埃中。坦白说，我也曾长久忽视了她们，潜意识里总将其视作依附于男性革命者的“家属”，是追随着丈夫、兄弟或恋人投身革命的柔弱模样。直到一份清廷的通缉令，如惊雷般劈开了这份狭隘的认知。通缉令上赫然印着两张肖像：一张是起义原定总指挥赵声，另一张，竟是一位身着华贵旗装、神情端庄凛然的女子——“李徐氏”。我既震惊于通缉令上未出现黄兴的名字，更震撼于清廷竟将这位女子与起义核心指挥者并列。她究竟是谁？为何能让清廷如此如临大敌？这份强烈的好奇，牵引着我走进了徐宗汉的世界，也让我彻底打破了此前的偏见：这根本不是一个“夫唱妇随”的故事。

清廷关于黄花岗起义的通缉令上印着两张肖像，左为起义原定总指挥赵声，右为徐宗汉女士。

徐宗汉与其姐徐慕兰，皆为富室寡媳，她们不仅是革命的普通参与者，更是家族中革命思想的启蒙者与行动组织者。二人将深宅豪门的闺阁化作隐秘的革命堡垒，带动家中男女老少皆投身革命，共同筑起了支撑起义的生命交通线。也正因这份触动，我们开启了一场以徐氏姐妹为核心的历史寻访。但历史对这些巾帼志士太过吝啬，她们中的许多人，甚至连一张存世的照片都未曾留下。

过去十年，我们如同侦探一般，循着历史的蛛丝马迹苦苦探寻。直至“黄花正气 巾帼风骨——徐宗汉与中国民主革命”展览开幕后，得到广州市黄花岗公园李海辉副主任相助，我们辗转联络到了徐宗汉之女李若鸿的后人；又经由若鸿的亲族，找到了女志士李佩书的后人。当这些后人将家中珍藏的唯一泛黄影像交到我们手中时，那些曾湮没于百年时光的巾帼面孔，终于再度清晰地呈现在世人眼前，而这，也成为我们在特展中展现女志士革命风采的重要根基。

南都：115年过去，您认为黄花岗起义的精神在当下依然具有怎样的价值？举办这场特展，对新时代的我们有哪些启示？

武洹宇：在我看来，首先，它是一面映照本心的镜子，清晰照见了我们这代人的精神困境。林觉民怀抱着“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坚定信念，能坦然直面死亡，而身处物质丰裕时代的我们，却常常会为个人的得失进退陷入焦虑。这份鲜明的对比，也迫使我们深刻反思：生命的重量，究竟该由什么来承载？

其次，它是一座联结血脉的桥梁，勾连起曾被政治刻意割裂的民族血脉。我们挖掘罗福星等台湾志士投身黄花岗起义的故事，并非为了完成“两岸一家亲”的命题作文，而是为了还原一个被历史遮蔽的真相：在民族危亡的至暗时刻，一道海峡从未将两岸同胞分隔。这份共赴国难的血色记忆，是任何力量都无法篡改的民族根脉，它也时刻提醒着我们，两岸同胞真正的联结，源于共同历史与民族命运。

最终，它是一场跨越百年的对话。站在这些年轻烈士的绝笔信前，我感受到的并非单纯的悲壮，而是一种直抵人心的平静力量。他们从未要求后人的歌颂与缅怀，只是以生命为笔，向后世发出叩问：你们今日所拥有的一切，是否配得上我们当年的牺牲？而这场特展，便是我为回应这个百年追问，交出的一份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