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科医生韩杰被判医疗事故罪网上喊冤，四大焦点问题引争议

近期，江西儿科医生韩杰因医疗事故罪获刑一年一事引起热议。医疗纠纷中，“罪”与“非罪”的界线在哪里？韩杰案的争议焦点是什么？南都记者梳理已披露的公开信息，采访两位医疗领域资深律师，探讨争议关键所在。

医疗事故入罪，关键在于认定“严重不负责任”

北京盈科（广州）律所的吴乃德律师曾在三甲医院做过急诊科主任、ICU主任，并曾在医院医务部、质量管理科工作过，他告诉南都记者，“医疗事故罪”在刑法第335条中进行了界定，其定罪的主要依据是医务人员的“严重不负责任”，后续最高检与公安部出台规定对“严重不负责任”的7个情形进行了规定。

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李强律师曾是一名胃肠外科医生，执业近20年，参与多起医疗纠纷案件处理。他介绍，讨论医疗事故罪，要先厘清“医疗事故”的概念，“医疗事故有两个构成要件：临床工作人员违反诊疗规范、导致患者出现不良后果”，而医疗事故罪的入罪前提是：构成医疗事故，同时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

法律学者罗翔在其8月13日发布的文章中表示，对于医疗事故罪“严重不负责任”的认定，他个人倾向“折中说”，即“在认定任何一个案件的时候，除了抽象的规章制度以外，还要有一个代入性的思维，要站在被指控人的立场去思考问题，要去想如果我处于医生的地位，我是否能够轻轻松松地发现问题，从而避免事故的发生，而这种代入性的思维要考虑到地方的差异、学科的差异，各地医疗水平不同”。

全国人大代表、肺移植专家陈静瑜8月4日在社交平台公开发言关注韩杰案，他提出，应将医疗过失与主观恶意犯罪严格区分，韩杰案推开后，有可能助长防御型医疗、加速医疗人才的流失。

吴乃德表示，虽然已有界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关于“严重不负责任”的自由裁量空间仍然相对较大，因为医疗问题相对专业，临床操作中情况多样，因此，医疗事故罪少见，但不罕见，一旦出现，也非常容易引起争议。

为何认定韩杰“严重不负责任”？二审判决书中，法院意见指出：“在患儿3时许入院至其11时下班离开（记者注：韩杰8时许已交接班，之后至11时在办公室处理其他事情），长达8小时的时间内，其除了对患儿采取输液治疗外，未行其他任何检查排除小儿疝气等外科情况，亦未密切关注患儿病情变化，患儿转院时已经病情恶化，丧失了关键的救治时机”。

“韩杰医生肯定有过错，但是否是‘严重不负责任’、是否应当入刑，我觉得有很大的值得商榷的地方”，吴乃德认为，从目前披露的事实来看，韩杰的过错更多由经验不足引起。

焦点一：未请会诊，是“严重不负责任”吗？

在韩杰案中，争议集中在韩杰的过错是否属于“严重不负责任”。

根据已披露信息，患儿在凌晨3点左右在抚州健强医院就诊后，X光片检查结果已显示出肠梗阻迹象，吴乃德指出，肠梗阻是外科疾病，此时，规范化的诊疗常规是请外科医生会诊，而韩杰没有做，只进行了保守治疗，这是一个医疗过错。

为什么没有请外科会诊？一审判决书中韩杰称，“觉得是过年期间吃坏了东西，得了胃肠炎的肠梗阻，没有考虑到有嵌顿疝的外科情况，就没有去叫外科医生会诊”，韩杰在接受健闻咨询采访时表示，凌晨接诊时患儿“情况还好”，就没有请会诊，“我一直希望早上8点钟主任来查房之后，由他来判断需不需要请外科会诊，因为平时要不要会诊的决策，都是看主任查完房之后做出的”。

韩杰同时也表示“我们医院的会诊制度不完善，基本上没有什么合作。因为我们外科是成人外科，对小孩子疾病还没有我们科主任经验丰富，所以有什么棘手问题，我们首先请示的是儿科科主任，而不是外科”。

焦点二：查体疏漏，是“严重不负责任”吗？

韩杰没有对患儿行腹股沟触诊以排查肠梗阻是否是由腹股沟疝引起，也是被多位专业人士指出的医疗过错。

针对该问题，韩杰8月6日在医生社区丁香园发帖回应，其称接诊过程中完成了常规腹部体格检查，但对腹股沟部位确实存在漏检，“当时工作太忙，以及我个人诊疗水平当下的局限，没有想到做一下腹股沟部位的专项体格检查，存在漏做，这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我不回避”。

“查体疏漏，是不是‘严重不负责任’？我认为，更多是医生经验不足导致的”，吴乃德介绍，按照教学大纲，为患者做全身规范查体需要45分钟，实际执行中不可能完全照做，只能依据患者主诉进行针对性查体，所以，这种漏检，更多是技术水平不足、经验不足的问题。

