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

作者、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研究馆员李灶新：

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一条美酒之路

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研究馆员李灶新。

南都：书中提出“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一条美酒之路”，这一观点的核心依据是什么？

李灶新：我提出这一观点的核心依据有三点。首先，酒是宋代海上贸易的核心商品。宋代酒不仅是贸易货品，更是计价单位与流通“货币”，宋代《诸蕃志》明确记载，中国米酒远销东南亚等地区的10余个国家，是蕃商刚需商品。其次，“南海Ⅰ号”是活态实证。沉船出土的200余件酒罐经检测确为装酒器具，单罐容量约17.8升；宋代一升酒外销东南亚可售233枚铜钱，利润极高，是海上贸易的高价值商品。最后，文献与考古双向印证。从唐代《中国印度见闻录》到宋代《诸蕃志》，均记载广州米酒外销历史；海外遗址出土的同类型酒罐，更证实了岭南酒的外销网络。

南都：研究中，你如何确认“南海Ⅰ号”的酒罐产自佛山南海奇石窑、文头岭窑，且广州是沉船最后的离岸港？

李灶新：确认窑口与出发港，乃依托考古实证、科技检测、制度文献三重佐证。首是窑口的确认，我们是从器型、胎质、纹饰、工艺等类型学特征比对，发现沉船酒罐与佛山南海奇石窑、文头岭窑标本完全一致；再通过微量元素科技检测锁定器物产地基因，可明确沉船的大部分酱釉罐产自佛山南海窑。而确认广州为沉船最后离岸港也是基于几项事实。首先是宋代实行榷酒制度，除岭南外等少数地方外，全国酒品由官方专卖、禁止跨区域销售，广州酒无法在泉州流通，商船只能来广州采买。其次，岭南实行“万户酒”政策，民间可自由酿酒，市场竞争充分，酒价极低，参与宋代官府监管不到位的湖南湘潭村酒，一升酒售价仅24文，外销利润近9倍，是商船最优选择。最后，广州是宋代核心外贸港，市舶司、内港码头、公使酒库配套完善，商船在此办理出关、报关手续便捷，大宗商品集散流通快速，是天然出发港。

沉睡800余年的酒罐。

南都：这些沉睡800余年的酒罐，能为我们还原宋代岭南酒文化的哪些面貌？

李灶新：这些沉睡800余年的酒罐，还原了宋代岭南酒文化两大面貌：一是“万户酒”的独特制度。岭南气候湿热，朝廷特许民间自由酿酒，形成充分竞争的市场，酒质优、价格低，成为外销核心优势；同时官方设公使酒库专供公务接待，部分官员在公使酒库寄造的“宅酒”也流入市场，丰富了酒业生态。二是酒在海外贸易中的媒介作用。宋代广州设市舶宴会，官方以公使酒宴请外商，彰显贸易诚意，单次宴会耗资巨大、规格居全国之首，这一礼仪制度后推广至泉州、明州等港口。酒成为中外官方交往、民间贸易的重要纽带，见证了广州作为海丝核心港的引领地位。

南都：撰写过程中，你融合了多领域考古成果，遇到的最大难点是什么？

李灶新：最大难点是新观点的认可与实证落地。我最初提出“佛山窑口”“广州出发”的观点时，因学界固有认知、个人影响力有限，难以获得认同。且这项研究需要沉船考古、城市考古、窑址考古、科技考古、海外考古多方协作，单靠个人无法完成。幸运的是，在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岩、肖达顺，香港中文大学黄慧怡，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崔剑峰等多位专家学者支持下，我们完成窑址采样、科技检测、文献考据等工作，将碎片化线索拼成完整证据链。原本的最大难点，最终成为研究的最大亮点——粤港澳大湾区考古文博机构、高校的跨界合作，让这一重大学术发现得以落地。

南都：你希望读者通过这本书，对岭南酒文化与海丝文明形成怎样的认知？

李灶新：我希望读者建立三层新认知：其一，海洋文明的多样性。海上丝绸之路不只是丝绸、陶瓷、茶叶之路，更是美酒之路，酒作为生活化商品，让海丝贸易更具烟火气；其二，广州海丝核心港的地位。宋元时期泉州港崛起，但广州始终是海丝贸易核心枢纽，岭南酒的外销体系，正是这一地位的直接体现；其三，文明互鉴的历史逻辑。宋代岭南酿酒技术随酒贸易传入东南亚，推动当地米酒酿造发展；元代后，海外蒸馏酒技术又经广州传入中国，改变国人饮酒习惯。这印证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的真理，也让岭南酒文化真正融入世界海洋文明史的研究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