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藏在广美教学楼里的艺术实践，打开跨学科艺术教育新图景

鹤洞桥底消失的夜市大排档，被年轻创作者们“手搓”成了一座带着拉美魔幻感的微型展厅；社区里淘汰的旧滑梯，闪烁着童年旧忆的微光；老城区随处可见的乒乓球桌，承载着人与体育器物之间无声的对白……那些你路过无数次却从未留意的生活角落，在广州美术学院的这场教学展览里，化作了一段段有温度、能讲故事的絮语。

近日，一场特殊的教学成果展——“艺术实践：来自日常生活中的数字”在广州美术学院昌岗校区设计大楼三楼正式开放。展览由广州美术学院研究生院主办、跨媒体艺术学院协办，是该校研究生院跨专业开放课程的教学成果落地呈现。

水泥球桌、旧滑梯、红胶凳……这一场藏在广美教学楼里的艺术实践，将广州人的市井日常与集体记忆，变为鲜活的艺术样本，也为我们打开了跨学科艺术教育新图景。

来自全校8个院系的28位在读研究生，组成9个创作小组，在为期6周的密集教学中完成田野调研、跨媒介创作与空间搭建，将作品嵌入教学楼的公共办公区域，完成了一场“教学既是策展”的教育实验。展览还邀请了五条人乐队御用设计师胡子担任校外导师，为学生带来手作创作的另类思路，也为不同专业的碰撞提供了外部参照。

在AI生成内容随手可得、创作越来越依赖虚拟工具的当下，这场“走出去、亲手做”的教学实验，有着格外鲜明的现实指向。策展人、课程指导教师、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刘庆元表示，这场展览的核心是重建人与人之间的真实连接，而展览本身，也是教学现场最真实的延伸——它像一束微光，照见了年轻创作者走入现实体验的脚步，也照见了艺术教育连接个体的可能。

展览以“数字”为统一创作出发点。教师们在课程之初便立下规则：每一组作品都必须与一个专属数字绑定。数字可以是样本量、空间刻度，也可以是记忆坐标，最终目的是让抽象概念落地到真实的生活语境之中。9组作品覆盖在地田野、公共空间观察、跨学科媒介实验等多个方向，创作者们走出校园，走入鹤洞桥底、三元里街区、中大辅料市场、废弃纸厂等城市现场，用调研、装置、影像、行为等多元媒介，让日常里被忽略的细节发出微光。

展览开篇的《十字高架桥下的夜市》是最具烟火气的作品之一。三位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将目光投向了广州鹤洞大桥下正在消逝的夜市——曾经这里大排档云集、人声鼎沸，是广州夜间生活的标志性场景，当创作者数次前往调研时，连片的夜市早已退场，桥底只剩下通行的车流。为了留存这段集体记忆，他们从当地小贩手中收购了一辆真实的夜市摊车，将其改造为一座微型移动展厅，并为这个早已不存在的市集虚拟了一块“鹤洞桥底”的招牌。

“这是一群在城市缝隙中漂流的生存者……他们只能以流动的方式维系着最朴素的烟火日常。”摊车上的“省凳”（红色塑料凳）与宵夜档，搭配热带植物与动物模型，营造出带有魔幻色彩的南方市井印象。创作过程中还发生了一段意外插曲：原本计划安装在手推车上的显示屏因露天暴晒损坏，团队临时调整方案改用图片呈现，反而意外契合了夜市露天、随性的粗粝质感。在刘庆元看来，这种来自现场的偶发性，本身就是创作的一部分。

另一组学生则把目光投向了城市产业。《0-缝在布袋上的市声》关注的是广州美术学院附近的中大辅料市场。三位学生深入这片支撑珠三角纺织贸易的产业腹地，通过与摊主的深度访谈，记录下大量来自一线贸易的鲜活表达——“岛屿那边喜好细得像丝，成本扣得很死，东西摸上去还得润”，这些带着全球化贸易印记的“老板金句”，成为作品最核心的文本。创作者们收集了市场里各色各样的布料碎片，将其堆叠成雕塑形态，并在其中嵌入动画影像，把摊主的口语表达转化为流动的视觉文本。这些终端市场里普通人的表达，印证了“任何生活都是可以被表达和描述的”创作理念。

