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网瘾机构戒的什么瘾？他以“实习教官”身份卧底机构3个月

从“26岁游戏代练被母亲骗进戒网瘾机构”，到“23岁双胞胎兄弟因辍学抑郁被父亲送入矫正机构”，近期，南方都市报持续推出《戒网瘾矫治机构乱象调查》系列报道，揭示了一条隐秘而暴力的产业链下，不仅有未成年人、还有已成年人子女被送入机构，而他们需要被改造的“问题”，除了打游戏、网瘾，还包括研学、抑郁、叛逆等等。

为何戒网瘾机构能够长期存在？这些打着“拯救”旗号的戒网瘾机构，究竟戒的是什么“瘾”？而“网瘾”又需要如何客观科学的界定？在戒网瘾、行为矫正这场关于“爱”与“控制”的博弈中，个体、家庭与社会还能做些什么？带着这些问题，南都记者对话人类学者饶一晨。

饶一晨曾是沉迷游戏的重度玩家，早年曾以“实习教官”的身份进入国内最早的网瘾干预基地进行3个月的田野调查，如今是荷兰乌得勒支大学人类学系担任助理教授。这样的多重经历，让他在拆解“网瘾”话题时，跳出了 “孩子/家长有错” 的单向评判，更冷峻地洞察到标签背后家庭、教育、文化缠绕的权力链条。

在饶一晨的人类学研究视角里，“网瘾”在中国家庭教育语境下已被建构成一种需要矫正的“道德疾病”，是一种“文化性的痛苦表达方式”。遍布各地的戒网瘾机构，则是当前年轻人厌学叛逆、心理抑郁等各类问题叠加汇总后凸显出来的一个社会“脓包”，也是传统家庭家长在寻找的一个昂贵且危险的代理人。

饶一晨在演讲中。受访人供图

南都：你为什么会选择 “戒网瘾机构” 作为硕士阶段田野调查课题？

饶一晨：我读大学那会，大概2008年前后，媒体铺天盖地报道 “网瘾少年”。我自己也常年打游戏，但我玩游戏没被指责，可能因为打得不够多，成绩也还行，还被褒奖是好学生；可身边同样热爱游戏的同龄人，却因为成绩下滑、不愿服从管束，就被贴上“网瘾少年”的标签，被家长强行送进封闭基地。

这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境遇分流让我好奇：同样是玩游戏，背后是怎样隐形的社会规则在筛选？一部分人的娱乐行为能被包容，另一部分却被定义为需要矫正的 “他者”，甚至要用脱离法律的手段去强制规训？人类学讲究研究 “身边的陌生人”，和我同龄的这些少年玩家明明是同一类人，却被权力规则割裂，这背后社会权力如何运作，是我最核心的研究切入点。

南都：您曾以“实习教官”身份在戒网瘾机构呆了3 个月，你当时对那个基地印象如何？

饶一晨：当年我去调研的是是国内最早一批戒断干预机构。非常制度化，在当时算价格不菲。

创始人有军事精神医学背景，他把行为治疗、心理咨询、家庭治疗、军事化管理等手法结合起来，甚至要求家长全程驻校参与课程，这是绝大多数特训营不会做的设计。营地一天八小时咨询师随时恭候，这种心理疗愈资源在正常环境下孩子是得不到的。我能感受到机构建立的初衷的确是想帮助众多家庭解决问题。

但坦白说，它本身也是一个天然矛盾体。一边是整套心理咨询体系，讲究平等沟通、梳理亲子创伤、探讨人生意义；另一边依靠退伍教官执行强制军事化的管控，然而这些教官大多只是部队服役两三年退役转业，没有经过系统心理培训，更不会知道怎么去关注孩子的内心。

对他们而言，这就是一份普通看管的工作，任务就是保证学员不出事、不打架、不“越狱”。而那里大部分孩子都是被哄骗进来，心不甘情不愿的，双方其实很容易发生冲突。他们基地管理的要求是“人性化管教”，杜绝暴力；但我去的第一天参加教官组会，就有教官因为动手打孩子，直接被家长举报然后停职了。

军训体罚与心理咨询，在社会学逻辑里其实都是某种规训的方式，区别只在于哪种方式看起来更科学/更现代，哪种更原始更非人性化。

南都：近期我们集中采访了20多位从违规戒网瘾机构出来的受害者。在您的观察里，现在的这些机构在营销话术、管教方式等方面，和您当年做田野调查时有什么不同？

饶一晨：坦白说，本质没有变化，只是宣传推广的媒介发生了变化。 当年家长可能是被广播、电视里的招生广告吸引，现在或许就是在各个平台上刷到推销“成长基地”“矫正夏令营”的引流博主。

我看到你们此前调查中起底的很多机构，更多是纯粹的商业逐利，甚至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暴力控制。它们把“网瘾”变成了一个“口袋罪”。

南都：您说的“口袋罪”是什么意思？

饶一晨：在当下的社会评价体系中，只要孩子不听话、厌学、早恋、甚至只是单纯的不爱说话或性取向问题，所有这些偏离了父母期望、不符合传统优绩主义标准的行为，统统可以装进这个“网瘾”的口袋里。

