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振江谈智利诗人米斯特拉尔：她的诗歌有“小鹿”的品格

“神鹰主动出击，将钩嘴啄进马背，小鹿借被动防卫以摆脱敌人，因为它能在百步之外就嗅到气味，在二者之间，我喜欢后者。能从甘蔗林后面观察动静的多情的眼睛，比一味从高空进行控制的残忍的眼睛好得多。”国徽上的神鹰与小鹿象征着智利精神的两个侧面：力量与风度。女诗人米斯特拉尔认为，人们往往耽于炫示神鹰的力量，但在和平晴朗的日子里，“脸色、语言、思维都应该是温柔的”，“小鹿可以是我们精神的第一位特征。”

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西语文学研究巨擘赵振江编译的《少一些神鹰，多一些小鹿：加布列拉·米斯特拉尔诗文选》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该书为S码书房“新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的代表之作，收录米斯特拉尔毕生创作精华，向中国读者介绍这位女诗人的传奇人生和富有强烈抒情性的文学杰作。

加布列拉·米斯特拉尔（Gabriela Mistral）是拉丁美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是迄今为止西班牙语世界里唯一摘得诺奖桂冠的女性作家。她1889年出生在智利北部的小村庄，14岁开始在山村小学做助理教师，20岁时于报刊上发表诗歌小说，在文坛崭露头角。她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担任过中学校长，实施过教育改革，做过记者、外交官；另一方面，诗歌将她引向另一条“荣誉和玫瑰花铺成的道路”，她相继出版的《绝望集》《柔情集》《塔拉集》《葡萄压榨机》等风靡南美，使米斯特拉尔最终登上“诗歌女王”的宝座。1945年，米斯特拉尔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院士雅尔马·古尔伯格在授奖词里将她与萨福媲美：“女诗人为我们献上亲自用慈母之手酿制的饮料，既有泥土的味道，又能抚慰心灵的饥渴。它源自希腊的岛屿，为了萨福；它源自艾尔基山谷，为了加布列拉·米斯特拉尔，这大地上永不枯竭的诗歌之源。”

智利女诗人加布列拉·米斯特拉尔。（图片来自网络）

赵振江教授是国内拉美文学研究巨擘，也是米斯特拉尔的读者和拥趸。说起米斯特拉尔的“神鹰与小鹿之辩”，赵振江认为，米斯特拉尔的大部分诗歌具有“小鹿”的性格：温顺、机敏、柔情，体现了真诚、美好、善良。与此同时，女诗人亦似一座沉默的火山，内里有沸腾的岩浆涌动。赵振江告诉南都记者，米斯特拉尔的诗歌并不以语言的典雅、形象的优美、结构的精巧或韵律的新奇著称，而是以“火一般的爱的激情感染着读者”。“这里所说的爱包括炽烈的情爱、深沉的母爱和充满人文情怀的博爱。正是这种奔腾于字里行间的爱的激情，使她的作品在群星灿烂的拉美诗坛上发出了耀眼的光辉。”

以马尔克斯、略萨、科塔萨尔、福恩斯特等为代表的“拉美文学大爆炸”一代作家曾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深远影响。当南都记者问及目前拉丁美洲文学在国内的译介和研究状况，赵振江直言，虽然随着西班牙语学科的发展，西语人才变多，但从事文学和诗歌翻译者依然稀缺，对现当代文学跟踪译介和研究亦是薄弱。“至于值得关注的拉美作家，应当说，‘文学爆炸’以后的作家和诗人，我们关注得远远不够。”

据悉，20世纪80年代末，云南人民出版社与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合作翻译出版“拉丁美洲文学丛书”，十几年间出版50余种，为拉美文学在华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24年起，作家出版社与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西班牙葡萄牙语文学研究分会合作，翻译出版“新拉丁美洲文学丛书”，意在让当年丛书中多年未再版而确有再版价值的书目重现坊间；译介丛书中已收录的作家成名作之外的其他代表性作品及拉丁美洲西葡语文学在中文世界的遗珠之作。迄今为止，“新拉丁美洲文学丛书”已出版22册，持续向读者介绍拉丁美洲这片具有非凡创造力的土地上生长的奇异的文学果实。