同样是扎根街区的田野调研，《四个人的火车站》选择用理性与感性交织的方式，为流动的城市生活刻下可感知的刻度。四名拥有建筑、影像等不同学科背景的创作者，在广州火车站周边开展定点观察，记录不同时段的人流密度与声音声场。拥有建筑学背景的学生以“行走的建筑观察学”为方法，将采集到的声音数据转化为视觉化的符号档案。与此同时，小组内的两位创作者开展了一场影像对话，在一来一回的互动中生成双屏影像作品，将个人对地方的诗意感知注入理性调研之中，让档案与情绪彼此支撑。

比起喧嚣的城市街头，老旧厂区里的旧物，则藏着更厚重、更绵长的集体记忆。《1193601—19叁VI》由四名女生共同完成，作品名指的是广纸家属区的119栋住宅楼、共计3601户。她们前往纸厂社区，收集门窗、座椅、花盆等生活旧物，通过分工改造，制作出一批带有灯光的小型装置。这些用废弃材料重构的作品带着朴素的温度，如同对旧空间记忆的打捞，构建出一系列相互串联的连续剧场。创作过程中，小组还邀请国画专业的同学在木板上题字，不同专业的学生彼此协助、互相补位，印证了课程“打破专业壁垒”的初衷。

除了走进广阔的城市现场，学生们也把观察的目光收回到身边，对准了我们每天路过、却很少认真打量的日常器物。

《1/2》由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学生组成，他们以广州老社区里随处可见的乒乓球桌为调研对象，观察这一体育器具如何嵌入居民的日常生活——老人遛娃、邻里社交、孩童嬉戏，乒乓球桌早已超越了体育功能，成为社区公共生活的载体。作品以“半张乒乓球桌”为核心视觉：他们从老社区的乒乓球训练室借来旧物，将一张球桌裁切为二，一半是真实的球桌，另一半则转化为设计与想象，沿着球桌的动线，墙面、展陈、影像形成连贯的叙事，那颗“看不见的乒乓球”，成为整个空间最隐形的导览员。刘庆元评价这件作品：“回应了生活与体育器具之间的关系，也唤起了几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

每个人的童年记忆里，是否都有一条公园滑滑梯？作品《7》用最朴素的材料，戳中了每个人心底的童年共鸣，也讨论了公共空间的核心命题。两位创作者收集了社区里淘汰的旧滑梯部件，将其裁切、重组，拼接成类似汉字笔画的形态。这个造型从不同角度看，既像一个行走的人，也像介入的“介”字，又像公共的“公”字，暗合着“人介入公共空间”的核心议题。在滑梯笔画的缝隙中，隐藏着关于童年滑梯记忆的影像，观众需凑近才能发现细节。整件作品没有复杂的技术，却用回收的日常器物，完成了对公共生活与童年记忆的双重关切。

作品《坐着公交车去旅行》则将城市流动的视觉景观搬进了展厅。来自湾区创新学院的三名学生，以广州公交车身广告牌为研究对象，累计收集了92种不同的公交广告，对其色彩、图案、内容进行系统的类型学梳理与数据化整理。展览现场的角落恰好是一个盒型空间，创作者将其改造为透明的公交车厢造型，观众走入其中，便能直观看到信息设计的可视化成果——色块、图形、数据共同构成了城市流动的视觉档案。刘庆元表示，“这件作品也践行了课程的核心理念——让调研与分析可视化，让不同专业的学生在日常中保持创作思考，而非等到毕业创作才开始落地。”

当不同专业的视角在日常议题上相遇，除了观察与记录，更能碰撞出突破学科边界的全新表达。

《0&1-墨白》是本次展览中学科跨度最大的作品，由实验艺术专业与中国画专业的两位学生共同完成。他们共同走访了广州周边民间信仰与祭祀活动集中的区域，将“烟”作为共同的创作母题：实验艺术专业的学生用影像捕捉烟雾的流动形态，发挥视觉与视效的专业优势；中国画专业的学生则以毛笔书写，将身体的节奏与笔法的韵律注入创作。“他们主动选择走出各自的舒适圈，从最初的专业错位、彼此陌生，到逐步试探、找到同频，经历了漫长的磨合。”刘庆元说。