不少商业戒网瘾机构在持续鼓吹“网瘾是毒瘤”的同时，也会把厌学叛逆、心理抑郁等青少年的行为问题都打包进网瘾这个“筐”里，也是顺应这类公众印象和家长焦虑。它不再是一个医学诊断，而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行为失范”标签。

打游戏的孩子。

南都：这是中国家庭特有的吗？还是其他地方也有？

饶一晨：欧美也有青少年寄宿矫正学校，但主要针对吸毒、暴力等法律边缘行为，不会单纯把游戏沉迷作为收治理由。在中国表现出的是，网瘾矫正机构更多是应对“优绩主义”下的家庭管控焦虑。

这背后更深层的是“家长式威权控制”的社会文化心理。这种模式强调等级、秩序和“望子成龙”，在中国、韩国两个东亚国家最突出，中韩也是最早兴起军事化戒网瘾营地的地区。这里面明显带有大儒家共同文化圈的影响。

当孩子沉迷网络和游戏时，东亚家长感受到的不只是教育的失败，更是一种“失控的羞耻感”。在东亚儒家式伦理里，家庭作为最小治理单元，父母有义务也有权利去规训子女。如果孩子“学坏了”，说明家长失职了。

具体到中国的情形就更特殊一些。国内此前独生子女政策叠加当前激烈的教育内卷，孩子承载了家庭几乎全部的希望。国内中小学班额普遍偏大，教育评价又以分数为核心，教师也很难花费大量精力陪伴疏导叛逆、厌学的学生。学校最简单的处理方式就是让家长领回家，等于把育人压力全部转移给家庭。而被单一升学赛道捆绑的中国家长，一旦发现孩子成绩下滑、行为偏轨，就会有强烈的阶层下坠焦虑。所以，家长急切地寻找机构，实际上是想把“规训权”外包出去来缓解自身的教育焦虑。

南都：你所观察到的这些学员陷入网瘾和游戏沉迷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饶一晨：从人类学的角度看，瘾的本质其实是一种被强化的短路性连接。当“网瘾少年”无法在家庭或学校中与家长、同学建立有效的情感连接时，与网络、游戏建立连接却简单快速，不需要复杂的情感投资。因此所谓游戏瘾，本质是现实价值缺失催生的代偿性依赖。

我在基地里观察到，学员身上“网瘾”问题形成的关键，大部分源于他们的家长。那个基地学费在2014年一个月的治疗费用是14000元，能负担起的基本都是家境优渥的中产家庭。家长的社会头衔普遍光鲜，社会地位也比较高，相对应对孩子的要求也会更高。但囿于时间精力，往往对孩子教养是采用一种远程遥控和说教的方式，而很少关注孩子的内心需求。网瘾的发生同他们强烈施压的教养模式密不可分，高压下这些孩子也变得更加叛逆。

游戏设计的短路连接本身并不会使网瘾成为一种病，真正让网瘾成为病的，是游戏和现实之间的剧烈冲突。这些少年一旦从游戏回到现实，却发现回到的是让他们想要逃离的错误状态。而正是这错误的状态，在一开始将他们推向了游戏。

孩子被家长送进戒网赢机构。资料图

南都：作为人类学者，你如何看待家长送孩子进戒网瘾学校这种行为？

饶一晨：学员被送来主要是因为和家里爆发了冲突，而不只是因为上网/打游戏。家长们期待这个机构可以过几个月还他一个听话的、好好学习的孩子，他们希望把刷视频玩游戏之前的乖宝找回来。

在中国语境下，“网瘾”本质上不是一种单纯关乎自我控制障碍的病症，而是家庭/社会控制体系出现崩溃的一种信号。孩子通过沉迷网络来逃避现实压力，而家长则通过给孩子贴上“网瘾”的标签，来寻求社会支持和道德合法性，以此重新确立对孩子的控制。

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家长送孩子去戒网瘾机构“戒”的从来不是某种物质/行为依赖，而是一种在他们看来孩子偏离了社会“正轨”后的“行为失范”，是孩子脱离了原生家庭意志掌控的“失控感”。一些家长事实上并不在乎孩子内心是否空虚，是否对生活丧失了意义感，只在乎孩子是否“回归正轨”——愿意听话、好好读书、考大学乃至考公考编。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孩子明明靠游戏代练月入数万，甚至比普通白领赚得都多，依然会被父母送进戒网瘾学校。因为在父母的传统“范式”认知里，那不是正经职业，那是丢人的“行为失范”。

南都：所以据你的观察，网瘾或者游戏成瘾，是家长真正想解决的问题吗？

饶一晨：首先需要定义清楚，要治疗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才谈得上解决。

比如有父母说我孩子不自律、无节制打游戏，那把他扔给军事化机构，只是让他从早上9点呆到晚上9点，这种军训思路的解决方式就是由“他律”来达成“自律”。这样解决的只是家长眼中的网瘾，而不是孩子真正的内心问题。他们真正的问题或是失去了生活的意义感，患上了“空心病”；或是作为“优绩主义”的淘汰者，被踢出了正规成长体系。他们想在游戏的团队竞技中重新找到意义和归属感，最起码游戏里还能找到朋友和乐趣。