南都专访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赵振江

她的核心主题是情爱、母爱与博爱

南都：您是国内西班牙语诗歌翻译的领军人物，米斯特拉尔是您最早翻译的智利诗人，您是怎么发现她的？最开始被她这个人和她的诗歌的什么特质吸引？

赵振江：我译米斯特拉尔，始于1979年。那时，我在墨西哥学院进修。收到家信，说社科院外文所的陈光孚先生想约我，一同为漓江出版社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合译米斯特拉尔诗选。要我买两本相同的西文《米斯特拉尔诗选》：我从前半部，他从后半部，各选译3500行，回国后合拢出版。遗憾的是当我回国时，他因过于繁忙，只译了一小部分，这便是1986年版赵、陈合译的第一版《柔情》。了解了这位智利女诗人之后，真的很喜欢这位南美的“抒情女王”。她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德艺双馨”的诗人。

南都：《少一些神鹰，多一些小鹿：加布列拉·米斯特拉尔诗文选》是否收录了米斯特拉尔的全部作品？从《绝望集》到《葡萄压榨机》，米斯特拉尔的写作有哪些变化和演进？

赵振江：我只是选译了女诗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米斯特拉尔的诗歌创作，从《绝望》到《葡萄压榨机》，不断升华，但万变不离其宗，其核心就是“爱”：情爱—母爱—博爱。《绝望》是她的第一部诗集，也是其最有影响的诗集。在这些诗篇中，女诗人内心的激情与表面的平静形成鲜明对照，像一座白雪皑皑的火山，一旦打破沉默，沸腾的岩浆便毫无顾忌地喷发出来。由于诗与人融合得太紧密了，米斯特拉尔最初并不同意发表这些作品，但是在回复纽约西班牙语研究院时，她还是寄去了这个集子，“其中无论已发表过的还是未发表过的作品，都是首次汇编成册”。这些诗作绝非闲情逸致，更不是无病呻吟。正如智利著名文学家萨维德拉所说：“这是诗，而非匠人的艺术。”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米斯特拉尔情诗的韵味也是有变化的。《相逢》《天意》《死的十四行诗》《祈求》等作品，笔锋如刀，激情似火，显然是爱情的产物。而《爱是主宰》《心声》等作品的风格已渐趋缓和，不再是哭诉、呻吟或呐喊，诗人已更加成熟和冷静，语言已不再那么苦涩、辛辣，不仅有些甜润，有时还流露出一丝妩媚和俏皮，内容虽然还离不开痛苦，但却有轻音乐的韵味。至于像《痴情》《默爱》《羞愧》《苦恼》《儿子的诗》《夜曲》《不寐》等作品，则表现了她对待爱情一贯的精神状态。古巴女诗人杜尔塞·马丽亚·洛伊纳斯（1903-1997）曾这样写道：“如果说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世界，一个像我们在《绝望》中所发现的如此美丽动人的世界，那么她就不仅是写了一本书：她窃得了神火，而且没有自焚。”

《绝望》集中还有一组抒情漫笔式的释义性散文——《母亲的诗》。这是一束别具一格的小花。这是孕妇甜蜜的畅想曲，是对母亲深情的赞美诗。

对米斯特拉尔来说，“母爱”是神圣的。她自己虽无儿女，但并没有在女性的绝望中饮泣和呻吟，而是把深沉的母爱献给了更多的孩子们。《柔情》是诗人将“情爱”转化为“母爱”的集中体现。当女诗人摆脱了缠绵悱恻的情思时，她已经不是“偏僻山村”的小学教师，而是著名诗人、记者、教育家和外交官了。记者的敏锐、教育家的责任心和外交官的广泛交际开阔了她的视野，丰富了她的创作，使她的作品突破了个人悲欢的局限，向着更高的境界升华。 这时，她的作品已具有浓郁的美洲主义色彩，尤其是充满了对被压迫人民的同情。有一次，当教皇问她为谁祈祷时，她的回答是“为印第安人”，“为那些默默无闻的、在酗酒、贫困和无依无靠中任人宰割的人们”。当美国派遣海军陆战队去尼加拉瓜镇压桑地诺游击队时，她强烈抗议胡佛总统的侵略行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诗人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她对野蛮的战争充满了仇恨，为了和平事业而大声疾呼。她从自己隐居的地方对世界各地的被压迫者、对在战争中失去双亲的孤儿和集中营里的受难者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积极的声援，这使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非常恼火。米斯特拉尔在其诗作中，以无可混淆的牢固和张力体现了自己的品格：纯洁，朴实，富于激情，充满对人类的善和对大地的爱。