最终，两种表达在作品中融为一体：书法的笔画与烟雾的形态彼此交织、气韵共生，甚至创作所用的墨水，都混入了他们现场收集的烟灰。在刘庆元看来，这件作品的价值不止于美学呈现，更在于它证明了跨专业合作的可能性——传统与当代并非对立，打开自己、彼此碰撞，就能生发出对中国文化的全新理解。

作为展览最后一件可互动作品，作品《10000》呈现了最标准的跨学科配置：绘画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与工业设计学院的三名学生各司其职，共同完成了这场关于“观看”的实验。绘画专业的学生在墙面上绘制了四人持万花筒观察世界的场景，呼应着手机时代人人皆有取景框的现状；跨媒体专业的学生拍摄了大量日常里“路过的风景”——那些未经刻意构图、在生活中一闪而过的画面；工业设计专业的学生则制作了一批手持万花筒。观众拿起万花筒对准墙上的视频，原本普通的日常影像便会折射出全新的、充满迷幻感的视觉图景。在创作者的构想中，这件作品未来还可延展为“视觉图书馆”：人们可以用万花筒观看彼此的手机画面，在不同的观看方式中重新发现日常的审美价值，也让课程的实验性延伸到展览之外。

这场“闪现”在教学楼走廊与转角的展览，藏着对艺术教育的全新思考，也回应着这个AI时代里最核心的创作命题。策展人刘庆元在南都专访中，从教学模式、手工价值聊到新大众文艺，解读了这场“实验”背后的深意。

南都：本次展览提出“教学既是策展”的理念，这种“课程与展览同步启动”的教学模式，为当代艺术教育开辟了哪些探索路径？

刘庆元：当下讨论课程与教学，无法脱离AI全面介入的时代背景。AI工具能够快速给出标准化、看似正确的答案，但我们的课程核心是引导学生主动构建属于自己的创造性学习路径，让学习本身成为一种持续创造。

我始终认为，自我教育是创作者不可或缺的内在品质，而教师的核心职责并非单向灌输知识，而是在协同实践中完成双向教育，教学本身是师生互相滋养、彼此启发的过程，绝非一言堂的单向输出。这次课程核心要求是，所有小组走出教室，深入社会现场、市井生活与城市现实景观，教师陪同，在行走、交流、对话中建立人与周遭世界的认知联结。倘若剥离实地调研、现场沟通这类有机的实践过程，课程创作便失去了根本意义。

因为强调落地实践，而非纸上PPT方案，部分学生最终选择退出。留存下来的9组团队，每周奔赴不同城市现场调研，每次归来都带着独属于田野的故事分享，如同外出探寻后带回各自的见闻。六周紧凑的实践周期里，学生从最初对创作方向茫然忐忑，到逐步摸索、稳步推进，整个过程充满师生思想的反复碰撞。传统创作是1+1=2，我们共同探讨的是“在何种条件下1+1能够等于 2”，在思辨中挖掘多元可能性。教学是动态修正、彼此追赶的过程，不存在恒定不变的标准答案，这也正是实验艺术回应现实问题的核心路径。

此前很多学生从未参与完整落地的艺术策展项目，因此教师需要具备导演的全局意识，不能被动等待学生交付标准化方案，而是深度投入、推进每一个实践环节。课程结束后我们会复盘，力求每一届课程展都能形成独立完整的艺术计划，这也是当代艺术学习不可或缺的训练。

南都：这次展览没有选用标准美术馆空间，而是直接利用校园办公公共区域。这样的空间与教学形式，能给学生带来哪些区别于传统展览教学的收获？

刘庆元：这次展览场地位于广州美术学院研究生院的教学办公区域。课程的初衷之一，便是激活这片原本闲置、空白的公共区域，让教学、办公、交流、展示在同一个空间里共生。

筹备阶段，我长期观察教学楼这片公共空间，不断思考如何让展览自然嵌入教学办公场景，达成一种无边界的场域体验——师生日常交谈、上课通勤时，不知不觉便置身展场，让校园公共空间成为教学的延伸载体，这是课程展第一层核心价值。

以往我们做展览，是把作品做好送去美术馆，和日常是相对脱节的。而这一次，作品就分布在办公区的走廊、转角、大厅里，师生上下班、上课开会都会路过，甚至外卖员送餐时也会驻足观看。展览不再是一个需要“专程前往”的事件，而是变成了日常环境的一部分。

