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被“滥用”？学者：应实质性化解公众诉求

国务院许多部委的行政争议中，与信息公开相关的比例曾达三分之一以上，这一数据让“依申请公开是不是被滥用了”成为政务公开领域最备受关注的话题。

8月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的政务公开理论与实践研讨会（2026）举行，与会的实务工作者与专家学者，围绕政务公开领域相关问题展开探讨。

有与会人员表示，大量公众申请信息公开的背后，往往存在实实在在的困难，一旦实际问题解决，信息公开申请的需求自然消失，真正滥用依申请公开的只是少数。因此，应实质性化解各类公众诉求，从源头减少公开申请，同时全面提升主动公开的质量。

依申请公开被“滥用”？需全面提升主动公开质量

2019年4月，修订后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布，对公民、法人等进行依申请信息公开取消了“所申请的信息与申请人之间存在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这一限制条件，即取消了依申请公开的“三需要”身份门槛，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

申请门槛降低后，各地政府机关受理的依申请公开数量也随之增多。各地发布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广东省各级行政机关共收到依申请公开95460宗；山东省共受理62839件，同比增长6.27%；浙江省共收到57337件，较上年增长4.9%；上海市共收到47566件，较2024年上升12.7%。

信息公开申请量的持续攀升，也引发依申请公开被“滥用”的担忧。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国情调研室主任、研究员吕艳滨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国情调研室主任、研究员吕艳滨在调研中关注到，据调查，国务院许多部委的行政争议中，与信息公开相关的比例曾达三分之一以上，此类行政争议也是目前困扰各级政府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建曾在最高法发布会上提到，司法实践中的确存在有的当事人申请信息公开、提起行政诉讼不是为了获取信息，而是为了引起有关机关对其利益诉求的关注与重视；极个别当事人甚至多次重复申请公开相同、同类政府信息，继而形成大量明显超出正常权利保护需求的行政复议和诉讼案件。

“此类滥用权利行为，既挤占大量的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影响行政机关与法院正常履行职能，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程序与制度空转，损害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的权威性与公信力。”耿宝建称。

建议实质性化解公众诉求，减少公开申请

依申请公开被“滥用”的质疑的背后，也体现了公众诉求无法满足的现实难题。

吕艳滨对此表示，申请权的存在本身具有重要的制度价值，对政府的公开行为构成了必要的外部压力，如缺乏对申请权的充分保障，相当一部分行政机关将失去主动公开的动力。

吕艳滨也分享了一位地方政府人员的观点：大量公众申请信息公开的背后，往往存在实实在在的困难，公民真正的诉求是希望政府帮助解决问题。一旦实际问题解决，信息公开申请的需求自然消失，真正滥用依申请公开的只是少数。

基于此，吕艳滨提出分类施策的解决方案。他建议，应实质性化解各类公众诉求，从源头减少公开申请。此外，还应全面提升主动公开的质量，因为大量申请的产生，根源在于“政府部门认为公开了，但公众认为没有得到”。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杨伟东发言。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取消了“三需要”的身份门槛后，法院系统也基本确立了“只要申请被拒即有复议和诉讼资格”的原则。但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杨伟东关注到，近年来，有法院开始出现“回潮”现象，要求申请人必须具有“利害关系”。

此外，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向申请公开政府信息超出一定数量或频次范围的申请人收取的行政事业性费用，旨在调节申请行为、引导合理行使权利。

‌‌杨伟东表示，近年来，当在公众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时，也存在被收取“高价信息处理费”的现象，有机关收费高达15万元，这一现象值得关注。

多地探索政府公报数字化转型

“信息发布”是政务公开领域的首要环节，与会人员普遍认为，加强主动公开可保障公民知情权、减少依申请公开的诉求。

过去，各政府部门自行发布政策文件，发布渠道不统一，导致公众想找政策却不知道去哪里找。研讨会中，杭州、上海等地分享了如何以政府公报数字化转型为突破口，让政策“查得到”。

南都记者了解到，政府公报是刊登行政法规和规章等标准文本的法定载体，也是政府发布政令的权威渠道，而传统纸质公报发行周期长、信息传递效率低，已无法满足公众对政务公开的要求。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副主任曾庆良介绍，杭州市积极探索深化政府公报数字化转型。改革前，政策文件分散在各职能部门自行发布，“有些部门在官方网站发，有些在微信公众号发，文本质量参差不齐”。改革后，杭州确立市政府公报为政策发布主渠道，凡纳入公报刊载清单的政策文件，须统一到公报首发，未经公报首发不得对外公布。

此外，杭州市还开发了市政府公报数字化管理系统，集成智能辅助审校、智能问答应用等功能，依托管理系统的开发，将政策文件的审核、发布、管理服务全链条数字化运行。

曾庆良介绍，改革后，政府公报的发布时效从34天压缩至24小时，改革13个月累计审核发布220份文件，实现“零差错”。网络版公报日均浏览量目标突破2万人次，纸质版印刷量从11600份减至3800份。

上海市普陀区常委、副区长李荣华发言。

上海市普陀区常委、副区长李荣华介绍，普陀区在全市率先上线政府公报微信小程序，集成文件检索、个性订阅、精准推送、阅办联动、留言互动等功能，划分16类主题标签，按用户订阅需求定向推送最新政策。线下延伸查阅网络，在政务服务大厅、图书馆、档案馆等传统点位基础上，新增协同创新中心、党群服务驿站等基层查阅网点。2024年8月平台正式上线，订阅超6000人次，移动端月均访问量达11000人次，纸质公报精简80%。

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

政务公开领域，“政府公开”与“公众需要”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错位，多地正采取措施弥合这一鸿沟。

山东省青岛市政府办公厅政务公开处处长王红岩介绍，青岛探索以“人工智能+政务公开”方式，升级政策问答平台、AI解读、数字人主播等智能应用。依申请公开数智化平台实现全市联动处置，“搜一搜”智能检索功能今年已为申请人精准推送政策1500余条，主动公开文件申请量同比下降60%。

滨州则探索政务公开与基层文化场景的深度融合，山东省滨州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张博介绍，滨州依托“滨州政好”活动开展政策宣讲，已累计开展36期，足迹遍布社区、乡村、学校、商超。此外，阳信县推行“喇叭直播”村务公开与“阳光报告会”，用群众最能触达的渠道传递他们最需要知道的信息，已累计召开3000多场次，信访量同比下降15%。

此外，北京市西城区政务服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平还提到，西城打造了“西城企事通”平台，将“评价反馈”嵌入政策，平台上线“政策温度计”评价模块，围绕政策适配、易懂、办理便捷、兑现时效等维度让企业随时打分提意见。后台还建立“日监测、日转办、月报告”机制，企业反馈直接推送业务部门研判，据此优化修订政策、升级服务。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研究员栗燕杰认为，政务公开碎片化，难以回应企业对于政策确定性的现实渴求，而各地大力建设统一政策发布平台、推进政府公报改革，初衷就是破解政策源头不统一、信息碎片化的问题。

“海量公开不等于受众获得，信息公开不等于服务终点。”栗燕杰也强调，如果没有最终兑现，政策公开就是一种“空转”和“新型的形式主义”。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刘嫚 发自北京