李强认为，从韩杰的临床经历来看，查体疏漏的问题，确实有可能是经验不足造成。判决书显示，韩杰2004年开始当乡村医生，2018年去抚州健强第五医院上班当助理医生，2019年去儿科上班，2023年10月取得执业医师证，正式成为儿科执业医师，2024年2月17日凌晨当班时，韩杰遇到该患儿，“拿证4个月就遇到这件事，他确实经验不足”。

判决书显示，二审法院对此有不同意见：“韩杰具有五年的儿科专科经验，亦接诊过小儿肠梗阻患者，探查过其他小儿患者的腹部和腹股沟区，对该类常见病症的确诊、治疗手段、以及危险性具有清晰的认识。”

吴乃德认为，刑责认定方面，有必要区分“医疗责任事故”和“医疗技术事故”，比如，值班时擅离职守、未有效核对用药等情况，就属于医疗责任事故，而“医疗技术事故”更多是医生受限于自身的技术水平而出现的问题。

李强介绍，在处理医疗纠纷案件时，他接触过比韩杰案更为极端、恶劣的不负责任情况，而韩杰当时的接诊情况，从已披露的信息来看，虽然确实有过错，但已经在积极处理，比如，安排了拍X光片。

焦点三：后续患儿死亡，是韩杰一个人的责任吗？

韩杰早上8时交接班过后，发生了什么？根据财新披露的二审裁定书，患儿家属在法庭陈述：8点多韩杰来查房，他提出孩子病情加重了，还在呕吐，胃部越来越胀，韩杰回答是正常情况。

下午两点左右，患儿病情加重，呕吐没有停止，腹部剧痛。当时上级医生在出门诊，家长抱着患儿在上级医生助理的带领下找到了外科医生。与医生交谈后，当天下午2时15分，家长带航航自行驾车赶往100多公里外的江西省儿童医院。经过约两小时的赶路，在离医院还有约10分钟路程时，患儿呕吐后突然意识不清、心跳骤停，家长做了心肺复苏，到达医院后，患儿未能被救回，下午5时51分离世。

李强认为，患儿后来出现严重后果，与第二天白天的病情变化、处理不当有很大关系，“这个孩子是夜间急诊接的，白天交接班后，接班的医生应该要全面审核病历、完善检查、制定更好的病情监测诊疗的方案，但这方面我们没有看到详细的病历披露，不了解他们做了什么、没做什么、后续的转院是怎样发生的，如果白班医生没有处理好，责任就不应该在韩杰一人身上”。

李强说，现代医院体系强调首诊负责制，也强调三级查房制度，临床实践中，首诊的正确率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高，有疏漏并不少见，医院工作有整体性，患者诊疗是在后续各级医护、医技科室的系统性检查治疗中不断调整、逐步完善的，“尤其像韩杰，他年纪不小了，但他拿证才4个月，他也只是住院医师，上级医师必须要有自己的检查诊断”。

对于韩杰与其他医生的责任归属问题，一审判决书中法院意见是：“其他医务人员、医院管理制度乃至患者家属的责任划分问题，不能当然免除韩杰作为首诊医生可能存在的独立刑事责任，首先，韩杰作为首诊医生，其诊疗行为是后续诊疗的基础”；“被告人初始诊疗行为本身存在‘严重不负责任’的情形，未能及时发现或排除患儿关键病情，该行为不能当然免除其对初始诊疗过失的责任；其次其他人员的责任与韩杰的责任是并行不悖的，可以分别评价。”

焦点四：未尸检，患儿死因与韩杰过失有因果关系吗？

另外，李强提出，患儿死亡后未进行尸检，这使得具体死亡原因存疑，那么，死因与韩杰不当处理之间的因果关系就要打一个问号。

据财新披露的二审裁定书内容，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未尸检不能证明因果关系”做出了回应：江西省儿童医院急诊科参与抢救的医生作出的新证人证言，以及患儿经抢救后两次恢复心率、后又因严重代谢性酸中毒导致心率再次下降后无法恢复等事实证明，患儿的死亡不符合“窒息死亡”的表现，而应诊断为呼吸心跳骤停、感染性休克、肠梗阻、嵌顿性腹肌沟疝和多脏器功能衰竭。

法院据此认定，韩杰的漏诊及其采取的不合理的治疗方式不仅未挽救患儿，反而延误了病情，从其入院至死亡仅十几个小时，其漏诊行为与患儿死亡结果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

提醒：医疗界不必恐慌，坚守“审慎注意”原则

韩杰案发生后，不少医务人员担忧，韩杰案会形成示范效应、使得医疗过错更轻易地定罪入刑。

对此，吴乃德表示，此案确实在医生群体中引起很多关注和讨论，但医务人员无需过于恐慌，从医过程中避免法律风险，最关键的是坚守“谨慎注意”义务。

什么是“谨慎注意”？吴乃德以韩杰案中患儿为例说明：谨慎注意，就是在拍片怀疑肠梗阻时，请相应会诊；病情把握不准，及时请示上级医师，“你经验不足，但你有其他科室同事、有上级医生，请他们来协助诊疗，这是你的义务，也是医务人员的基本功”。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