这种限定性的空间也带来了挑战：没有专业的展墙、没有标准的动线、空间体量有限，但恰恰是这种限制，倒逼创作者们思考如何让作品微妙地嵌入环境，让观众在不经意间走入展览。这片空间未来可以成为常态化的教学展示场，学生课程作业、小型创作计划都可以在此落地。我还是希望同学们不要等到毕业设计，平时就要进行这种日常化的思考，让做展览成为艺术学习的日常。

南都：年轻人是数字时代最核心的参与者与消费者。在你看来，千禧一代眼中的世界、他们所理解的“数字”带给你哪些启发？

刘庆元：我无法片面定义年轻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但人与人认知、视角的差异化，本身是多元社会珍贵的特质，我们不必强求所有人趋同统一。教育真正的使命，是搭建沟通的桥梁，将个体差异化的感受汇聚成共生的创作能量。

很多时候，即便学生按时完成作业、取得合格评分，人与人之间真正的沟通通道并未建立，这也是我每一次开课都持续反思的问题。授课的全过程，本质都是搭建对话桥梁，让我持续沉浸在与青年沟通的状态之中。

长期以来，我们容易被固化的专业概念束缚，表达沦为标准化的名词堆砌，缺少对固有定义的全新解读。而本次课程以“数字”为统一创作线索，恰好打破了这种固化认知：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承载着独属于个体的生活记忆与私人叙事，无数私人视角交织，构筑起广阔且无穷尽的日常世界。

南都：本次展览大量作品带有浓厚的手搓质感，在 AI、短视频等高速数字媒介盛行的当下，手工这种慢媒介承载着何种独特价值？

刘庆元：这个课程并非强制要求手工创作，也有小组合理运用AI辅助创作，但我强调AI痕迹不能太重。以手造物的第一层价值，便是训练创作者的专注力。在以手造物的过程中，能够触碰材料本身的特点，你不触碰它，怎么知道它会割手？你没有用嗅觉去闻它，怎么知道这个街区有一种饭菜的气味？造物行为的培养，本质上是训练自己的感知力，因为信息洪流会让你变成一个越来越没有感觉的人，但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找回我们的感觉，搭建现实体验与虚拟之间的缓冲地带。这是一种感知训练，感知这很重要，它会让我们的孩子更强壮一点。

南都：学生们很善于发掘城市民间景观与在地生活符号并展开创作，比如省凳、夜市推车、纺织城等，在教学指导中，如何启发学生从这些符号中找到自己的语言、构建自己的叙事？

刘庆元：学生带着田野调研素材回到课堂分享时，师生始终处于平等交流的状态。只是我跑得快一点，当我跑太快的时候，我会转过头来，等一等同学，让他超越自己，我们再一起往前走。整个指导过程是动态循环、反复磨合的。

以《十字高架桥下的夜市》为例，最初计划在夜市手推车上安装显示屏播放影像，却因户外暴晒导致设备损坏，团队临时改用实拍图片完成呈现，意外贴合夜市随性露天的原生气质。大象、鳄鱼、恐龙等热带动物模型，放置于复刻的大排档场景中，跳出纯粹现实主义，营造出一种超现实视觉，带有拉美文学独有的魔幻市井质感。

我始终向学生强调，田野调研的核心是故事分享，彼此交换现场见闻，是跨专业创作不可或缺的品质。符号不是直接照搬堆砌，需要结合创作者自身的观察、感受与现场偶发事件，自然生长出独属于小组的叙事脉络，让地域符号拥有真实的情感。

南都：当下“新大众文艺”的概念被频繁提及，在你看来，它较之传统意义上的大众文艺，核心内涵是什么？ 

刘庆元：我觉得最核心的不同，是很多生动的人、生动的故事被重新发现了。以前我们说大众文艺，可能是自上而下的、普及性的，但现在的新大众文艺，是很多原本就在生活里的人，开始主动产出自己的表达。我认为“新大众文艺”的提出，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社会化分工越来越精细，艺术家、知识分子、物理学家、化学家等，但从创作的角度，其实每个人都有产出自己作品的权利和自由。