一个吊诡的现象是，在当时我调研的基地里，“瘾”这个字在他们的讨论中几乎是不出现的。站军姿时不谈，做心理治疗时也不谈。咨询师和学员谈论家庭关系，谈论代际冲突，谈论对学校的不满，谈论学习与生活的终极意义，唯独不谈游戏，不谈成瘾。

南都：从您的研究和观察来看，社会共识层面的“网瘾”应如何界定？

饶一晨：中国目前没有官方的“网瘾”诊断标准。世卫组织在2018年提出与“网瘾”相关的“游戏障碍”分类，将其列入成瘾性疾病，但需要满足长期游戏导致社会功能全面受损的前提；而国内民间话语里的 “网瘾”诊断标准则更为随意和弹性。事实上，世卫组织在《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ICD-11）的游戏障碍分类本身也引发过巨大争议。ICD-11发布次日，全球多地游戏协会联合发声反对，不少质疑声聚焦游戏障碍病理化或将造成科研公卫领域的资源浪费；也有很多人当时就担心这将进一步引发家长焦虑，从而诱发不科学惩戒机构的盛行。

如果从中国社会共识的角度，“戒网瘾”甚至可看成一种文化习语，且只有在专门的矫正机构和家长使用时，它才获得某种层面的实义。他们借助这一术语，对那些表现出“异常且叛逆行为”的青少年进行标签化、合理化，并将其纳入法律之外的制度化管理框架中。在国内矫正机构的实践中，“网瘾”常被视为“共病”，即伴随抑郁、厌学等问题出现。

之所以说它具有文化特性，并非因为过度使用互联网的现象仅存在于某些特定文化环境中，而是因为它往往会在诸如中国、韩国这样的东亚社会中引发更严重的困扰与集体干预。学术上称之为“文化性痛苦表达方式”。

南都：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每一代人都会指责新的娱乐方式毁掉下一代，从武侠小说到流行音乐、电视节目，再到游戏，您怎么看？

饶一晨：首先，或许一代代娱乐产物都经历过被妖魔化的阶段，但我不认为单纯的视听消费和竞技游戏可以简单类比。

尤其是现代多人竞技类游戏，比如LOL(英雄联盟），完全不同于武侠小说或单机游戏这种纯消费型娱乐，它提供的是一种“超短平快”的竞争体验和明确的奖励机制。它里面的每一个击杀、每一个升级，都在提供即时的正向反馈。它也不再是单纯的消费，它有排名、有段位、有全球总决赛、有几千万的奖金。甚至对部分孩子来说，打游戏不是逃避，而是在参与另一种形式的社会竞争。它提供了一套全新的“成功想象”，满足了青少年在现实教育体系外寻求成就感的心理需求。

其次，就游戏本身来说，它内核还只是一种娱乐载体，并不具备摧毁人的力量。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游戏本身，而在于我们的社会是否能容纳多元化的成功标准。真正持续制造 “问题少年” 的，是僵化的评价体系、白热化的教育内卷、居高临下的代际权力关系。如果只有“考公”“上985”才是正途，那么所有偏离这个轨道的行为，无论是画画、踢球还是打游戏，都会被定义为“成瘾”。

南都：对戒网瘾矫治行业的乱象如何治理，您有怎样的建议和思考？

饶一晨：这轮整顿清理，短期内或许会让戒网瘾机构引起警惕，不再广泛宣传、甚至自我规范；但长期来看，戒网瘾机构是各类问题叠加汇总后凸显出来的一个“脓包”。这个“脓包”下面，还有大量底层问题需要被正视：孩子厌学、沉迷网络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在教育高度内卷的升学压力下，家校社三方如何联动，有效引导支撑心理脆弱的孩子？

正是这些未被解决的底层问题，才成为戒网瘾机构长期存在的“市场逻辑”。仅靠举报一所关停一所，治标不治本。

我的建议是，应该下力气的是在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组织权威正规的单位牵头制定诊疗标准，为相关的心理从业者提供一套覆盖面更广、更体统化的培训。

其次，要在社区层面完善家庭教育支持系统，社工制度是一个很好的抓手。欧美国家针对青少年叛逆、家庭冲突，有较为完善的社工前置介入，推动矛盾早期化解。但目前国内青少年心理与社区公益服务体系仍然缺位，社工资源稀缺，普通家庭面对亲子冲突，找不到低成本、正规的公共疏导渠道，只能转向商业化矫正机构，也就滋生了这类灰色产业链。通过普惠社区社工服务，介入家庭亲子矛盾的早期干预，帮助父母学习如何与孩子沟通，而不再是单纯的控制。

最后，也是最难的，是社会观念的转变。社会需要建立更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增加技能职业、新兴职业正向宣传，弱化唯分数、唯学历的单一内卷叙事，降低全社会对标准化成长路径的依附。当社会评价体系变得多元，孩子有了更多选择的自由，被过度医学化的“戒网瘾” 产业链才能正本清源。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吕虹 发自北京

编辑：梁建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