智利女诗人加布列拉·米斯特拉尔。（图片来自网络）

南都：这部诗集的题目《少一些神鹰，多一些小鹿》出自米斯特拉尔的同名散文。您怎么理解智利人精神中象征“神鹰”的一面和象征“小鹿”的一面？米斯特拉尔个人写作中哪些方面体现了“小鹿精神”？

赵振江：如何理解这本书的书名《少一些神鹰，多一些小鹿》，最好看看诗人是如何写的：

“对智利人来说，我们国徽上的神鹰和小鹿是具有非凡表现力的象征，它体现了精神的两个侧面：力量与风度。这种二重性本身，就使得它极难表现出来。它们相当于某些神谱中的太阳和月亮，或者陆地与海洋，是两种对立的因素，二者都是美德，但对于精神来说，却构成一个难以解决的命题。

无论在学校里还是在那些慷慨激昂的演说里，人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神鹰的寓意，对它那徽标上的同伴，对那可怜的小鹿，却很少论及，连它生活的地理环境几乎都无人知道。

坦率地说，我对神鹰缺乏好感，归根结底，它不过是一种美丽的秃鹫。然而，我见过它在安第斯山上空漂亮的飞翔。但一想到它化出那伟大的弧线只是为了悬崖绝壁上的一块腐肉，心中的激情便破碎不堪了。我们女人就是这样，比人们对我们的想象要实际得多……”

在米斯特拉尔的诗作中，绝大部分都体现了小鹿的品格：温顺，机敏，柔情，体现了真诚，美好，善良。在《柔情》集中，有一首十四行诗，《孤独的婴儿》，就把这种母亲的情怀体现得淋漓尽致：                      

听到哭声我停在山坡上，

走进路边小屋的门廊。

婴儿温柔的目光，从床上投向了我

甘甜似美酒使我如醉如狂。

母亲迟迟未归，躬身操劳在耕地上，

孩子醒来，寻找玫瑰色的乳头哭声凄凉，

我把他紧紧地抱在自己的怀里，

一首摇篮曲油然而生，飘荡悠扬……

月亮透过敞开的窗将我们凝望，

孩子已入睡，歌声还在回荡，

宛如新的光源，照得我心花怒放……

当母亲颤抖着打开房门，

看见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芒，

就听任婴儿在我的怀里畅游梦乡！

在米斯特拉尔的诗中，体现智利人“神鹰”品格的作品很少，即便有也不是直接写英雄人物的豪情壮志，而是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如这首《工人的手》：

粗硬的手啊，

长满了皱纹鳞片，

像粪土一样黝黑，

像烧焦了的蝾螈，

可它是多么美丽啊

举起时轻松

放下时疲倦。

将泥土揉碎，

将岩石翻转，

系好大麻的纤维，

理清紊乱的棉团。

世人对它看不上眼，

只有神奇的大地将它赞叹。

既像铁锤，又像钢锨，

它的灵魂却极不平凡；

有时在疯狂的轮子上面，

像蜥蜴被切成碎片，

然后，亚当之树，

枝条被砍断。

我听到它使织布机运转，

看到它在炉内经受煅炼，

铁砧使它半开，

麦浪使它握拳。

我看到它在矿井口外，

在蓝色的采石场边。

它为我划船荡桨

与恶浪周旋；

为我掘墓恰到好处，

尽管未量我的身长与肩宽……

每年夏天，它织布纺线，

它织的亚麻布，清新似水面。

然后将棉花和羊毛

进行梳理、轧弹；

在儿童和英雄的服装上

显示自己的才干。

它们都安睡在

材料和标记堆旁边。

天神将它们抚摩，

星宿把它们照看。

它们怎能入睡！

继续将甘蔗粉碎或将土地深翻。

耶稣将它们捧在自己的手里

直到霞光满天！

在任何地方，文学都不可能脱离社会

南都：米斯特拉尔是拉丁美洲的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说：“女诗人为我们献上亲自用慈母之手酿制的饮料，既有泥土的味道，又能抚慰心灵的饥渴。”在1945年二战结束这一年，瑞典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米斯特拉尔有什么特殊意义？