我周围有很多这样的朋友。比如我认识的大货车司机，一边跑长途一边写小说，用文字记录自己的生活；比如有个农村妇女，只看过一次绘画班训练就报名，年纪最大却最投入，描绘自己的世界。这些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艺工作者，但他们有表达的欲望，有自己的生活经验，他们的创作就是新大众文艺的一部分。它不是符号化的、景观化的，而是让我们重新留意身边的人和事。就像我们这个展览里的作品，滑梯、夜市、公交车广告、辅料市场，都是平时大家忽略不计的东西，但当你去观察、去表达，它就有了文艺的重量。

南都：艺术创作的职业壁垒正在被打破。在你看来，是否意味着一种去精英化的艺术生产方式正在从边缘走向主流？

刘庆元：这个壁垒就算你不去打破它，生活也会打破它。人是需要流动和交流的，就像天气有晴有雨，这是很自然的状态。区别只是在于，为什么有的东西可以称为“文艺”或“不是文艺”，所以问题在于我们对文艺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我们不再仅仅认为“刘庆元做的就是文艺，非刘庆元做的就不是文艺”，因为“我”已经改变了，“我”并不重要了。我们看别人或者能在别人身上吸收什么变得非常重要。每个人都是彼此的展览，每个人都是彼此的故事，每个人都是彼此的角色，就是这样。

我自己一直是认同去精英化的，当然这不代表我自己不是精英，而是说我有这个意识去靠近、去尝试。说实话，把自己精英化不是一件很难的事，但去精英化很难。恰恰因为难，才值得去做。因为艺术之所以有意义，就是因为有问题需要回应。有问题时候的才是艺术。如果一切都完美、都正确、都高雅，那是沙龙艺术、享乐艺术，就失去了艺术最本真的力量。当然，去精英化不是降低标准，而是放下身段，回到生活里，回到人的连接里。我们做教育、做在地实践，本质上都是在做这件事。

南都：在你看来，大众是艺术的观看者，还是共同创作者？专业艺术家该以什么样的姿态介入大众生活？

刘庆元：首先我觉得，艺术家不用太讨好大众。艺术家是一个职业，有自己的专业思考和表达逻辑，这是最基本的。但同时，艺术家和大众之间不是单向的灌输关系，而是可以有共情、有分享的。比如有人找我刻一根葱，老百姓有这个需求，我愿意提供我的技术，这就是分享，是双向的。我不会觉得“刻葱是侮辱我的专业”，没有的事。但如果是让我做个商业logo、咖啡杯，我没兴趣，就会拒绝。决定做不做的标准，就是“有没有人与人之间对话的情感”，有没有交流的感觉。情感是底线，没有情感的事，就不是我要做的。说到底，我们一直在做的事，就是想重新找回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情感连接。

南都：在短视频主导公共传播的当下，很多展览作品会经历被拆解、被娱乐化的转译，你怎么看待这种传播中的“翻译”？艺术家如何应对这种传播逻辑？

刘庆元：不用过度关注传播。如果为了传播去创作，就变成博主了，作品里生动的东西就没了。比如前阵子做“街铺美术馆”这个展览，是想让更多做社区实践的人知道，还有年轻人在做这些事；想让街道、让街坊能看到，有这样的创作在关注他们的生活，这就够了。后面有人来拍、来传播是自然发生，不是刻意追求的。现在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大家评论风景、评论美食，说的话都越来越相似，被现成的词汇捆绑住了。创作不能这样，人一定要是变化的，不被现有的概念和词汇绑架，才能生出真正生动的东西。

南都：最后，这场课程展给你的教学和艺术实践带来了怎样的启发？

刘庆元：它又一次验证了，跨专业的教学里，每个人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生活是所有人共同的课题，没有谁高谁低。当下做老师的标准和要求一直在不断迭代和更新中，你要投入大量的准备，要跟AI相处但不被AI带着走，要把课堂的边界延伸到生活里去。但也正因为难，才有意义。课堂从来不是只在教室里的，它在街头、在市场、在桥底下，在所有有人的地方。我们多走一步，就能多探讨一种可能性。我相信再过十年二十年，会有越来越多人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比如放下手机，去徒步，去真实地接触世界。人类自己创造了技术，也一定会自己创造新的生活方式。丰富就好，不用都一样。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朱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