赵振江：1945年，二战的硝烟还未散尽，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精神和肉体的创伤远未愈合，人们渴望和平、友爱、真诚、善良，在这样的背景下，诺奖评委们发现了这位从智利大山中走出来的女诗人。她三岁时，父亲就离家出走。她没有进过任何正式学校，是名副其实的自学成才。米斯特拉尔从小就表现出诗歌天赋，九岁能即兴赋诗。十四岁时，家庭的经济负担就落在她肩上，她开始在山村小学做勤杂工。辛辛苦苦地工作，得到的却是校长和村民们的奚落和辱骂。1909年，她二十岁时，便在省内的报纸和刊物上发表诗歌和短篇小说。1910年她从助理教师转为正式教师，后来又从小学转到中学，并做过中学校长。1914年她参加了在智利首都举行的“花奖赛诗会”，以三首《死的十四行诗》荣获了鲜花、桂冠和金奖，从此便沿着荣誉和玫瑰铺成的道路青云直上。把诺贝尔文学奖授给这样一位女诗人，既符合时代要求，又符合大众心理，可以说，这拉丁美洲的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是应运而生、水到渠成的事情。

南都：米斯特拉尔的写作在智利以及拉丁美洲文学界产生了哪些影响？她在文学上有哪些追随者？

赵振江：虽说这拉丁美洲的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是应运而生、水到渠成的事情，但当时对女诗人获奖是颇有争议的。这可以理解，一个从智利大山里走出来的女诗人，没有背景，没有学历，没有文凭，获得世界文坛最有影响的诺贝尔文学奖，没有争议是不可能的。或许，正是因为有争议，才更加引人注意，从而产生更大的影响。至于哪些诗人在哪些方面受到米斯特拉尔的影响，我没做过深入研究，不好妄言，但有两件事，我印象深刻，愿和大家分享。

智利的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勃罗·聂鲁达，其《爱情十四行诗100首》中有一首是这样的：

59（G.M.） 

可怜的诗人们啊，生命与死亡

都在迫害他们，以同样的固执，

然后便淹没在喧闹的浮华中，

被赋予纪念的仪式和葬礼的牙齿。

现在，他们——像石子般暗淡，

在狂傲的骏马后面，伸展，

行走，最终被多事者管辖，

在侍从中，不得安静地入眠。

此前，当确信死者已经归天

人们用火鸡、猪肉和其他演说家

将葬礼变成一场可悲的筵宴。

人们窥视其死亡并将她欺凌：

只因为她的口已经合拢

不能再发出回应的歌声。

这是聂鲁达写给妻子马蒂尔德的情诗，G. M. 就是加布列拉·米斯特拉尔（Gabriela Mistral）的缩写。诗中“可怜的诗人们”显然不只是指米斯特拉尔，也包括聂鲁达自己以及所有像他们一样的诗人。由此可见，聂鲁达是把米斯特拉尔视作自己的前辈和导师。

另一件事是1992年，为纪念米斯特拉尔应邀协助墨西哥进行教育改革70周年，墨西哥经济文化基金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出版了女诗人的《歌集》（Canciones），并配有玻利维亚女画家格拉希耶拉·罗多·布朗赫尔（Graciela Rodo Boulanger）的插图。其前言是这样的：

“在拉丁美洲文坛上，严格地就其本身的价值而言，智利的加布列拉·米斯特拉尔是最杰出而人们又最少了解的作家之一。 她于1889年4月7日出生在智利北部小镇比古尼亚。她的原名叫卢西拉·戈多伊·阿尔卡亚加，然而为了纪念意大利诗人邓南遮并表达自己对普罗旺斯诗人费德里科·米斯特拉尔的仰慕，她为自己取名加布列拉·米斯特拉尔。她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就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很快便由于一些诗歌在美洲和西班牙报刊上转载而成名。  

1922年对她是很有利的一年：首先是一些纽约的教师决定将她的作品汇编成册，在西班牙学院出版；其次，数月后，她应新生的墨西哥革命政府的教育部长何塞·巴斯贡塞罗斯的邀请，赴墨帮助进行当时由部长牵头的伟大的教改工程。这‘灼人皮肤’的国度的慷慨举动，导致了她著名的《女性读物》和一些诗歌与文章的问世，在这些作品中，她以无可混淆的牢固和张力体现了自己的品德：纯朴，富于情感，对大地的爱和对人类的善。一种千年的平和与冷静与对大地和母亲的燃烧的激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一种狂热而又有节制的重力在她身上焕发出一种充满宗教色调与内涵的语言，她的声音使自然的举动——生与死、爱情和孤独、孤儿与母爱——化作一种过时的被遗忘了的礼拜的记忆与程式。她的另一个题材是风景。奥克塔维奥·帕斯写道：‘加布列拉的风景有一种分不出日期的模糊。她的中心标志是岩石，这是已经冷却的岩石的太阳，是化作坚硬物质和绿色苔藓的时间，是对复活的承诺。那是前哥伦布时期的碣碑，是沙漠与耕地、教堂与神坛的分界，而尤其是墓石。加布列拉长时间地观察岩石，我不知她在寂静中听到了什么神秘的语言：

我热爱一块瓦哈卡或危地马拉的

石头，我走近它的身躯，

它像我的脸庞一样红润坚毅，

它的裂缝在呼吸。

当我赤裸着身体睡着，

不知为何将它翻来翻去，

或许我从来不曾有过

而如今看到的是我的墓地。’

加布列拉·米斯特拉尔于194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经历不断的坎坷与追求之后，于1957年在纽约逝世，留下了大量的、不同风格的、始终对人类荒诞的生存条件予以关注的作品。在这个报刊选读本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墨西哥经济文化基金会奉献一部诗歌选集(CANCIONES)，它是由巴西著名女诗人恩里克塔·里斯本为了纪念加布列拉·米斯特拉尔而编选的。”

前言里有墨西哥诗人帕斯（199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对米斯特拉尔的评价。我想，从这两件事，米斯特拉尔对拉美诗坛的影响可见一斑。

南都：米斯特拉尔同时是一位教育家，还担任过驻派欧洲和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领事，另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智利诗人聂鲁达也集诗人、外交官和政治活动家于一身。以他们的作品为例，您怎么评价拉美文学和社会、政治的关系？

赵振江：拉美国家有派遣诗人、作家在外交界任职的传统。米斯特拉尔、聂鲁达、帕斯都曾长期任外交官。米斯特拉尔的诗歌，从情爱、母爱升华到博爱，和她走出国门、认识世界有直接关系，聂鲁达从写《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到成为“全世界最具反帝精神和最富有人民性的诗人”，和他在外交界任职以及长期流亡国外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不仅创作了自己的反法西斯诗集《西班牙在心中》，还营救了大批的共和国战士流亡到拉美国家。在任何地方，文学都不可能脱离社会，作家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直接或间接地为政治服务。

当聂鲁达要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时，收到一位黑人从荷兰寄来的信。信的大意是：“我代表荷属圭亚那乔治敦的反殖民主义运动。我曾要求得到一张参加在斯德哥尔摩举行授予您诺贝尔文学奖仪式的请柬。在瑞士大使馆，有人通知我要准备一件燕尾服——这种场合一定要穿的礼服。我没钱买燕尾服，也绝不穿租来的礼服，因为穿旧衣服会使一位自由的美洲人丢脸。所以我通知您，我将用凑到的一点点钱到斯德哥尔摩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那个授奖仪式的帝国主义性质和反人民性质，以此向全世界最具反帝精神和最富有人民性的诗人表示敬意。”

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振江。

诗歌在页面上播种眼睛，在眼睛上播种语言

南都：您曾翻译过聂鲁达、帕斯等多位西语诗人的作品。与这些诗人相比，翻译米斯特拉尔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赵振江：和聂鲁达、巴略霍、帕斯等诗人相比，米斯特拉尔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强烈抒发个人情感，尤其是她的情诗，由于情人的背叛和自杀，她的爱有时是通过“怨”和“恨”表现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译者一定要设身处地，体会女诗人复杂的心情。有时，她又会通过动词和名词的转换，来表达人们对“爱神”的无可奈何：

爱是主宰 

在田垄间自由来往，在清风中展翅飞翔，

在阳光里欢腾跳跃，与松林紧贴胸膛。

你能忘却邪恶的思想，却无法将他忘在一旁：

    你不能不聆听他的主张！

他的语言铮铮作响，他的语言像莺啼燕唱，

既有和风细雨的乞求，也有命令似的惊涛骇浪。

不要做出狂妄的神态，也不要装出愁苦的模样：

    对他的接待可要周详！

他是一副主人的模样，借口软化不了他的心肠。

他能打破鲜花的酒杯，也能劈开冰冻的海洋。

你不能开诚布公地拒绝他的留宿：

    对他的接待可要周详！

细致的反驳头头是道，

智者的论据，女人的温良。

除了神学，只有人类的科学能拯救你：

    对他的信念可要坚强！

他用麻布将你蒙上；你却会对他顺从忍让。

他热情地将你拥抱，你无法摆脱他的臂膀。

他向前行走，你会盲目地跟上，尽管

    看到前面是地狱不是天堂！

在米斯特拉尔的情诗中，这首诗很有名的。但是许多人把标题(Amo amor)译作《我喜欢爱情》。很奇怪，难道有人不喜欢爱情吗？译完全诗以后，明白了，原来amo 在这里不是动词amar的第一人称变位，而是名词amo, 即主人、主子、主宰。总之，我认为，不仅是米斯特拉尔的诗歌翻译是挑战，把任何一首西班牙语诗歌翻译成汉语，或反之，都是挑战。

2023年，赵振江获得“中智建交50周年”友谊纪念章。（受访者供图）

南都：请谈谈您的翻译理念。您推崇逐字逐句的直译还是拥有一定弹性空间的“创译”？假如遇到一个与您个人语调文风相差很大的作者，作为译者如何适应？ 

赵振江：我认为，在诗歌的西汉互译中，严格意义的“直译”是不存在也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西班牙语和汉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一个属印欧语系，另一个属汉藏语系；一个是多音节的拼音文字，另一个是单音节表意的方块字；一个是韵母相对单调但节奏鲜明，另一个有四声而且韵母非常丰富。如果逐字逐行对应，是无法译的。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学过外语的人都知道，在外语的写作里，最忌讳的就是重复使用同一个单词；而在汉语里，这有时却是一种修辞手段。如《红楼梦》里的“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秋花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桃花帘外东风软，桃花帘内晨妆懒。帘外桃花帘内人，人与桃花隔不远”，请问，如何能逐字逐句地翻译呢？

在对诗歌翻译的理解上，我完全同意墨西哥诗人帕斯的观点。他说：“译者的活动与诗人的活动是相似的，但有一个根本区别：诗人开始写作时，不知道自己的诗会是什么样子；而译者在翻译时，已经知道他的诗应该是眼前那首诗的再现”。诗歌翻译同样是创作，不过是“二度创作”。诗人是用自己的语言表述自己的思想感情，而译者则是用自己的语言表述诗人的思想感情，即“戴着镣铐跳舞”。诗歌不同于小说：小说是讲故事，有人物、情节、发展脉络，而诗歌是靠意象抒发情感，通过隐喻表达愿望与诉求（我指的是抒情诗）。用帕斯的话说：“诗歌在页面上播种眼睛，在眼睛上播种语言。眼睛会说话，语言会观察，目光会思考”。翻译诗歌，与翻译小说不同，因为还要考虑翻译出来的文字也应该是“诗”。这是我在翻译诗歌时努力追求的，而追求无止境。翻译，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我们对拉美作家的关注还远远不够

南都：您如何评价目前国内拉丁美洲文学的研究、译介和出版现状？还有哪些特别值得读者关注的拉美作家？

赵振江：老实说，我对目前国内学界对拉丁美洲文学的研究、译介和出版情况没有进行深入、全面、系统地研究和梳理，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只能说更深入、更开阔了，那时主要是翻译，现在研究和评论更多了。现在学西班牙语的人多了，但工作的面也更广了，做文学尤其是做诗歌翻译的人还是太少了，对文学经典的译介和研究有待加强，对现当代文学的跟踪译介和研究更是薄弱。但可喜的是随着西班牙语教育蓬勃发展，国内西班牙语的人才迅猛增加，对拉丁美洲文学的译介和研究一定有乐观的前景。至于值得关注的拉美作家，应当说，“文学爆炸”以后的作家和诗人，我们关注的远远不够，由于个人未作深入研究，就不做具体介绍了。

南都：您一生致力于研究和译介拉丁美洲文学，您认为拉美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文字对您的人生产生了哪些滋养？现在的读者阅读拉丁美洲文学会有什么斩获？

赵振江：几十年来，通过翻译和研究西班牙和西班牙语美洲诗歌，开阔了眼界，增加了知识，加深了我对拉美各国的了解，同时也受到了教育，净化了心灵，使自己的“三观”更加明确和坚定。西班牙和西班牙语美洲的大诗人，聂鲁达，巴略霍，帕斯，马查多，加西亚·洛尔卡，阿尔贝蒂……他们都不是为个人写诗，而是为时代代言，为人类代言。我在翻译《西班牙在心中》《西班牙，请拿开这杯苦酒》《太阳石》《卡斯蒂利亚的田野》《诗人在纽约》《中国在微笑》等作品时，仿佛自己和诗人们一起，身临其境，不仅是感动，而且是不断地受启发，受教育，受鼓舞。这也是我为什么能几十年如一日，坚持翻译西班牙和西班牙语美洲诗歌。我相信，阅读拉丁美洲文学的朋友们会和我有同样的收获。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黄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